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称得上“畏友”的，恐怕就是弘度法师了，当年在大陆各个佛学院里都知道，我和弘度来往最密切。

弘度法师，江苏如皋人，比我长三四岁。十五岁的时候，给他的叔叔弥光法师从江苏如皋李堡的家乡带到栖霞山寺，礼二当家觉民法师为依止师父。

律宗道场宝华山隆昌寺（慧是法师提供）

他长于梵呗，记忆力特强。人家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我看他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别人用作文簿写文章，他则是用笔记本写作。他离开栖霞山以后写信给我一些指示教导，也都是用笔记本写成的。往往寄一封信来，我都要几天才能读完。

二〇〇〇年再度返回栖霞山

弘度法师尤其善于行政，信手拈来，就能订定各种章程、办法，特别是写了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样样写得来。不但如此，他富有正义，为人正派，而且身怀绝技，能够飞檐走壁，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也不为过。

他平常处事不苟言笑，同学们选他做班长，但他并不喜欢，只是喜爱读书。我们视他比老师还要伟大，简直把他当天人一样崇拜。那时候以我的成绩，还仰望不上他，因为我们到底还是幼稚。承蒙他也会对我们这许多幼小的同学给予点拨、指导，有时嫌我们问得太多了，也会一拳下来：“老是啰唆，问什么啊！”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他为马首是瞻，敬重他的心仍然不改，并且把他当作正义的标杆、智慧的风范。一九四〇年初，上海举办了一场演讲比赛，有六百位青年比丘僧参加，他获得第一名，作文比赛他也荣获第一。他的信心坚定，教性刚烈，后来改名叫“智勇”，真是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可以说，这是一位佛教的奇才。

没有多久，他就从栖霞山律学院升学到焦山佛学院读书，成绩一样名列前茅，受到师生们的特别爱护。当时的焦山佛学院在佛教界可谓独占鳌头，就如同现在的北京大学、台湾大学一般，凡是一流的人才，才能进去就读。这里的师资有：北京大学薛剑园教授国文，南京“中央大学”虞愚教授“名理新探”，佛学权威芝峰法师、圆湛法师等，都是一时之选。

看到这么一位优秀的学长，我心里也很着急，盼望着自己成绩赶快进步，好能考上焦山，与那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共读共学。一九四五年的三四月，我参加特别考试，例外被录取，我终于可以在下学期进入焦山佛学院了。

意外的是，智勇法师却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遭到开除。什么原因呢？原来是焦山佛学院副院长东初法师奇特的性格所引起。

东初法师不是一位很随顺因缘的人，他并不太与人为善，也不会从善如流，所以正义勇敢的智勇学长对他就有所批评。智勇在每天的日记里，都是记录东初法师这里言论不对，那里行为不当，并且起名为“东初日记”。这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确实违背了师生的伦理；但智勇学长有他见义勇为的性格，用权势地位是降伏不了他的。

那一天，东初法师巡视佛学院，刚好就坐在智勇学长的座位上。他顺手打开抽屉，一看“东初日记”，便好奇地翻看了几页。这一看，脸色大变，气呼呼地把日记本带走，即刻交给院长雪烦和尚，说：“这是你的学生写的！”讲完之后，头也不回就离开焦山了。

雪烦和尚想，这下子怎么能得罪副院长呢？学生的言论无理，势必要开除。他即刻召集会议，决定要开除智勇法师。想不到，竟然引起全体学生闹风潮，表示要一起离开焦山佛学院。其实，这在智勇法师的学习生涯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开除了。

后来，经由老师们出来调解说：现在要向东初法师说明、忏悔，但都找不到，院长也很为难。为了共同维护常住，不能制造隔阂矛盾，只有让弘度先接受开除，让他离开学院。

弘度离开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进焦山读书了。因为我已经对焦山产生不好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个黑暗封闭、无情无理的地方。但是别的室友们都跟我讲，能进入焦山不容易，你应该先进去看看，了解再说。因此，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我还是进了焦山读书。

焦山佛学院果真不同凡响，八十多位二三十岁的青年僧伽齐聚在此，都是从各个大学毕业，或是来自各个优秀佛学院的高才生。例如：介如法师、普莲法师、慎如法师、大同法师、圣璞法师等。

但是我感到很惭愧，智勇离开焦山时，有十多位他的“粉丝”（fans）同学跟着他一起走。他走了，我却反而进去，在义气上，总觉得有一点说不过去。后来智勇写信给我，要我“依法不依人”，继续在焦山念书。得到他的来信，我才安心下来。

