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了多位师长之后，最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我的剃度恩师志开上人了。

志开上人，法名又叫“智开”，江苏海安县人。据大本法师告诉我，他“与民国同生，与药师佛同寿”，也就是出生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怎么会从海安到宜兴的大觉寺去出家的？在那个时候，不说生长地和出家地没有地缘关系，尤其大觉寺虽然建于宋朝年间，是有历史的古寺，却是个简陋、贫穷的寺庙，何况在那个荒凉的白塔山下，前不着村，后不巴户，据说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

剃度恩师志开上人

在我师祖辈的时代，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为了保卫寺院，防范土匪侵犯，曾经请有工人数十名，并拥有土枪十几支。现在我想查我师祖的资料，但因为师父早逝，所有有关人等也都不在了，所以也无从了解了。

我所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家师因为在栖霞山救济难民有功，后来常住为他授记，请他担任监院。一九三九年我随他出家时，他告诉我：“栖霞山是一个十方丛林，不可以说在栖霞山出家！”意思是说，栖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场，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场所，不是个人私有的。接着他说：“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我出家的时候，他在律学院兼任训导主任，后来升任为教务主任，再后来做院长，再做栖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栖霞山了。记得有一次寒冬的早晨，天色未明，朦胧的，我叫大家从栖霞山的月牙池到明镜湖跑步，我就像教官一样尾随在后，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戴着帽子，我很不喜欢人戴帽子，就大喊一声：“拖拉鬼，戴什么帽子！”后来，他把帽子拿下来，我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师父，心想不妙，这一下可麻烦了。最后跑到学院，院长（志开上人时任院长）集合，他就讲了：“今觉，我倒不因为他是我的徒弟就觉得可以怎么样，我觉得他好，公平正直。”训完话后，师父还给了我五块钱，他认为我很公平正义。在栖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虽然他是我的师父，但在丛林里没有师徒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叫他师父，我也跟别人一样，叫他“当家师”；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别人说十方丛林里面还有师徒关系。

为了避嫌，故而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他给我的开示，现在回忆起来，顶多只有一两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不常获得他的开示，但是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后来我离开栖霞山，先到常州天宁寺，当时我没有要求进佛学院，因为没有赶得上他们的考期；我也没有要求进禅堂，因为觉得不能天天在那里晃来晃去，于是就讨了一个行单，在常州天宁寺做了一个短期的行堂，三餐为人添饭添菜。

后来，接到我报考的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我才兴高采烈地向天宁寺告假。天宁寺的职事们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并允诺给我很多优待的条件，我当然没有被他们说动，所以就这样进入了焦山佛学院。

在焦山佛学院读了将近三年，本来可以顺利毕业，但为了院长东初法师，我提早离开了学院。虽然我没有毕业，不过却亲近到不少名师，如北京大学的薛剑园教授，他是国文老师；佛学权威芝峰法师，他是我们的佛学导师。其他如圆湛法师、圣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等，都是一时之选的好老师。可以说，在这两三年之中，我才真正在学业上打下了一点基础。我自问自己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只欢喜发心作务，不认为读书有前途，觉得只要热爱佛教、为教奉献就好了。

回到昔日就读的焦山佛学院（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期间，记得是二十岁的那一年，忽然染了一场业障病，全身长满脓疴疮，一粒一粒如十元硬币般大的脓包相连着。当时也没有衣服可以每天换，都是穿了好多天才换洗一次；每次脱下衣服，身上都是红色的肉，皮都连同衣服一起剥下来了。

当时听说有不少人得了这种病，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因为南京大屠杀，河流里到处漂流着死尸，我们喝了那样的水，身体感染了尸毒，所以发而为脓疮。

记得就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学院里，午餐时间大家都去过堂了，我不能搭袈裟随众过堂，就坐在丹墀上看门。这时有两个游客，看起来像是才刚结婚的小夫妻，无意中看到我，因为我脸上并没有长脓疮，他们看我长得还蛮清秀的，就问我：“你今年几岁了？”

我一听，忽然想到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就说：“我今天二十岁。”当然，他们不会知道，一定以为我说的是“今年二十岁”。就因为这件事的触发，让我有所感慨，想到自己二十岁，都没有人问，也没有饭吃，身上的病也不能好，所以写了一封信给师父，信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师父回我一封信，他说：“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师父这句话对我侮辱很大，我觉得很受伤害。我想，您打我、骂我，我都不计较，但这句话伤害了我的尊严。

不过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种药片叫“消治龙”，专门治疗我这种脓疴疮，不会很贵，一包大概就是现在的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价钱我还买得起，于是赶快买了来，结果今天一吃，明天就好了，第二天身上的脓疮都消退、结痂了，真像灵丹一样，自然感到无比欢喜。

