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老来访期间，也跟我谈到了近代佛教大德——正果法师。

正果法师是四川自贡市人，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十九岁出家，二十一岁在文殊院受比丘戒，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曾在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和汉藏教理院学习过，学问相当扎实深厚，后来也在汉藏教理院和法尊法师一同负责院务工作。

正果法师是近代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一位人士，不是我跟他的关系重要，而是因为他一生从事僧伽教育工作，致力于培养人才，解放后在北京佛教协会担任要务，对于近代复兴佛教的历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正果法师

早在一九四六年，太虚大师离开重庆，回到南京负起整顿中国佛教的责任，翌年三月却突然脑溢血，在上海玉佛寺圆寂。这使得位在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受到极大的震撼，顿失所依，所有的责任全落在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身上。他们两个人除了维持教学外，以内战期间局势混乱的情况，还要维持一个上百人的佛教学院，可以想象他们的万分艰难。

后来，正果法师回到北京，协助赵朴初居士参与整顿佛教的各项工作。当时是圆瑛法师担任理事长，不料圆瑛法师也很快往生，由赵朴初居士接任理事长，正果法师也直下承担许多协助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设立中国佛教学院，正果法师担任教授；一九五七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一九六二年当选副秘书长，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佛学院任教。

“文革”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至一九七六年结束，有所谓“十年浩劫”之称。当时寺院、僧侣遭到巨大的冲击，正果法师也不免受到牵连，但他一直坚持僧装，忍辱负重。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又出来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慢慢地，大陆佛教在“文革”后才有了起色。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恢复，宗教活动得以展开，正果法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同时中国佛教学院恢复上课，他出任副院长。一九八一年时，正果法师以六十八岁之龄，出任北京广济寺住持，隔年当选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

在民国初年，北京佛教的长老代表是道阶法师，但到了大陆解放以后，就是正果法师了。正果法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联谊的工作。他曾到过斯里兰卡和日本、泰国等亚洲一些佛教国家，也和他们都有来往，与海内外佛教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例如一九六一年斯里兰卡恭迎北京珍藏的佛牙舍利到该国展出，正果法师就是“佛牙护侍团”的团员之一。他也分别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八年访问日本，促进交流；一九八二年，他率领中国佛教协会“迎奉佛像代表团”访问泰国恭迎玉佛。

明哲老告诉我，正果老法师的一生，大半以上从事僧伽教育工作，一心一意跟着太虚大师、赵朴初居士的脚步，以造就人才为己志。他精于法相唯识，修持不懈，可以说是一位对己戒行精严，对人却又谦虚谨慎、平易亲切的大德。

正果法师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广济寺圆寂，著有《佛学基本知识》、《禅宗大意》等书。

八指头陀敬安长老

大陆的长老们，可以说散居全国，为数很多，光是民国以来的知名长老，就有虚云（一八四〇—一九五九）、冶开（一八五二—一九二二）、八指头陀敬安（一八五二—一九一二）、谛闲（一八五八—一九三二）、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〇）、道阶（一八六六—一九三二）、倓虚（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弘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来果（一八八一—一九五三）等。有的我只有一面之缘，有的因为此生也晚，已在抗日前先后逝世了，情况都不甚了解，也就无法一一叙述了。

血书《四佛号》“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行普贤菩萨，南无大愿地藏菩萨，南无当来下生弥勒菩萨”，是弘一大师存世的书法中，罕见的血书文字

不过这许多的长老，在佛教苦难的时日，尤其晚清腐败，政治腐化无能，带动的佛教也是懦弱无力。甚至从明朝开始，佛教由于走上山林，一直是积弱难振。明朝二百多年的国祚，也只出了几位高僧大德，其中也只有“明末四大师”较为大家所熟悉，他们是莲池（一五三二—一六一二）、紫柏（一五四三—一六〇三）、憨山（一五四六—一六二三）、藕益（一五九九—一六五五）等。

到了清朝，基本上就更少有大菩萨应化了，不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正派的长老，如前面提到的许多人等，他们苦心撑持佛教，身为后辈的我们，也只有感恩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