焦山佛学院风波以后，我因为智勇学长的关系，对东初法师有了一些成见。虽然他也有为佛教的心，可是他的方法实在不对。例如：他将原本太虚大师定下来半小时的早课程序，恢复为一个半小时，东初法师的复古运动，让我深不以为然。后来他做院长，我就想要离开了。我向他请假，师父也同意，并且说要带我回去宜兴大觉寺礼拜祖庭。

这个时候即将过年了，有一位姓任的教育局长，听说在栖霞山担任住持的志开法师回来了，特地前来拜访。他来一见到我，也忘了以师父为主，对我产生了兴趣，问我说：“你从哪里来？”

我回答：“从南京来。”

当年的焦山佛学院在佛教界可谓独占鳌头

他一听我说从南京回来，大概觉得我有些文化程度，就说：“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正缺少一位校长，你来担任好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也不好问，一旁的师父说：“你讲的话很好啊！”

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我就接受派任，忙着办起学校来了。

白塔国小共有两百多个学生，只有两位老师，因为贫穷，没有人要来这个乡下地方。我想到智勇，马上写信给他。他一听说我要找他做老师，即刻就来了。

当时，他已经在南京普德佛学院教书，本来他的程度就很好，又有授课经验，我说：“校长你来做。”

但他不肯，坚持说：“如果你要我做校长，我就走。”

于是我只有走马上任，做起校长，让他做老师了。

回大陆弘法探亲时，至栖霞律学院母院。左立者雪烦长老是我当年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的院长（慈容法师提供，一九八九年）

智勇的能力比我强，不论贴标语、策划等什么行政事务，他都会，加上我们做事的动作迅速，很快地，就觉得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提议办《怒涛》月刊，他说他写钢板，我负责发行。他写的钢板字跟印刷一模一样，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执笔，偶尔我只是写一篇文章凑凑热闹。可以说，这本杂志几乎由他一个人包办。

我们之所以名为“怒涛”，是因为感于佛教太守旧，希望透过汹涌的波涛来冲毁佛教的恶习，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一出刊，确实如洪水猛兽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当时佛教杂志的权威《海潮音》，用了一个方块刊登广告：“我们又多了一支佛教的生力军。”

家师志开上人还捐了五百令的纸来赞助我们。

但是战争的无情，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有一天半夜，我莫名地被逮捕了，几经周折，才让师兄解救出来。眼看学校实在做不下去，便和智勇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很好的因缘，我们巧遇了南京华藏寺住持荫云和尚。他为人正派，但已退居，华藏寺推出一位新任住持，可惜不务正业，什么坏事都做，还卖了好几条街的寺产。荫云和尚出面阻止，把它通通收回来，希望交给我们接任。

华藏寺位于南京市中心，走路不多远，就到南京市最热闹的新街口，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寺里有一所学校、一间工厂、一家文具店、一座茶炉，还有几十个出家人做佛事维持经济。

我跟智勇因为荫云和尚到了华藏寺，但智勇不愿意做住持，要我来担任，我们共同管理。这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间寺院简直像个大杂院，各式人等进出复杂，加上原本住在里面的几十位住众以经忏为事业，五堂功课相当不正常。

我们为了改变种种陋习，便订定一些新规约，冀望带来一些新气象。可惜积弊已深，旧僧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只有宣告失败。

战云密布，死伤严重，智勇看了不忍，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正想付诸行动时，临时变局，只好由我带领来到台湾，最后也和他断了音讯。

一直到四十年后两岸开放，我听说智勇在河南一所大学教书，辗转联系上，并且相约在香港见面。这一别后又是十余年，二〇〇八年，我赴河南郑州出席中原天瑞大佛开光典礼，再度和他见面。阔别数十年，飞鸿踏雪，对于许多往事他已不复记忆。

感叹之余，有一件倒是很感谢他的事。据我母亲说，大约在一九五〇年代抗美援朝的时候，大陆谣传我在新加坡替国民党做事，已经升任司长。智勇不知道从哪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信上写着：母亲大人，下面叙述了一些大陆的情况，最后署名“儿　李群”。

由于智勇和我们曾经论兄道弟，他跟着我称母亲大人，同时我也姓李，这封信证明母亲的儿子不在新加坡，没有参军，没有为国民党做事。这么一来，对我的家庭帮助很大，误打误撞，让我们一家人因此都存活了下来。说起来，实在要感谢这样一个美丽的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