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组织的人才结构中，每个人才因素之间最好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年龄互补和综合互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研究、攻关项目是需要体现多边互补原则的，这里既需要有知识互补，又需要有能力、年龄等方面的互补。这样的人才结构，在科学上常需“通才”领导，使每个人才因素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和谐地组合在一个“大型乐队”之中。

近来国外的研究表明，一个经理班子中，最好有一个直觉型的人作为天才军师，有一个思考型的人设计和监督管理工作，有一个情感型的人提供联络和培养职员的责任感，并且最好还有一名冲动型的人实施某些临时性的任务。这种互补定律得到的标准和结果，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而实现人才群体的最优化，用人时不能不明白此道理。

事实也反复证明了人才结构中的这种互补定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互补效应。

用人过程中，熟悉并掌握人才之中的互补定律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个人才结构中，每个人才因素之间最好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等，形成这样的结构关系，有利于提高整个人才结构的效能。

只有了解了人才中的才能互补定律后，才能更好地用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有着杰出的观察才能，经过日积月累，他得到了大量天文观察资料。尽管如此，他的学说仍然没有摆脱托勒密地心说的束缚。1600年，第谷请了一位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开普勒虽然观察能力不及第谷，但他的理论分析和数学计算才能却非常突出。他们两人合作不久，第谷就去世了。在第谷丰富的观察资料的基础上，开普勒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大胆地提出了火星轨道为椭圆形的开普勒第一定律，接着又提出了第二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和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等于它与太阳距离的平方）。开普勒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第谷观察才能与开普勒理论、计算才能互补效应的结晶。

用人还需要了解人才中的知识互补定律。众所周知，席勒与歌德是德国18一19世纪两位杰出的诗人。歌德听说席勒要写《威廉·退尔这个剧本，就慷慨地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素材全部交给他；当席勒知道歌德在写《威廉，麦斯特》这部长篇巨著时，他也积极参加到写作中去。这一对诗友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理想，而且在知识上也形成互补，正因如此，他们才双双功成名就。

用人除了要了解人才的才能互补定律、知识互补定律外，还应了解人才中的个性互补定律。无论在哪一个人才结构里，人才因素之间都存在着个性差异，每个因素的气质、性格都各有不同。例如，有的脾气急，有的脾气缓；有的做事细致、耐心；有的办事麻利、迅速。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工作产生积极作用。如果每个人才因素都是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气质，工作反而无法做好。例如，全是急性格的人在一起，就容易发生争吵、纠纷。这和物理学上的“同性相斥”现象极为相似。个性互补，有利于把工作做好，中国女排的崛起就是鲜明的例子。原女排教练袁伟民是这样总结的：“一个队十几个队员应该有各自的个性，这个队打起比赛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他们的棱角都磨平了，那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这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一般而论，人才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果抹煞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就等于抹煞了人才，只有把他们组织在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人才结构中，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用人须知的各种互补定律，不要忘了其中的年龄互补，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长和短处，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特长与短处，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特长和短处。这不管从人的生理特点，还是从成才有利因素来讲，大都如此。因此，一个好的人才结构，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人才年龄结构，从而使得这个人才结构保持创造性活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取得政权后的用人方针就是“老少参用”。他是这样认为的：“十年之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吏使得人。”显然，朱元璋的这一用人方针是从执政人才的连续性、后继有人问题出发的。其实，它还有更高一层的理论意义，老少互补对做好工作，包括开拓思路、处事稳妥、提高效率等都意义深远。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很多研究、攻关项目都离不开“多边互补”原则的，这里既有知识互补，又有能力、年龄等方面的互补。这样的人才结构，常需“通才”领导，使每个人才因素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组织成一个和谐的“大型乐队”。

曾经有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力图解决超导微观理论的创立问题，却都未能如愿。而这项成果的最后夺魁者，竟然是巴丁、康柏和施里弗3人。他们3个人组成了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人才结构：巴丁老马识途，把握方向；唐柏年富力强，思维敏捷；施里弗善于创新，方法灵活。这也是一个多边综合、多边互补的典型。

综合互补的用人之道在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工程规模越大，越需要在其人才结构中体现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