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最初踏上台湾这块土地时，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位很有全台佛教会领导人架势的宗心法师，他出生于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学毕业，是台中宝觉寺住持，实际上是个有家庭妻室的日本式出家人，俗名叫林锦东。台湾光复后，他自知过去日本式的僧侣，势难在中国佛教的规矩里存在，所以恢复原名，以林锦东之名对外往来。
作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会员代表大会”唯一外省籍法师，受到台湾省信徒所肯定，当选主席团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一九五八年）
那个时候正值青壮年的林锦东，外表堪称是一位帅哥，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平时日本话与国语交相互用，是佛教界难得的优秀人才。尤其他对大陆一心向往，对于大陆来台的出家人，一直很热心接应、帮助。例如我到宝觉寺时，现任南山寺住持莲航法师，以及高雄观音山住持慈霭法师，那时都驻锡在他那里，他的宝觉寺俨然就是个大陆僧侣接待站。
后来他请大同法师担任当家，大同法师是我的学长，因此我也想前去投靠。但此时大同法师被密告有“匪谍”嫌疑，为免遭到逮捕，他远走香港。我因为访友未遇，在此情况下，虽然大同法师曾经邀请过我，但我自知已无法在宝觉寺挂单了。
记得那是二月的一个早晨，林锦东居士很友善地对我诉说他的困难。事后当我向他提出准备告辞离去时，他指引我说，慈航法师在台北县成子寮观音山，正准备兴办佛学院，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前往担任教师，对台湾佛教会有贡献。
台湾佛教界优秀人才林锦东
一旁的慈霭法师也一直这样鼓励，我当时心想，我们落难在台湾，既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想要荣华富贵，只希望能有一碗饭吃就可以了，对于教不教书，当然也不敢有所奢望了。
不过即使如此，因为那时在台湾人生地不熟，对于观音山在哪里，甚至台北在哪里，交通路线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所以他派了一位寺众，从台中陪我和另外两个人共同北上。那个法师的名字现在我已不记得了，但当时林锦东给我的友谊，尤其是他的热诚和善良，让我至今难忘。
后来我在中坜、新竹和宜兰等地落脚之后，一直和他时相往来，那时台湾佛教界有意推选他出任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但“中国佛教会”领导人白圣法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日本式的出家人，不僧不俗，因此提出异议。
当时我十分同情他，觉得他有能力、声望，在那时台湾佛教正处过渡时期，正需要有这种人才出来为佛教服务，所以他也一直以我为友，把我当成知交。
后来大约十年之中，他虽然有心为佛教服务，但愈想发心，受到的打压愈多。据林居士告诉我，他多次申请前往日本访问，都未曾获得政府批准，无法出访。
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在日本活动，从事一些民间外交，也是好事，所以曾在一些国民党人士面前帮他说话，也曾在国民党会议中提出建议。我说台湾现在需要和日本来往，像林锦东这样生在中国，而长于日本的人，应该重视他，好好地用他。
那时应该是一九六三年左右，事后过了不到一年，听说林锦东到日本访问了，我一方面为林锦东感到庆幸，同时也为国民党的宽宏度量感到可喜。
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林锦东先生以五十四岁之龄，因心脏病猝逝，当时政府正解除日式僧侣出访禁令，忽然传来林居士骤然逝世的消息，令人为佛教痛失英才而不胜感慨！
时间再倒回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左右，当时台湾佛教界能和林锦东有同等声望的，有台中佛教会馆主持人林德林、台北宝藏寺住持宋修振、台北东和寺住持孙心源等。此时到底谁可以出来领导台湾的佛教？这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不过后来是由宋修振获选为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这时他想为佛教做一些事情，就商之于大醒法师。大醒法师正好应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聘请，要在灵隐寺开办“台湾佛教讲习会”（实际上是佛教学院），便以台湾省佛教会的名义主办。
这时是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师写信给我，要我担任讲习会的主任秘书，他任导师。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自觉年轻，没有行政、文书经验，就跟大醒法师推辞。
其实这也不是客气，而是真的觉得无力承担。岂知数月后，大醒法师忽然中风，一时讲习会失去领导人，大家又推举我出来领导。说来惭愧，当时讲习会大约有六七十人，多数是本省青年，少数是外省的僧青年，我和他们年龄相当，虽然僧腊、戒腊高过他们一点，但平时大家称兄道弟，都是道友，一下子成为老师，实在觉得不妥。后来基于我对教育确实有一股热忱，所以仍然前往台湾佛教讲习会执教。
当时除了教书之外，东初法师要我主编《人生》杂志，后来又担任《觉世》旬刊的总编辑。为了《觉世》旬刊的新闻报道，我和全台湾省的佛教分会，尤其是各县市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由此结了很多深厚的法缘。
在那个时候，台湾省佛教支会中，担任理事长的多数是在家居士，有少部分出家众，如新竹县妙果老和尚、高雄市隆道法师等，也有日本式的僧侣，如台北市的孙心源等，在此就不多作叙述了。只针对在家居士，如花莲曾普信、基隆沈万教、宜兰郭进居、云林郭庆文、彰化林大赓、南投曾永坤、台中张月珠、嘉义陈登元和吴大海、台南吕竹木、高雄姚登榜、台东吴修然等，虽然事隔六十多年，很多人事已非，现仅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以记台湾光复后佛教界的人事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