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浙江桐乡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当时在抗战期中，我们在沦陷区的南京，太虚大师在陪都重庆，由于栖霞山是南京的名胜，是所谓“六朝圣地，千佛名蓝”的古寺，往来人事很多，我们偶尔也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太虚大师的事迹。

对于太虚大师代表政府到印度宣扬抗日的意义，尤其让我们心生景仰；特别是我的同学智勇法师跟我说，如果太虚大师现在命令他赴汤蹈火，他绝对不会皱眉问他为什么？由于智勇法师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他的这番言论，让我直觉太虚大师绝对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抗战胜利后，我们盼望着太虚大师能随着还都的人潮，早一点回到南京。但当时或许由于交通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返回南京，不过他传来一个讯息说，明年（一九四六年）要在焦山佛学院办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这一个责任就交由我们的佛学导师芝峰法师负责。

太虚大师

芝峰法师与大醒、法舫、法尊，等于是太虚大师的四大弟子。抗战期中，芝峰法师大都坐镇在焦山教书，他是浙江人，他的温州口音我们都听不懂，不过我还是听懂了其中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终生受用不尽。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学习小乘，说时就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焦芽败种”，并不断用他的温州口音讲：“不要做焦芽败种。”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本来就是要为佛教献身，听到他讲“不要做焦芽败种”，可以说真是正中下怀。尤其，这时从芝峰法师那里听说，太虚大师就要回到南京，准备在镇江焦山办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心中真是无比振奋。

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发布了一个命令，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佛教，要请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会”。成立之前，先由“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委员会”有三个人，第一名就是太虚大师，第二名是西藏章嘉活佛，第三名就是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做过军需处处长，后来担任“国大代表”的李子宽居士。当然，整理后，必然是由太虚大师担任理事长，所以太虚大师想要先行训练一班会务人员。

法尊法师

法舫法师

芝峰法师译作《禅学讲话》

在焦山佛学院读书的一百多名学生闻讯后，个个跃跃欲试，大家都想追随太虚大师，希望将来能进入“中国佛教会”，从事佛教革新的工作。训练班在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开班，太虚大师还特地把湖南的茗山法师、重庆归来的尘空法师等人，一起请来焦山助阵，并有来自各方的六百多名学员参加。我也能以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僧，参与其中的培训，感觉到佛教的前途未来，必能有很大的作为与希望。

我记得太虚大师到焦山来的时候，我们从焦山的山门口列队排班，长跪迎接。太虚大师虽然身材不高，但他法相庄严，和慈航法师一样，都像尊弥勒佛。

在培训期中，我也听不懂太虚大师讲话，他声音很小，我听课的地方离他也只是两丈左右，距离并不远，但他声音很不容易听得清楚。不过他有一句话：“我们要为了佛教！我们要为了佛教！”不断地在我耳际之间响起。

后来在路上，无意之间和太虚大师迎面而遇。我们赶快站在路边，合掌让道，等他过去。但是太虚大师忽然停了下来，看看我，我合着掌，他就连声跟我说：“好，好，好。”

我一时来不及回应，他见我默然无语，没有跟他讲话，就含笑被一些人簇拥而去了。虽然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面，但在我的一生当中，“为了佛教”这句话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

在此期中，还闹了一次很大的风潮。太虚大师曾经提倡僧装改革，而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东初法师，他在抗战胜利后也设计了一套新僧装，并送到训练班，要受训的学员身先响应。

当时我们实在买不起这一套新僧装，但为了要响应改革，要穿新僧装，于是大家想办法去借贷、张罗，很辛苦地买了这一套新僧装，可是穿起来感觉并不新，也不像出家人。就在这个时候，镇江超岸寺的守培长老，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僧装无价宝》，不赞成东初法师改革的僧装式样。

我记得当时东初法师说，新僧装经济、方便，但是守培法师认为出家人保持僧装，一是传统，二是庄严，必须要和世俗社会分隔清楚。我想，大概是由于新僧装的式样和颜色，都不是让人非常满意，再加上守培法师喊出“僧装无价宝”的口号，东初法师的理论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们也等着太虚大师给大家一个指示，不过也许大家都忙于“中国佛教会”的改选，也就无暇触及枝末的问题了。

太虚大师那时候还不到六十岁，年龄不是很老；但由于他二十多岁就出来讲经弘法、兴办教育，历时三十多年的过程，也如同孙中山先生革命一样，历经无数的挫折。我们都相信，佛教经过这一次太虚大师的领导，必能走上复兴之路。

由于太虚大师是由陪都胜利返京，后台又有蒋介石先生的支持，所以在沦陷区的各界佛教人士，也都偃旗息鼓，只有表示欢迎了。

记得太虚大师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由重庆返抵南京，到了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宜兴白塔山大觉寺。这时听闻太虚大师到上海，驻锡在玉佛寺，创办了一份《觉群》周报，畅述改革佛教的理想，并提出佛教未来发展的蓝图。每周我们都热切地盼望着《觉群》周报出版，感觉到太虚大师到底是太虚大师，内容很进步、很革新，很有佛教的道风。

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创办的《觉群》周报创刊号（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但是正当大家对新佛教怀抱憧憬、满怀希望之际，一九四七年初，太虚大师突然圆寂了，世寿五十九。消息传来，我们真如天崩地裂，所谓如丧考妣，当时的心情，实在说比丧了考妣更加激动，我们知道多难的中国佛教，未来还是有很多坎坷的道路要走。

太虚大师怎么会在五十九岁的英年去世呢？我想，在他圆寂的一周前，他最喜欢的一个年轻弟子，也就是《海潮音》杂志的主编福善法师，他以三十岁之龄往生了。又在此三天前，上海玉佛寺住持，也是《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主编震华法师，也不幸示寂了。

太虚大师最珍惜佛教人才，我想，当时心情的激动，再加上在他身体肥胖、血压升高的情况下，很容易脑溢血中风，这是让人最感遗憾、难过的事了。

太虚大师圆寂后，佛教界人士顿感“人天眼灭、慧日西沉”，大家都觉得未来的佛教，真是前途艰难。不过想到太虚大师有许多的弟子，像我在栖霞山的老师，应该都是太虚大师的门人，或是再传的学生，他们总有人能担当太虚大师的遗愿吧！

但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圆明讲堂的圆瑛长老，却幸灾乐祸地说，太虚大师一生都想当选“中国佛教会”的领导人，眼看着这个位置就要到达了，可惜又没有福气。

太虚大师是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上海玉佛寺往生，同年四月八日（一说为五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出章嘉大师担任理事长。当时我们焦山佛学院的青年，无不希望能参加大会，但是“中国佛教会”必定有它的章程、办法，并不是谁要参加就能参加。于是大家就在南京张贴标语，呼吁佛教会要重视青年，要让佛教青年代表参加。

记得那个时候，我也跟随大家呼喊、助阵，最后“中国佛教会”妥协，准许焦山佛学院派遣五个人列席参与，这才平息了我们这一群热衷会务的青年，大家为教的热心终于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