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日本伊藤洋货行的董事长伊藤雅俊突然解雇了曾经战功赫赫的岸信一雄，在日本商界引起了一次很大的震动，就连舆论界都用轻蔑尖刻的口吻批评伊藤。

人们都为岸信一雄打抱不平，指责伊藤过河拆桥，看到岸信一雄已没有利用价值便解雇了他。在舆论的猛烈攻击下，伊藤雅俊却反驳道：“纪律和秩序是企业的生命，不守纪律的人一定要处以重罚，即使会因此而影响战斗力也在所不惜。”

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

洋货行经理岸信一雄是由“东食公司”跳槽到伊藤洋货行的。伊藤洋货行是以衣料买卖起家的，它的食品部门比较弱，因此伊藤从“东食公司”挖来了岸信一雄。“东食”是三井企业的食品公司，在食品业经营的行业里数“龙头老大”。有能力、有干劲的岸信一雄来到伊藤洋货行，无疑是为伊藤洋货行注人一剂强心剂。

事实上，岸信一雄的表现也相当好，十年间他将经营业绩提升数十倍，使得伊藤洋货行的食品部门呈现一片蓬勃的景象。

但从一开始，岸信一雄和伊藤雅俊之间的工作态度和对经营销售方面的观念即呈现极大的不同，时间越长裂痕越深。岸信一雄是属于海派型，非常重视对外开拓，经常超支交际费用，对下属员工也放任自流，这和伊藤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

伊藤是走传统、保守的路线，一切以顾客为主，不注重与批发商、零售商们的交际、应酬，对员工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以严密的组织作为经营的基础。岸信一雄的做法让伊藤无法接受，伊藤因此要求他改善工作态度，按照伊藤洋货行的经营方法去做。

但是岸信一雄根本不加以理会，依然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而且业绩依然达到计划以上，甚至有飞跃性的增加。因此，自信的岸信一雄就更不肯改正自己的做法了。他说：“我们做的一切都这么好，证明这种经营方式没错，为什么要改？”

如此，意见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伊藤只好下定决心解雇岸信一雄。在伊藤眼里，这件事不只是人情的问题，也不是如舆论所说的是“过河拆桥”，而是关系着整个企业的存亡问题。对于最重视规章制度的伊藤而言，食品部门的业绩固然持续上升，但他却无法容忍“治外法权，如此持续下去。因为，这样做只会毁掉过去辛辛苦苦建立的企业体制和组织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件事，伊藤的做法是正确的，规章制度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要激发员工的士气，除了鼓励之外，没有什么比规章制度更为重要的了。规章制度能够对人产生重要的约束力，也是团队的精神连接纽带。

古代统帅带兵打仗，从来都以军纪为约束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关键。统帅向来以严明的军纪来约束士兵，主张军队之中爱兵之道以严厉为主，如果过于宽厚，那么军心就会松弛而浮躁，因此绝不可因人才难得而迁就他们。舍军令而迁就人才，好像舍本逐末，最终也将得不到人才。

过去有许多著名将领十分看重军队的士气，清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最不喜欢那些仗剑走江湖的大侠，而更看重军队中铁的纪律。在祁门时，曾有一人前来投奔，自称皖省名侠许荫秋。他武艺一流，但曾国藩考虑到军中纪律如铁，侠士则以散漫、游走为习，故不收留。幕僚问他原因何在。他说这种剑侠大多是无赖流氓，不受约束，邪多正少，不知遵守国家法度，虽武功高超，但留下来则会破坏军纪且会影响军中风气。曾国藩始终没有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即使对爱将也是如此。

曾国藩初带兵时，李鸿章投到他门下做幕僚，李鸿章认为自己是进士身份，可以不参加早练，每日总是日上三竿才大梦方醒。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碍于情面暂不作声。第四天天还没亮，曾国藩就派人告诉李鸿章：曾大人说，每日晨练是统一军令，即使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了以后再用餐。

李鸿章这才感到紧张，赶紧披衣下床，踉踉跄跄地直奔餐厅，心中忐忑不安。曾国藩瞪了李鸿章一眼，端起碗吃饭，幕僚们才开始端起碗来。一言不发。吃完饭后，曾国藩放下碗筷，面对所有人一字一句地说：“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处所崇尚的，是统一的军令，任何人也不得例外。”

说完甩手走出餐厅，这一句好像当头棒，李鸿章半天没转过弯来。

从那天起，李鸿章果然十分遵守军令，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改掉了骄横清高的文人习气。而良好的纪律和风气也使得湘军成为能征善战的劲旅，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

可见，规章制度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军队、或其他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员工我行我素，那企业便犹如一盘散沙，毫无竞争力，也不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