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皮尔庞特的年收入已达50万美元之巨，而摩根王国的权力重心，也渐渐由伦敦移至纽约。为彰明其财力已不可与从前同日而语，皮尔庞特与范妮卖掉了他们在东四十街上的豪宅，而新购入了从前为伊萨克·费尔普斯（费尔普斯-道奇公司）所有的一座褐色沙石筑成的豪门巨制。新的府邸位于麦迪逊大街219号，与三十六街的东北角相交，仍然是在曼哈顿的默里山庄居民区之中。此处较少城市喧嚣，临窗亦可眺望东河清波。当时的风尚是沉湎于奢侈逸乐，一般商贾巨富皆深陷于风靡一时的声色犬马的享乐与铺张之中。相形之下，摩根家族的这所新府则显得雍容华贵，但又不过度地精雕细琢，繁复琐碎。大门侧翼擎着古希腊爱奥尼亚风格的廊柱；一座凸窗俯瞰着麦迪逊大街。房间里摆设着庄重的木制家具，小古董点缀其间。明朗宽敞的书房中，四壁镶着圣多明各的红木嵌板，正中设着皮尔庞特巨大的书桌，那气势仿佛是将书房变做了一家商人银行合伙人的办公室。房间里的森严气氛如此幽晦黯淡，以至于那一班12个人组成的仆役队伍将它称做“黑色书房”。(1)
这座摩根豪宅的一个新奇特点是它使用了电，而在整个纽约，这是第一个以电照明的私人住所。皮尔庞特对于这种新开发的能源产生兴趣，源自一桩生意往来。1878年，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从包括摩根公司合作伙伴在内的一些财阀处获得一笔资金，创建了他自己的“爱迪生电业照明公司”。然而不幸的是，发电机地狱般的轰鸣声成为骚扰摩根众邻居的祸根。那时，在繁华的商业区，德雷克塞尔-摩根主持爱迪生公司早期的业务会议。1882年，此处成为华尔街上第一处从爱迪生名下的发电站获取电力的办公室。当时的发电站位于珍珠街上。爱迪生本人身着阿尔伯特王子式的礼服，出席了初次向华尔街23号输送电力的仪典，他一直在摩根银行中设私人账户。
迁居默里山庄这一决定，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了摩根家族对时下暴富的“新贵”们的那种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当他们选择新居所处的邻里环境时，所谓“高雅”已经转向非商业区。沿着第五大道，尽皆是好大喜功的商业巨子们所建的俗丽的宫殿，其建筑式样无非是对欧式城堡风格的剽窃。贯穿于整个第五十一到第五十二大街的，是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那庞大然而笨拙粗俗的巨宅。耸立于第五十七与第五十八大街之间的，是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的儿子——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二世所建的另一座高堂大殿。此处基址目前已易主于贝格多夫·古德曼名下。
马修·约瑟夫对于此类镀金时代粗俗的豪奢的描写，为史家留下了一幅不会湮灭的巨卷。
在戴尔摩尼科，这些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们不知疲倦地摆设白银、黄金，乃至钻石盛宴，以资攀比。其中一次席间，每位列席的贵妇在打开餐巾后，发现的是一只纯金手镯，上面雕刻着宴会主人姓名的缩写图案。
在另一次欢宴上，咖啡之后资以娱宾的是以100美元面额钞票卷裹而成的雪茄烟。贵宾们于吞云吐雾之间，无一不真切地感到此种豪侈动人心魄的魅力……更有甚者，某大亨在以美筵侍其宠犬之后，给它戴上了一条价值1.5万美元的钻石项圈。另外别出心裁的一次盛筵间，每位嘉宾都在他们的牡蛎里发现了一颗完美无瑕光彩夺目的黑珍珠。而此次宴请的花费，竟达到了两万美元之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位挖空心思以图标新立异的富豪。他让牙科专家在自己的牙上钻出许多小孔，而后并行嵌入了两排钻石。于是当他四处昂首阔步之际，他的笑容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闪烁不已……(2)
作为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与伦敦贵族的结合，摩根家族的成员对于穷奢极侈不敢苟同，并且也不愿在报纸上抛头露面。像欧洲那些举足轻重的金融大亨一样，摩根家族非常注重维护自己的隐私。皮尔庞特对其私密持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保护态度。他树立了一种永久的形象：一位戴着高帽的大亨咆哮不已，对摄影师挥舞着手杖。他参加了19个私人俱乐部，其成员大多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教徒，喜欢和资历深的大富翁打交道。与大多数俱乐部会员不一样，皮尔庞特更喜欢成立俱乐部，而不是利用俱乐部。一次，他的一些朋友们被联合俱乐部解除了会员资格。于是他任命斯坦福·怀特设计了大都会俱乐部，后来获得了“百万富翁俱乐部”的称号。摩根出任了第一任主席。他从来不去充当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先锋。当纽约一位最显贵的犹太银行家的儿子西奥多·塞利格曼在1893年被联合俱乐部除名后，皮尔庞特并未对此有任何异议。