可是问题又来了，虽然身上的皮肤好了，不过衣服没有肥皂可洗，只用水洗一下就再穿起来，于是又再复发。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有药，就再吃两颗，又好了。于是我就写信给师父，记得我在信上有这么两句，我说：“请您了解，这不是一封装腔乞怜的信，也不是一封‘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书”是当时很新的一个名词，就是英语ultimatum，下“最后通牒”的意思。

师父一看，很生气，他认为我信中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可以不要师父了，我们可以脱离师徒关系了。师徒之间一下子陷入僵局，后来还是我师父的好朋友出面，替我说项。其实我也无心违背师父，所以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那时因为东初法师做我们的院长，我在焦山已经住不下去了。师父就问我做何打算？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去，不过忽然想起大觉寺，就说，我要回到祖庭礼祖。

师父听到我要回祖庭，很高兴，就说：“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师父说这话时是七月二十二日，一直到他带我回去，已经是十一月了，因为当时一封信来往，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师父带我回到宜兴大觉寺后，有一天，宜兴的教育局任局长来看师父。他一看到我，知道我是从南京回来的，就说：“这里有一个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我一听，觉得人生好像从此就将起飞一样，心里无比欢喜。但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那时胆子也大，心想应该没什么了不起，我想自己应该可以胜任，就赶快写信请在南京的同学，帮我买了一些教科书来参考。

不过随着学校开课后，苦难还是纷至沓来，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经常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武装整齐，前来要我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要我提供国民党驻扎的情报。可怜的我，初来乍到，对于偏僻乡村的道路都还没搞清楚，也还不认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

虽然我自己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要谨慎应付，但周遭还是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身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浦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壁报、写标语弘扬佛法。至于逮捕他们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着、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

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致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不断汹涌而来。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才能免于一死。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能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现在想来，这不就像我受戒时的教授阿阇黎仁山法师“大闹金山寺”的再版吗？例如我们规定：

第一，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第二，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第三，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第四，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第五，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等等。

新生活规约发布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人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这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了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我们所依赖的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于栖霞山宗仰上人塔前上香（慈容法师提供）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正想付诸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志开上人。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于是便委托宗仰中学董事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

那时候我们人虽不多，但也有一些人才，总之，船到桥头自然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情到了台湾再说，就跟师父告辞。临行，师父请我吃饭，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

后来我在台湾，如前所说，因为报户口、领身份证时用了“星云”这个名字，觉得改了名字对不起师父，一直没有联络。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了一封信，连同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寄给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说：“佛传收到，不必写信，好好弘法利生。”

时隔六十年，应南京栖霞古寺邀请，为在家居士传授三皈五戒，有千余人受戒。我右侧为住持隆相法师，左侧为曙光法师（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画地为牢，想必是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折磨，而不幸在一九八七年左右逝世。等我一九八九年返乡探亲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两年多了。

想到当年是师父把我付诸十方，让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丛林道场参学，亲近诸方大德长老，并且走上弘扬人间佛教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在亲近的许多师长中，记得有一位老师曾有意推荐我进国立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师父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我当时没有反驳师父，甚至一点不平之感也没有，当下只是随着师父的话：“哦，混蛋！”就摸摸鼻子离开了。

后来师父送了师弟今慈去念书，我心里也觉得这是当然的。但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安住在佛道上，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殷切期望。

还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师父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当时，我听了师父的话，心里一直不以为然，甚至想：“你不给我就算了，何必讲这许多好听的话？”直至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师父的苦心：那是他爱护我，希望养成我在物质上以无为有、不贪的性格。

尤其最让我感念的，是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罹患疟疾，每日寒热交迫，痛苦万分，如此折腾了半个多月，已是奄奄一息的时候，师父特地派人送给我“半碗咸菜”。

半碗咸菜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物资缺乏的时代，真是弥足珍贵！何况这当中还有师父对我无声的关怀与期许，因此当时我是含着热泪，将这半碗咸菜吃下去，并且在心中暗暗发愿：未来，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出家人，我会把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此报答师恩。

上：作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一九八五年传法予第四十九代心平和尚

下：一九七七年佛光山传授三坛大戒，被喻为“模范戒期”

正法眼藏法卷

佛教里所谓“传法”，有“续佛慧命”的意义。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住持退位，传法给心平和尚，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九代传人，也继任佛光山第四任住持；一九九四年，心定和尚继心平和尚之后接任第五、第六任住持；二〇〇五年，心培和尚为第七、第八任住持；二〇一三年，心保和尚升座，成为佛光山第九任住持。

数十年来，想到师父上人，我除了努力弘法利生以外，也只有对他的家人多所赞助，以报其恩于万一。

说起我的老师，当然还有很多，中国有“一字师”、有心仪的老师，在我也有很多怀念的师长，如楞镜法师、大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惠庄法师、尘空法师、茗山法师、雨昙法师等，都是师恩浩**，此处就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