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籍的出家人士中，与我持续来往最久、我也支助最多的，就属拉达克的摩诃菩提国际禅坐中心会长僧伽桑那（Sanghasena）法师了。

僧伽桑那，一九五八年出生，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早期，他远从拉达克到台湾，看到佛光山的发展以及女众法师的成就，想到自己故乡佛教的没落，就很希望我能对拉达克的佛教有一些帮助。但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我积极筹办“国际佛教僧伽讲习会”，倒是帮了我不少忙。因为他在各处云游，认识的出家朋友很多，在他的号召下，一下子就有七八十位国际比丘参加，甚至，后来他们对佛光山也有很多的协助，例如荷兰的阿难陀法师就是一例。

僧伽桑那法化的地区拉达克，两千年前是大乘佛教最活跃的地方，那里的神奇灵异的事迹很多。比如：拉达克是山区，海拔都在四千公尺以上，交通不便，每年的八月到第二年的五六月都是冰封时期，活动不易。听说就有许多大阿罗汉们在那里飞行自在。除了奉行大乘佛教的拉达克人以外，很多的藏传喇嘛、上师，也聚集在拉达克各自发展藏传的佛教。

记得一九九二年，我曾经应邀到拉达克弘法，车队到达拉达克佛教会会址所在的一个寺院，我们依照寺院礼仪为常住大众诵经祈福。在诵经时，我才举腔唱了一字，就不能接第二字了。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气压和平地不同，造成高山症，导致缺氧的状况。可见，平时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经常被忽略的空气，是如此的重要而不可或缺。

前往拉达克成立“国际佛光会拉达克协会”，并参加累邑摩诃菩提国际禅坐中心开幕仪式。左为拉达克佛教领袖僧伽桑那法师（一九九二年七月七日）

在拉达克访问期间，我看到当地的人民普遍贫穷，公务人员每月的薪水相当于二百块台币，土地大都寸草不生，昆虫更不容易生存。但在拉达克，我感受到当地人都像家人一般亲切，彼此心中没有分别。因此，一般人认为拉达克很贫穷，我却认为拉达克所潜存的精神文明，不是现在的物质文明社会所能相比较的。

尤其让我记忆深刻的，除了几乎要人命的高山症以外，有一次车行在一个广场，当我即将离去时，一位美丽的小女孩突然冲上前来，拿了一朵花要给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她含泪望着我的眼神，让我为此情此景深受感动。因为拉达克靠近喜马拉雅山，临近冰河地带，四季冷热温差甚大，一年有半年以上是雪季，在那么贫穷的地方，这一朵鲜花实在是来之不易。我一时不知如何感谢这一位十多岁的女孩，赶紧请司机把车子停下来，就把身上挂的一〇八颗念珠送给她，答谢她所赐予的纯真供养。后来如是我闻公司邀请知名音乐创作人李子恒先生，把我这一段记事谱写成《拉达克的花香》，曾有一段时期，成为流行的歌曲。

那一次行程中，同时也成立了“国际佛光会拉达克协会”，由我亲自主持。在众人推举下，请僧伽桑那担任会长，他是一位优秀的佛教人才，性格温和，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发心兴建拉达克贫困学童住宿学校，我除了捐款支持学校建设外，也协助他们修筑马路、建立僧寮，以及装设自来水管、开凿水源等。我回到台湾之后，仍然不断地帮助他们建设，他也随着国际佛光会到世界各地开会，各地的佛光会对他们也多所赞助，真可说是佛光普照了。

僧伽桑那法师的发心，使我想起在佛光山参加过“国际佛教僧伽讲习会”的南传、藏传、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比丘们，他们各自行道于这许多苦难的区域。其实他们有的英语都很相当，应该可以弘法于欧美，但是他们却发愿到我们认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弘化，而且乐天知命，这不就是修道的本色吗？

另外，僧伽桑那每年也派十多位学生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男、女众学部就读，甚至到美国西来大学留学。学成回去后，都能说上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因为签证问题，移民局误以为他们是藏传人士，而不愿核发签证，不得已，只有把他们转学到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学院去读书。

我深有所感，佛教的复兴不在于寺院的多少，不在于僧众的有无，而是需要佛教教育的普及。日本、韩国的佛教兴盛，归功于佛学研究的普遍和许多佛教大学的设立。但在佛教发源地印度，现有的佛教学校却是屈指可数。想起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那烂陀（Nalanda）大学就有学生三万多名，思及于此，心中唯愿以后拉达克佛教的教育，也能像那烂陀大学一样，再现辉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