对于皮尔庞特而言，一位绅士并不一定要富有，但必须是上流社会的成员。他有两句有关游艇的名言，可以大致表明这一态度。第一句话是“你尽可以和任何人做买卖，但却只能同一位绅士去泛舟游览”。(3)另一句话是说任何询问游艇保养费用的人，都不够购买游艇的资格（此话也许不实）。皮尔庞特对举止粗鲁无礼的人和那些暴发户不屑一顾；他也极轻视那种游手好闲的，只知在咖啡店与俱乐部中追蜂逐蝶的纨绔子弟。摩根家族的人必须是工作道德的坚定信仰者，崇尚有钱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他们回避那种势利的上流社会——体现为阿斯特夫人与沃德·麦卡利斯特确定的“四百显贵”——所谓当时纽约社会中上等之上等人物。以他粗犷的男子汉眼光看来，这些人举办的舞会无不鄙俗而流于纤巧。
傲慢守旧的皮尔庞特喜好和一些年长的、事业有成的朋友们做伴，玩一玩惠斯特牌或是下下国际象棋。他对传统社会规范身体力行，在不同场合穿着总是得体适当。比如在冬季，他戴一顶硬圆顶礼帽，夏日则换成了巴拿马帽。甚至在1877年他访问埃及时，他的穿着也被当时时尚界认定为帝国旅行者形象的服饰：灯笼裤，表链，以及轻便遮阳帽。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对他作了如下的评价：“无论从衣着外表上还是从思维方式上，摩根都重塑了旧时代传统的伦敦银行家的形象。”(4)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那拉盖写字台后，摩根的衣着通常都是硬挺的衣领，阔幅领带和扎扎实实上浆的衬衫。这套行头是一位严肃银行家的典型象征。只有在酷暑难耐的日子里他才肯略略松开衣领，像他在俱乐部消闲时那样。摩根步其父亲的后尘，自称为一位商人，并将他的公司视为一座钱庄。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皮尔庞特从一个大胆冲动、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粗壮臃肿的大亨，有着一副阴鸷傲慢的面容。进入不惑之年的他发际眉梢已发白，还有些夸耀地留着一抹硬直的短髭。他那从少年时代便屡屡作乱的酒糟鼻子现在在他脸上扎了根，并且还不断地壮大发红，以至于成为华尔街上最引人注目的笑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鼻子逐渐显露出菜花一般的质地。许多人都注意到皮尔庞特那火爆脾气与其鼻子之间的联系。这鼻子带给他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安全感，仿佛缺乏社交中的坦然适意。于是皮尔庞特力求用严厉的咆哮与暴君般的态度来粉饰这一缺陷，结果却不尽人意。他威严的恫吓之声警告着世人切勿盯视他的面容。这鼻子对于一个生性羞怯、举止忸怩且强烈渴望得到女性崇拜的人来说，一定是可怕的残疾。
同这鼻子一样，日见臃肿的是他的体形。19世纪80年代里，华尔街的一代金融家们都因信奉那位威廉·埃瓦茨的健康哲学而深受其害。他将其长寿秘诀归结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切勿运动”。(5)工作之余，皮尔庞特通常是在俱乐部玩牌以消磨时光，而不去打网球什么的。偶尔他也举举哑铃，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医学界的泰斗建议他要“停止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当你可以叫一辆马车时，千万不要劳步”。(6)皮尔庞特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名医的命令。同时他嗜好又粗又长的哈瓦那雪茄。这种雪茄因其粗大而获得了“大力神木棒”的谑称。(7)摩根银行的传统是从不在午餐时供应酒类，因而皮尔庞特在白天是一个彻底的戒酒主义者。然而一旦夜幕初降，这一缺憾便得以弥补了。餐前他常饮几杯鸡尾酒，或是以波尔多红葡萄酒佐餐。其后他喜欢小酌几杯白兰地或白葡萄酒。这样他不仅身材粗壮，还渐渐大腹便便，就像那时其他典型的大亨一样。
虽然在他颐指气使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不善交际的羞怯天性，但皮尔庞特在社交圈里结交广泛，朋友熟人为数可观。作为一名商人银行家，他必须拓展客户范围，因而社交生活作为生意的辅助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后来巴林兄弟公司的董事长所言：“商业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果你无法获取你想要说服的客户的好感与信任，你将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8)因此皮尔庞特卷入了旋风一般的社交宴会与社会公益活动之中。
