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居士本来是“国大代表”，记忆中应该是湖北保康县人士，皈依过太虚大师，也曾经做过佛教会的秘书长。我们在台北见面时，他开口、闭口都是要弘扬佛法。他认为，社会的前途维系在佛法的发展上，有佛法，才有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佛法，民间才知有因有果；有佛法，才能安定人心；有佛法，才能改善风气。

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只有四十多岁，怎么样当到“国大代表”，就非我所知。不过，他经常也很老大地告诉我们弘扬佛法的技巧。例如：“你们法师们能说法给信徒听，当然最好；不能说法，也要会懂得发心聆听别人讲说他的家世、他的故事。好比一位老太太来了，跟你说她的儿子如何如何、她的媳妇怎样怎样；你要很耐烦地倾听，你要和她站在同一个立场，听她叙说；她说完了，必然会觉得很开心。”我感到他这样的说法，不就是佛法中“四摄法”里的“同事摄”吗？

他又跟我们说：“你们出家人会讲经说法固然很好，不会讲经说法，你有笑容，你见到人，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个点头；不可以只是希望别人对你恭敬，那种自高自大的态度，是不能度众生的。你要能谦虚、柔和、微笑待人，能够这样做，你不必要有语言，也会有信徒跟随你。”他说的这个道理，不就是“四摄法”中的“布施欢喜”吗？

受凤山佛教莲社之邀讲经。我右侧为煮云法师，左侧为《菩提树》杂志社主编朱斐居士（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

甚至他也经常引用《华严经》里的开示，“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发表许多“为人服务”、“给人方便”的意见。我在台北善导寺短暂的停留期中，就经常看到一些善男信女，都指定要来找黄一鸣居士。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位适合弘扬佛法的人。但后来我离开台北，也就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只记得我南下佛光山开山之后，曾有一次他和艺术家杨英风先生、林锦东居士等人来山参观。此外就少有他的消息了。

还有一位贾怀谦居士，当时好像是在“外交部”服务。每天早晚都来善导寺打扫环境，每见到一个人来，他都会亲切地跟他讲话、招呼，甚至亲自倒茶奉水。后来，在善导寺帮忙寄赠书刊给人。

他好像是大醒法师的皈依弟子，大醒法师中风之后，约有两年的时间，他真是日夜守护，不辞辛苦。大醒法师因为半身不遂，大小便溺也都是靠他处理，他也毫无怨言。这不就是菩萨示现的教化吗？难怪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有三座名山是示现在家身。例如浙江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四川峨嵋山的普贤菩萨和山西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都是现的在家相，只有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现的是出家相。所以，我觉得弘扬佛法，在家众也不能缺席。

大概我初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时逢乱世，这些居士们都不计较钱财富贵，只为佛法能兴隆，不计个人利益，我为他们的信仰虔诚感动。可以说，近代以来，就是有这许多正信而又热忱的在家居士，慢慢播撒佛教的种子，成为台湾佛教的播种者。后来台湾佛教在家信众愈来愈多，这应该要归功于他们的发心护教和贡献。因此，我后来就非常欢喜在家居士参与护法卫教，加入弘法利生的行列，他们和出家人分担同样的责任，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才重要吧！

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对于近代台湾佛教这些无名的居士们，我衷心感念，故而留下了这一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