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斋法师之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大本法师了。大本法师就是后来从香港到台湾的月基法师，他是江苏江都人，一九一四年出生，在东台庆隆庵出家。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同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提起过我们是扬州人，可见我们对于家乡的观念是很淡泊的。

记得那时候他在栖霞山担任律学院院长，口才流利，行止庄严，尤其他在走路时，每逢转弯处，必定先咳嗽一声，很礼貌地召告大家，我要转弯了。

当时栖霞律学院的学生依照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班，我自忖自己的成绩，如果能进入乙班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在最后放榜时，我竟然可以就读甲班。我想，这一定是院长大本法师为我做了功夫，或许他想到家师和他是同门法兄弟，而家师只有我这么一个徒弟在律学院读书，因此基于同门之谊，特别给我提携，加速我的成长，也算是他对家师一种友好的表现。

一九四一年春，栖霞山传戒，以我十五岁的年龄，并没有受戒的资格；但是在整个戒期中，只有我一个小孩，要放在哪里呢？家师就叫我去受沙弥戒。十五岁受沙弥戒，可以做驱乌沙弥，这是合法的。当时我也很欢喜，因为只要受过沙弥戒，可以提早出戒堂，免得受严厉的戒坛规矩限制。

可是一晃眼，沙弥戒就完成了，但我并不能出戒堂。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子在十方丛林里，没有人带，能走到哪里去呢？所以师父就叫人送信，嘱咐我继续留在戒堂里。后来我也就随顺因缘，继续受比丘戒，甚至圆满了菩萨戒。

在受戒期中，家母从扬州来探视，由于我和母亲分别时日已久，当然很想念母亲，希望和母亲多聚一聚。于是当天晚上，我和母亲谈话到很晚还没有回到戒堂。戒堂里发现少了一名戒子，就派人到处寻找。

记得在不远处的大本法师，他并不知道我在哪里，但他知道我母亲住的地方，就大声地对找我的人说：“在我这里啦！我会送他回去！”我一听，顿时感到压在心上的那块天大石头消失了。因为在戒堂里私自出外，和母亲在一起，应该算违反戒规，是要受到处罚的，但是感谢不常相处的院长上人，他为我解除困难，所以这份恩情我一直谨记在心。

一九五四年，大本法师在香港写信给我，说他要来台湾。那时候从香港进入台湾非常困难，我自知无力完成这个使命，就请悟一法师帮忙。因为悟一法师在台北交游广阔，又是善导寺的监院，但是他回复我，说他不愿多管这件事。我想，悟一法师是大本法师的法子，应该比我更亲，为什么连助人一臂之力都要如此推诿呢？于是激起了我的豪情，我就为他奔波。没想到竟然天从人愿，不久后，他的准入证就签发下来了。

记得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春天申请入台，一九五七年来到台湾，他告诉我在基隆港上岸的日期。到达以后，我跟他说，我在台湾有两个落脚处，一个是宜兰念佛会，地方很小；一个是高雄佛教堂，正在兴建中。由于他是“大本”法师，所以我都称他为“大法师”，我请他从两个地方选择其一，后来我带他到两处观察过后，他选择了高雄佛教堂。

大概是过了三年以后，佛教堂已经不像我当初在的时候那么融洽了，信徒慢慢分成很多派系，有台南派、高雄派、澎湖派。在这许多派系里，又再分为前金区派、盐埕区派、苓雅区派。我曾慨叹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分派呢？你们硬要分派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你们就请他回去印度吧！”

这时候月基法师正好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因缘，大概有一些信徒拥护他，要在高雄和凤山之间的五块厝，为他建一座栖霞精舍。照理那时候他应该跟我说，要把高雄佛教堂交还给我，但是他没说，只说他要走了，之后就不管佛教堂了。我想，你走了，也不说要还给我，那我也不要好了！因此就引起了后来佛教堂多年的纷争，这一段历史，也只有我们当事人知道了。

不过在一九六〇年代，我也有一些忠诚的信徒，他们一直要我到高雄来，如朱殿元、陈慈如等，他们在寿山公园旁边买了一块地建寿山寺，要交由我管理。从此我和高雄的缘分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后来在大树创建佛光山，甚至数十年来，从寿山寺到普贤寺，再到今天的南屏别院，我和高雄的信徒，一直有着很深的法缘。

当时大本法师在栖霞精舍，我一直执弟子之礼在照顾他；承他之情，每次过年的贺年卡，以及对外的一些法会通知，上面都是写着他是住持，监院则写我“星云”的名字。

当然我并不计较称谓，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和谐，直到一九八七年大本法师圆寂以前，他曾多次住院，也都是我去照顾。我在佛光山开山时，每到农历年初一的早上，他都是我唯一搭衣持具前往拜年的长老，当时在高雄，我也只有这么一位师长了。

与就读栖霞律学院时的院长月基长老（中坐者）合影。左一为煮云法师

由于他在栖霞精舍，经常没有人替他煮饭，我甚至特地派了一个徒众叫心明，替他煮饭。这位徒弟很忠诚地奉献，为他煮了二十几年的饭菜，但是到了大本法师圆寂的时候，来接受他财产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后来栖霞精舍一直诉讼了一二十年，我也不清楚他们诉讼什么，也无暇过问，我只是忙着建设佛光山。直到今天，栖霞精舍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闻不知了，对于大本上人最后住世的这一个疏忽，我也只能徒叹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