这些社交活动所带来的压力使他为婚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时这婚姻本已开始变成冷淡无情、名存实亡的哑剧。范妮·摩根性情羞怯，对作为一名商人银行家妻子所应负的许多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兴趣。她抑郁忧伤而又多焦虑，生性温柔甜蜜，对宗教极其虔诚。她喜欢阅读，与朋友们闲聊时谈论一些宗教问题。在家庭中她更受孩子们及外孙们的欢迎，却难以赢得目光锐利的皮尔庞特的欢心。随着他社交圈子的日渐扩大，范妮的品性既不够宏大，也不情愿和他一起占据这宽广的世界。有人也曾猜测这对夫妇之所以发生冲突，恰恰是由于他们之间极为相似。他俩都十分敏感，容易失控，并且都过于郁郁寡欢，以至无法成为彼此的慰藉。范妮不像是皮尔庞特那惯常的阴郁生活中的一朵忘忧花；而皮尔庞特无疑也太繁忙，根本无暇顾及妻子的欲求。这桩出于现实考虑的婚姻本来意在消除咪咪病逝的阴影，不料却变得很不现实，岌岌可危。
1877年圣诞节，当朱尼厄斯在晚宴结束后回到伦敦时，皮尔庞特尾随而至。这是皮尔庞特第一次不与孩子们共度圣诞节。次年春天，范妮没有与他同去一年一度的国外旅游。从此之后，皮尔庞特便养成了带上一个女儿在欧洲旅行的习惯，借此可以与妻子分居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旅程集商业业务与休闲为一体，为他另觅新欢提供了掩护。作为一个严谨的维多利亚式的人，他在公众面前对范妮颇讲礼遇，即使是在他们分居时间延长之后亦是如此。随着岁月流逝，范妮渐渐开始变得性情乖僻，疾病缠身。她遂将满腹心里话都向杰克和其他人倾诉。
皮尔庞特并非那种对缺乏情爱的婚姻生活可以置之度外的人。他对咪咪一往情深，展示了其性格中极为浪漫的一面。每逢他和咪咪的结婚纪念日或是她的忌日，皮尔庞特必然前往她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的墓地，追抚往事故人。(9)那些日子里，他的眼光阴郁茫然；在那银行家惯常的行头之下，他原本有一副怜香惜玉的心肠。即使他的威严使众人望而生畏的时刻，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心里有着一种无法与任何人分担的深刻的绝望之情。他的毫无快乐可言的婚姻也许更深地把他推入到生意场中，然而却又使他失去了享受这些成功的乐趣。
皮尔庞特在慈善事业上的各种关系，几乎可与他商业联络之广泛相提并论。他乐意捐助的是一些宗教、文化及教育方面的事业，而不是社会慈善救济机构。他从未试图解决贫穷这一社会问题。皮尔庞特所要资助建立的学校必须是私人贵族化的。他是大都会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最初的赞助人之一。在大都会剧院的金马蹄厅里，皮尔庞特拥有一个私人包厢（他喜欢那些浪漫而又热情洋溢的歌剧，尤其是《行吟诗人》）。同时，他又是圣卢克医院的主要捐助人。朱尼厄斯接受恩迪科特·皮博迪（他是乔治·皮博迪的一个远亲）为在伦敦的合伙人之后，皮尔庞特帮助他的儿子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在波士顿以北买下了一块90英亩的地皮，以期创办一所名为格罗顿的新私立预科学校。效法拉格比学校，这所新校意在将其学生培养成为优秀且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基督徒。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后来造就了摩根财团的死敌——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
通过他的朋友和私人医生詹姆斯·马科，皮尔庞特将他难得的一些礼物赠与了当时洪水般涌入纽约东部低地的大批移民。马科讲述了他如何在一个租来的厨房里为一名移民母亲和她的婴儿动了手术，救了两条性命的故事。皮尔庞特当时拿出300美元的钞票，“你一定要让那位女士能够得到妥善护理”他说，并把钱交给了医生。(10)最终马科大夫劝说皮尔庞特捐助了1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为纽约妇产医院修建了一座大楼。在这所医院里，护士们能够为穷困潦倒的孕妇提供食物、牛奶以及产前的护理。马科大夫成为医院的负责人。随着皮尔庞特日渐成为一位慈善家，他对未婚母亲们所表示的关怀逐渐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同时又有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说那个医院里的医生们与皮尔庞特的情妇们结为伉俪。
