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Thien-An)法师,原籍越南,一九二六年出生,比我大一岁,学历比我高,英文又好,做人也很随和。他最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且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回到越南创办万行大学,但正逢越南战乱,他不得不移民到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
回到美国的天恩法师,在弘法方向上,主要还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一九七五年他在美国建立了第一所越南佛寺,成为越南难民的精神领袖。后来,他又在洛杉矶创办东方大学,由于他的经济条件不够,只能购买六七栋民房作为校区。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房屋很便宜,一间普通的花园洋房,只要五万美金就可以买到;因此,在当时我也购买了一栋赠送给东方大学作为校舍。这并不表示我很有钱,只是看到佛教界有人要在美国办大学,内心非常高兴,便倾尽所有来帮助他。
美国东方大学与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缔结姊妹校,我与天恩法师(左一)共同签订宣言(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
我们经常往来,佛光山开山之初,他也多次来访,力邀我到东方大学访问,并且颁赠我名誉博士学位。后来,佛光山在一九七七年首次传授“万佛三坛大戒”,天恩法师也率领了不少美籍人士前来受戒。
不过,那许多美籍的出家人受戒后回到美国,因为没有寺庙安住,所以并不容易生存,不得不又回到社会上工作赚钱才能生活。例如,天恩法师有一位比丘尼弟子叫恩静,每周都要换下僧衣,穿上便服,到一个地方教人骑马,以时薪二十美元,一个礼拜五六个小时的薪资维持生活。所以受过戒的比丘、比丘尼究竟是僧是俗?游走其间。这也是汉传佛教初传到美国时,十分特殊的现象。
为此,我很早就意识到,在美国如果没有寺院,出家人流落到社会,是不能生根的。虽说天恩法师座下也有几位法将,如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普鲁典,及德国人类学硕士何吉理,都曾在佛光山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惜初期的佛光山还没有条件提供教育及供养他们。
天恩法师座下有几位美籍的比丘尼,除了前面提到的恩静,恩慈、恩进、恩乐等都相当优秀,可惜天恩法师英年早逝,无法亲自教导。那时,他已看出越南人要在美国发展佛教,人单势孤,群众有限,光靠美籍人士也很不容易,因此他在遗嘱里嘱咐,要徒弟们以我为师,听我的指示。但我不懂英文,事实上因文化风俗不同,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只能保持友谊的往来。后来,佛光山在美国建西来寺,也曾获得天恩法师弟子们的一些赞助、支持,如捐赠图书及参加我们汉传佛教的法会等等。
记得我刚到洛杉矶弘法时,最初住在加迪纳(Gardena);那时,天恩法师就率领一批来自中南半岛的南传佛教数十位比丘来受我供养。好在,我对于厨房的烧饭煮菜小有心得,不然那一天我只能出去买一些汉堡、披萨供养他们了。
提到在美国的出家人,或许由于英语人才不够,或者因为文化不同,或者我们来自中国北传佛教的出家人太多,所以有一些美籍人士即使在西来寺出家,如满仁,他是佛光山“满”字辈的出家众,常住至少也有二十年了,但还是存着南传佛教的想法,出了家只受人供养,不想自己发心为大众服务。事实上,这和佛光山的宗风并不契合,是难以适应的。想来,像天恩法师他们的越南佛教,还是有大乘佛教的基础,比小乘佛教的比丘发心。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到美国弘法的,遗憾的是,两年后天恩法师以五十五岁的年龄往生,当时我才五十四岁。怀念起与我挚诚交往的天恩法师,他可说是一位学德俱优的比丘长者,可惜早年圆寂。假如说,天假以年,在西方社会我能和他合作,共同发展,佛教必能有相当的成就。只是法运如此,也只能徒叹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