说过韩国佛教的比丘道友，日本教界的长老同参，也令我一样尊敬。
在一九七一年中旬，我和曹洞宗馆长丹羽廉芳长老，分任台湾和日本佛教促进会的会长，那时我五十岁左右，一九〇五年出生的丹羽廉芳长老已近七十岁了，他为人恺悌仁慈，对年轻人非常体谅照顾，我把他当作长老、老师一样敬爱。我们相互尊重，彼此合作，双方为促进台湾和日本的佛教关系，来往非常频繁。
与日本曹洞宗永平寺副贯首丹羽廉芳长老合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丹羽廉芳长老在一九七四年到佛光山访问，接着，一九七七年我也到东京访问。当时，他在永平寺的派下寺院“东京别院”设宴招待我们，他觉得两地的佛教有相互来往的必要，我也赞同他的见解。
有一次，他带我到横滨总持寺参访，当我看到唐朝禅宗祖师石头希迁和尚的不坏肉身，竟然堆放在一个小仓库里，心中真是惆怅不已。后来又听说，在日本一家百货公司一场禅的展览会上，他们也把和尚的不坏肉身放在会场上展出。那时候，我们大不以为然，我也曾试图设法迎请回台供奉，却总不得其门，眼见祖师国宝流落在外，心中着急不已，但也只有慨叹无奈了。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深感台湾和日本的来往，势必有重大的变化。尤其当时日本一直想要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希望和北京建交。这是世界大势所趋，已难以挽回，所以在参观奈良东大寺时，我就建议他们将鉴真大和尚的圣像，送到大陆供奉，总比石头希迁和尚被放在百货公司展览要好得多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佛教可以早于政治作友谊的联系，这对促进双方人民和平往来都有好处。后来鉴真大师果真在一九八〇年回娘家探亲，在扬州造成轰动，计有五十多万民众和佛教徒前往瞻礼。但我们的报纸舆论上只提到中日打“乒乓外交”，却鲜少报道鉴真大师回乡一事。其实，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人心道德的净化、友谊往来的促进，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功德是不可磨灭的。
我与丹羽廉芳长老可谓忘年之交，对佛教的发展有许多共同的想法，理念一致，尤其是他谈话时的笑声，至今回忆起来，都充满着佛心法义，令人想念不已。
在日本的出家人当中，我早期交往的还有冢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等人，但是后来往来最多的，就是水谷幸正了。
水谷幸正，一九二八年出生，曾担任日本佛教大学的校长，专研大乘佛教思想，是一位用心于佛教人才培育的教育家。佛光山早期的弟子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到日本留学，都曾经跟随他学习。
我们的友谊深厚，可以算是几十年的老友了，他给予了我许多的支持和鼓励。像他任职的日本佛教大学，承认佛光山佛学院的学历，让许多佛光山的弟子，得以顺利前往进修。记得有一次，他在美国参观西来寺后，说：“我有一个不解，我们日本佛教到美国来发展，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但是我们设立一个别分院是那么的困难，而你们在美国一下子就成立了那么多的别分院，我们净土真宗要跟你们学习。”
慈惠法师（左）作为代表参加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创校百周年纪念庆典，与大学前理事长水谷幸正（中）、现任校长山极伸之（右）会面（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另外他又谈到：“日本寺院的信徒觉得，只要对寺院缴纳会费，就算是尽到责任了。反观中国的信徒都会在寺院走动、做义工，把寺院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这是如何教育的呢？”
感谢这些往来的好因缘，让佛光山能在日本发展佛教，此中水谷幸正给我们很重要的助力，尤其是协助佛光山东京别院立案成为“宗教法人”。后来，位于本栖湖边的本栖寺，因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曾被日本政府视为邪教的奥姆真理教大本营，因此日本政府对于外来的宗教非常顾忌；水谷幸正也出面为我们讲话，现在寺门口已正式挂牌“临济宗佛光山本栖寺”。
水谷幸正曾经担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副会长，他认为国际佛光会是超越宗派、种族、地域、国籍的一个社团组织，具有融和的特点，所以能在国际上受到认同。他也肯定我创办大学的理念，一九九三年佛光大学举行安基典礼时，他特地前来参加，给予佛光大学很高的期许。他致辞说：“相信佛光大学将会是一所代表台湾的大学，五十年后，更是代表佛教界的大学。”对于他的赞赏，我实在愧不敢当，也期许佛光大学在校长、师生的努力下，能朝着水谷幸正教授期望的方向而努力。
所谓“临济儿孙满天下”，佛光山是属临济宗派下；而在日本，临济宗也是一个大宗派，尤其是坐落于京都的日本临济宗本山妙心寺，内分四十八院，各立门庭，联合起来就等于一个城镇一样。它的派下有三千六百个别院，分布在日本全国各地，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妙心寺对台湾佛教一向很友善，所以台湾佛教界很多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都会先挂单借住在妙心寺。一九六三年，我曾随台湾佛教访问团到日本访问，妙心寺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四十八分院的住持及该寺派下各事业机构主管全部出席，大概有百人之多，可见妙心寺对台湾佛教的重视了。
那一次的参访，我也拜访了日本临济宗的宗长古川大航长老。他是一八七一年出生，当时已九十多岁高龄了，是一位有德而慈悲的长老。一九六三年高雄寿山寺落成时，他还亲自前来参加，我非常感念他对我这样一位后辈的提携与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