然而皮尔庞特为之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还是作为英国国教一个分支的圣公会。宗教是他一切价值观之间的共同联系——美、秩序、社会等级制度、对往事崇敬的追忆、壮观的庆典。作为纽约最具影响力的圣公会的非教职人员，他参加了该教会三年一度的大会，以及会议上关于教义所进行的那些深奥的辩论。宗教自然而然地与驱使皮尔庞特工作的道德结合在一起，成为他对美国商业惯例所表示出的愤慨的根本原因。他的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祖父则是个好色的唱诗班成员。他父亲的一些金融业的箴言，无不是以短小隽永的布道词风格表达出来的。朱尼厄斯经常像一位失意的牧师说道：“自我肯定或是感到上帝的允准，远比世界上一切财富能带来更大的喜悦。”(11)而皮尔庞特正是习惯于在华尔街23号中像教皇一样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对皮尔庞特和范妮而言，星期日是奉献给宗教活动的。他们去的是斯泰弗森特广场上的圣乔治教堂。从1868年起，皮尔庞特就是这里的教区委员了。星期日夜晚一般是唱赞美诗来度过的。为了使范妮满意，皮尔庞特还参加了每星期三晚上聚会的门德尔松合唱俱乐部。在他的年轻时代，皮尔庞特的性格中有过分拘谨的一面。但一般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并不能严格地约束其世俗行为。宗教是在更为基本的层次上影响着他，不管是在高亢振奋的宗教集会上大声唱着颂歌，还是当他独坐在昏暗的圣乔治教堂中倾听着管风琴的音乐，他仿佛是被这宗教的仪典施行了催眠术一般，思绪陷入到深邃幽远而又神秘莫测的梦幻之中。
皮尔庞特对于《圣经》抱着原教旨主义者的态度，相信字字句句皆为真理。他竟像一个孩子一般轻信，1882年他访问了巴勒斯坦地区。这次访问使他感触颇深，他曾有书信给范妮，描述在耶稣的墓前他所经历的强烈震撼：“在那里停放着耶稣曾躺过的尸床。我感到一阵无法抗拒的冲动，逼使我跪下地去，膜拜这圣灵。”(12)后来他曾告诉他的图书管理员贝勒·达科斯塔·格林，说他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包括约拿和鲸鱼的传说。一次，他和威廉·劳伦斯主教沿尼罗河顺流而下，途中他准确地指出了摩西从芦苇丛中被救出来的故址，并坚持说当初发生的一切和《圣经》上讲述的情况完全一样。皮尔庞特既然如此盲目轻信，那么他对玄学秘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多年以来皮尔庞特一直请星相学家伊万杰琳·亚当斯用天宫星象为他占卜，事无巨细，包括政治事件乃至股票市场的涨跌。当皮尔庞特的儿子杰克出生时，伊万杰琳预言说这婴儿的星象中有一个主要的十字星座，这预示着萧条——这预言不幸言中，1929年杰克执掌着银行事务在大萧条中惨淡经营。
1883年，33岁的牧师威廉·雷恩斯福德博士接管了圣乔治教堂，成为教区长。雷恩斯福德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的爱尔兰人，受教于剑桥大学。作为教堂活动的财政后盾，皮尔庞特在对于他的任命中曾起过作用。雷恩斯福德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一位“社会福音”的激烈鼓吹者。他告诉皮尔庞特，只有在教堂实行民主、对穷人开放的前提下，他才肯接受这一职位，皮尔庞特同意了这一条件：“一言为定。”(13)之后他便弥补了教堂的财政赤字。雷恩斯福德后来果然将穷人们迎进了教堂的大门，使他们能免费坐在那里的长椅上。而最终这两位绅士过从甚密，乃至每个星期一他们都会在麦迪逊大街219号共进早餐。除此以外，摩根还建造了几座新的教堂。
雷恩斯福德博士后来在试图扩充教区委员会，并进一步使其民主化时，遇到了麻烦。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是在摩根的“黑色书房”中开会。雷恩斯福德的想法与摩根那种“自扫门前雪”的慈善主义背道而驰。摩根断然回绝了他的建议：“我不希望看到教区委员会的民主化，我需要它保持原来的委员。这些人必须是我能在自己的书房里召集起来的一群绅士。在这里他们会坦然自若，拿出自己的钱来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14)他给雷恩斯福德去了一封信，意在辞去自己首席教区委员的职务。而这位年轻的教区牧师固执地拒绝了这一辞呈。此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俩仍然在星期一共进早餐，然而在用餐时却都一言不发。在这些共度于饭桌旁的时光里，摩根可能想起了自己的改革家的外祖父——皮尔庞特牧师被一群有钱人围攻的情景。双方僵持了好几周之后，摩根邀请雷恩斯福德去为他即将开始的欧洲之旅送行。当他俩单独在摩根的特别包厢里时，摩根一边拥抱雷恩斯福德，一边说：“雷恩斯福德，为我祈祷，为我祈祷吧。”(15)这场敌对便冰释于这通俗闹剧般的忏悔之中了。
雷恩斯福德曾对摩根的宗教信仰做过有趣的记述。“他的信仰是他珍贵的传家宝。他对之顶礼膜拜，正仿佛那些俄国人在向一家之主鞠躬问候之前，先要膜拜东正教的圣像一样。”(16)雷恩斯福德认为，教会对于皮尔庞特来说，不是一种活跃的、改造的精神，而是古典之美的保存之所在。其力量正来自它的亘古渊源和永恒不变。雷恩斯福德还夸奖了皮尔庞特那坚定不渝的忠诚和坦率诚实：“当他同你说起一件事时，他是那样专注地凝视着你，以至于你绝对不可能去怀疑他。”(17)也就是这种凝视把整整两代铁路巨头和工业大亨都镇住了。
虽然皮尔庞特的事业是同铁路紧密相关的，他却更被浩渺的汪洋大海所吸引。一度拥有火车上的私人车厢是大亨们摆谱的风行之举；然而皮尔庞特从未有过车厢。如果确有必要，他会乘坐自己控制下的铁路上的私人车厢。步入中年之后，大海成为治疗他抑郁心绪的灵丹妙药。在万顷碧波之上，他可以远离那一日深复一日的公务羁绊，从无穷的操心事中解脱出来。因而，19世纪80年代当游艇成为纽约豪门的流行宠儿之后，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场新的时髦潮流之中。1882年，他购买了一艘豪华游艇，这是他买的一系列豪华游艇中的第一艘，并将其命名为“海盗号”。随后他加入了纽约游艇俱乐部。这艘黑色船身的蒸汽游艇，以其165英尺的长度成为俱乐部游艇里的亚军，并标明了摩根家族的新恢弘气派。
皮尔庞特购下“海盗号”的时候，正是他的婚姻第一次明显地发生裂痕之后，很难说这仅仅是一个巧合。这艘船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件故作炫耀的摆设。它使摩根拥有了一个在范妮和孩子们的圈子之外的社交环境。其后，它更成了许多隐秘的寻欢作乐的爱情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海盗号”使他得以从早期婚姻生活中那种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中解脱出来，并享有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朋友，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海盗俱乐部”的社交圈子。这些朋友能够为皮尔庞特带女人们上船提供掩饰。同时，这条船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尤其是当范妮和孩子们在盛夏里回到哈得逊河上游的克赖格斯顿去消夏之时。皮尔庞特通常会在船上用晚膳，并把船停泊在曼哈顿港里，然后在那里消磨长夜。
购买“海盗号”与皮尔庞特在事业上步入一个新阶段成为巧合。这时，他开始成为铁路公司之间的仲裁人及资助人。于是这游艇成了解决争端的会场，并且是间谍无法刺探情报的秘密俱乐部。皮尔庞特具有一种演员的天才，擅长为他的丰功伟绩营造一种戏剧性的背景。“海盗号”正好为他的商海生涯增添了一层歌剧般的华丽气派。这一背景的最佳体现，无疑是1885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两公司的西岸铁路之争。
皮尔庞特之所以卷入这场争端，是由于一些私人的原因。1881年的一天，他看见一个街头贩子牵着两头驴子在百老汇街上走过。皮尔庞特一见之下，非常喜欢，因为这对驴子与他在埃及看到过的小驴非常相像。他派了一个职员去买下了这两头驴子，并分别取名为比尔泽布尔和亚玻伦。这两头驴子很快成为他那些住在克赖格斯顿的孩子们的宠物。第二年，爱尔兰暴徒在哈得逊河西岸修建一条新的铁路，就在他家的下面经过，孩子们受到了这批暴徒的恐吓，因而皮尔庞特禁止他们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出游。同时，修筑这条新铁路线的巨大的爆破声震得克赖格斯顿一带的窗户格格作响，搅乱了这里世外桃源般的宁静。
西岸铁路在当时被同业者视为一大祸害，被称为讹诈线路。善于巧取豪夺的投资者往往出于这一目的，在原有的铁路线旁边再筑一条平行线，以期同业者能出巨资购买这条新路。由于铁路具有天然垄断性质，规模很小的竞争者也会轻而易举地使其陷入困境。这条沿哈得逊河西岸延伸的新铁路线，正与对岸的纽约中央铁路相平行（纽约—布法罗线）。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西岸铁路是由财大气粗的宾夕法尼亚铁路撑腰的，因此，作为报复，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开始破土修建由费城至匹兹堡的南宾夕法尼亚铁路，以便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竞争。
西岸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展开了激烈的运价大战，导致两个公司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难怪皮尔庞特越来越憎恨竞争。对于铁路银行家而言，这刚好发生在一个难以把握的动**时代。在1883年股市大跌期间，伦敦市场上美国的铁路股票跌到了接近恐慌的程度。要求有一位金融帝王独断专行地解决这些纠纷的呼声日益高涨。赛勒斯·菲尔德在给朱尼厄斯的一封电文中说：“此地许多生意人都像是失掉了理智，我们需要一位头脑冷静、意志坚强的人来做首领。”(18)作为纽约中央铁路的财务代理人，朱尼厄斯忧心忡忡地看着该公司的股票有史以来第一次跌到了面值以下，支付的股息也已减半。1885年初，皮尔庞特去伦敦同朱尼厄斯晤面时，对那些使美国铁路陷于两败俱伤的“荒唐的争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9)1885年春天，西岸铁路已易主他人，而深受打击的纽约中央铁路推迟了关键的养护。
美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与自由竞争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似乎有悖常理。然而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19世纪末，铁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运价大战，讹诈线路，轨距不标准等不一而足。铁路公司想要打垮竞争对手，只要拒绝将货物运送到与自己铁路相毗邻的铁路上去。皮尔庞特对于铁路工程技术所知甚少，但他却很清楚，铁路公司需要一笔稳定的收入，以支付它们在纽约及伦敦债券市场上销售债券的固定利息。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货运价格在大幅度的削价压力下一降再降。皮尔庞特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纽约中央铁路两公司之间寻求和解”。(20)
1885年7月20日早晨，天气闷热。皮尔庞特以一种艺术赞助商的天才，导演了美国两家最大的铁路公司相互妥协的一幕。他先是在游艇上迎来了纽约中央铁路的董事长昌西·迪皮尤。而后，游艇越过了新泽西州的渡口，接上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董事长乔治·罗伯茨和副总裁弗兰克·汤姆森。皮尔庞特从来也不承认他选择游艇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我从来也没有这么考虑过，”他事后证实道，“但也许是如此吧。”(21)
在他接双方要人上船之前，皮尔庞特早已拟好了一份停战协议的粗略提纲。“海盗号”在哈得逊河来回航行，皮尔庞特坐在后甲板的遮阳篷下，叼着他那粗大得可怕的黑色雪茄，两旁是铁路公司的头面人物。他强调欧洲投资者对美国铁路十分不满，然而他主要是让铁路大亨们自己去争论。一般说来他采取两种策略。他常常创造出一种“没有出路”的情境，然后再进一步以他的对手面临限定日期相威胁——这种技巧是增强紧张气氛与压力，从而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此外，由于他言语简练，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诚实的经纪人的形象。他也允许其敌手们发泄怒气。就其本性而言，皮尔庞特说话简短，毫无进行长篇大论分析的能力。他的天才是短暂的、突发的灵感。正如一位律师所描述的那样：“摩根最重要的智力是，他能在短短5分钟之内全神贯注地思考大量问题。”(22)那天傍晚7点钟，当铁路巨头们分别下船之际，他们已经决定买下对方的铁路，并停止那种毁灭性的竞争。数年以后，废弃了的南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隧道和堤坝被纳入了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随着纽约中央铁路生意的蒸蒸日上，它兼并了西岸铁路，并将其作为沿哈得逊河运输的第二条铁路线。
新闻界对于1885年铁路干线协议的制定大肆宣扬，并把该协议称为“海盗号协议”。(23)皮尔庞特一手创下这辉煌的成功，乃至于那样吝于赞扬他的朱尼厄斯都告诉范妮说：“要是我去，也不可能像皮尔庞特那样，对西岸铁路争端处理得如此漂亮。”(24)当朱尼厄斯说出这番前所未有的赞美之辞时，皮尔庞特正值48岁。他再一次完成了工业仲裁的任务，这种任务后来就由法庭或是由公共事务委员会来承担了。在混乱的领主时代，竞争是**裸的、残忍的，商人们缺乏他们可以讨论共同问题的工商组织。因此银行家们常常可以作为中立方出面干预，尤其当银行本来就和两家公司都有业务关系时，就像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那样。多年以来，皮尔庞特聘请的都是最为精明的律师。然而多年来他更喜欢英国式的商业手腕——那种非正式的交易，例如，呷着白兰地和叼着雪茄烟握手言欢，银行家们衣冠楚楚，上浆硬领笔挺，在俱乐部里友好地交谈。摩根家族的人从来就不喜欢诉讼。在某次铁路纠纷事件中，朱尼厄斯写信给皮尔庞特：“我希望你不要被诱入诉讼中去。人生短暂，不足以应付诉讼。”(25)
铁路公司之间的血腥竞争在19世纪80年代更加激烈。好几家铁路公司都濒临破产的边缘。1886年，德雷克塞尔-摩根重组了庞大的费城和雷丁铁路公司。这一举措涉及要认购发行较低利率的新的债券，并且要估定股东们的资产值，以便减轻铁路公司的负担。重整后的公司后来被摩根的一位死敌所接管。他就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欧德。日后他宣称道：“我宁可去摆摊卖花生米，也不愿对摩根俯首听命。”(26)麦克利欧德公然与摩根对抗，并且侵入摩根其他的铁路经营领地。这次教训使摩根深信，不应该在改组公司之后把大权放诸他人之手。
美国铁路系统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复线过多。这种竞争使得各公司陷于依靠削减运费和削减工资来支付债务的恶性循环里。与此同时，他们最大的主顾，尤其是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和卡内基钢铁公司，迫使他们对大宗货物运输给予优惠回扣，从而激怒了西部那些小农场主和势单力薄的生意人，引发了要求政府管制的呼声。对于作为铁路垄断象征的摩根来说，绝对的自由竞争永远是不可取的。多年以后他说：“美国公众们似乎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可以选择受管制的法律协议或不受管制的非法律协议。早在五十多年前，我们就应该摒弃那种站不住脚的教条，即认为自由竞争能保护公众利益。”(27)随后我们将不断地看到，摩根财团总是认为政府调控胜于自由竞争，而私人垄断又胜于上述两者。
在1887年，国会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成立了第一个监管委员会，把竞争作为准则，并取消有争议的回扣。支持这个法案的派别背景各异，身份不一，有小规模货物运输者，也有铁路公司本身。铁路公司接受了政府管制不可避免的现实，并希望能通过恰当的法规，实现他们急需的市场稳定。但是在州际监管委员会成立六个月之后，回扣又出现了。因此在1888年，铁路公司的首脑人物们决定在皮尔庞特·摩根的主持下，移花接木，将他们自己的自我监管形式套到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框架之上。
1882年的12月间，报纸的读者们饱览了关于在摩根默里山庄家中所进行的种种秘密活动的报道。密切监视着这所宅邸的记者们看见成群结队的西部铁路公司首脑和银行家们云集于此。来客中包括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代表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重病缠身的杰伊·古尔德。摩根的住宅被记者们团团包围。他们不停地揿响门铃，还把看戏用的小望远镜贴在窗户上。室内，皮尔庞特坐在他那大书桌的一头，做了如下的开场白：“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本组织的各位成员在怀疑自己受到损害时，不要将法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间。这种现象以前司空见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无此习俗，因此更没有理由认为在铁路运输界可以如此行为。”(28)很明显，皮尔庞特的欧洲经历形成了他这套理论的框架。
在得到巴林财团和布朗兄弟公司代表的支持之后，皮尔庞特向铁路大亨们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他们能停止削价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那么金融家们将停止为其竞争对手承销证券。这的确不失为一项明智的举措。当华尔街指责铁路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时，铁路公司则责备华尔街发行过多的证券，由此造成了过度扩张，导致价格大战。摩根本人就曾受到这样的责难；他资助了一些资本过多的铁路公司，结果这些铁路公司负债过高，难以抵挡经济萧条。1888年12月的会议确定了一个“绅士协定”，即在60天内保持运输价格不变，其后，这些绅士们将再度聚会于此，共商大计。
1889年1月，类似的一次聚会在摩根的“黑色书房”中再度举行。这一次会议制定出了一项计划，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团组织，即州际商业铁路协会，来规范整个铁路系统。这个大组织将规定运费，仲裁争端，并对违反规定的公司量罪论罚。皮尔庞特将担任这一卡特尔垄断组织的首脑。纽约《太阳报》将这一新的组织称为“铁路管理方式上的巨大革命”。(29)然而后来由于受到西部运输费用竞争的沉重压力，这一新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在1890年12月15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皮尔庞特对于维护铁路稳定进行了最后一搏。除了原来那些铁路界的泰斗之外，新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伊利诺斯中央铁路的斯泰弗森特·菲什、大北方公司的詹姆斯·希尔和北太平洋公司的T.F.奥克斯。皮尔庞特提出如下一项计划：提议成立一个西部交通协会。该协会将由来自每个铁路公司的一名董事组成，并由他们共同制定统一运费；任何有舞弊行为的公司都将被摒弃于行业之外。摩根对于自己的计划深感满意。他以一种少有的在公众面前的坦率态度对一位记者透露说：“想想吧——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以西的全部互相竞争的铁路公司，都将被置于大约30个人的控制之下！”(30)这一番话究其本意是美好的天真，实际上却是一种危险的盲目。在他内心，皮尔庞特对于自身的公正和良好的判断能力如此坚信不移，以至于他没有看到将美国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控制在他个人手中的危害性。《纽约先驱报》对他大肆吹捧，称之为“巨型铁路托拉斯[7]之王”。(31)然而不久之后，这项宏图大略也化为了泡影。
归根结底，“绅士协定”没能逃脱卡特尔组织的历史命运，他们无法控制协议之外的小的竞争对手。而正是这些人削减了运费，围逼更大的强敌，并赢得新的业务。由于这些暗中欺诈和缺乏约束的行为，“绅士协定”很快就破了产。即使现今权倾一时的皮尔庞特·摩根也无法解决这一体系结构上的痼疾。这些问题是由于过多的铁路公司追逐过少的主顾，各公司又债台高筑而造成的。在1893年的经济危机中，数十家铁路公司纷纷倒闭。皮尔庞特重新改组了其中许多公司，并运用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策略来恢复秩序。
皮尔庞特的这一段生活历程表现出他真实的心病不是金钱，而是权力。这不是那种病理学上所称的权欲，也不是要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并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权欲（虽然不排除这一动机）。他所要求的是那种能整顿混乱颠倒的金融领域，拨乱反正的权力。在强盗领主中，摩根是唯一由于过度注重道德而受折磨的一位。他深信，当其他人被这一时代令人目眩的变化和经济变革的速度弄得不知所措时，他是唯一能够解决难题的人。
随着摩根财团的权势与日俱增，它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银行，沉重的责任压在皮尔庞特的肩上。但他的机构编制却极其精简，一共只有80名雇员。皮尔庞特甚至没有一名固定的秘书。朱尼厄斯警告儿子不要沉浸于生意中，搞得精疲力竭。同时，当皮尔庞特雇用了一名书记员，专门拆读大量信函时，朱尼厄斯那隐秘的、商人银行家的敏感性受到了震惊。他在19世纪80年代末最后一次谆谆告诫儿子，信中说：“不管一个人的体魄多么强健，他也不能够承受像你在过去两年中在脑力和体力上所经受的压力，除非你能够及时地在这两方面都得到充分休息，否则你迟早都会付出代价的。”(32)然而朱尼厄斯却从未注意到，他自己那种永不屈服的风格和理想化的高标准如何造成了皮尔庞特对工作那种奴隶般的奉献精神。
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于身体日见衰弱，朱尼厄斯·摩根渐渐退出了生意圈。这位在摩根家族历史上享有“钢铁公爵”美誉的人物成为伦敦最有影响的美国银行家。他与巴林财团和罗斯柴尔德财团的人物平分秋色。他坚定地参与了一批国际性的贷款项目。其中涉及埃及国家银行、俄国铁路公司、巴西一些州政府，以及阿根廷的公共服务事业。不管他是如何年老体衰，他总能给人一种坚如磐石、坚韧不拔的印象。伦敦的《泰晤士报》称他为“精神矍铄，老当益壮”(33)。
1884年，朱尼厄斯的妻子朱丽叶去世了，享年68岁。在她晚年的光景里，围绕其膝下的是她宠爱的许多京巴狗。摩根家族曾很巧妙地说她神志有些不清，大部分时间待在她楼上的房间里消磨时光。因此，她并未参与朱尼厄斯的生活。妻子逝去之后，朱尼厄斯借以排遣孤寂的是皮尔庞特一周两封的来信和孙儿孙女们的来访。被家人称为“杰克”的小J.P.摩根十分崇拜他的祖父，尤其喜欢在伦敦王子门大街13号家中表现出的那种英国式的礼仪，这包括仆役们把他作为“法定继承人”(34)伺候的态度。朱尼厄斯一直把皮尔庞特视为感情寄托。有一次，在法国南部皮尔庞特来探望他之后，朱尼厄斯写道：“今天皮尔庞特带着一家人离去了——这房子是如此孤寂冷清——我深深地想念他们。”(35)
家人的探望是朱尼厄斯垂暮之年的主要乐趣。他于189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表现出他那早年坚毅的嘴和沉稳的目光。他头发雪白，成簇的眉毛也已发白，头发已谢了顶。冬天，他是在蒙特卡洛的亨利埃特别墅中度过的。那里可以俯视美丽的地中海。朱尼厄斯过着一种极有规律的、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他和朋友共进午餐，午后驱车漫游。在1890年4月3日的那次出游中，拉车的马受到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的惊吓。朱尼厄斯跳上踏板，想看看车夫是否能够驾驭得住这几匹马。然而就在那一瞬间，马车撞上了一堆石头，将他重重地抛了出去，摔在一堵墙上。朱尼厄斯一只手腕被折断，并且摔成了脑震**。他昏迷了5天之久。连绵的箴言终于永远泯灭了。也许对于朱尼厄斯来说，在77岁时因为受到这么猛烈一击而猝然辞世，远比看着自己体力日见衰退要合适得多。伦敦《泰晤士报》在其讣闻中宣称，朱尼厄斯在其一生中几乎从未患病。(36)当然，这件事包含了一种神秘象征的意味：一列火车突然汽笛轰鸣，打破了田园风光的宁静，致使伦敦最重要的铁路银行家一命呜呼。
朱尼厄斯被葬于哈特福德雪松山上的墓地里。就像他为皮博迪操办的丧事一样，皮尔庞特为父亲办了一个体面的、与一位声名显赫的战争英雄身份相符的葬礼。哈特福德市面上，灵车沿途所经过的商店都闭门致哀，该州议会会堂前也下了半旗。在瓦兹瓦斯博物馆的摩根纪念大楼上，镌刻着皮尔庞特为朱尼厄斯写的碑文。这些碑文明显地表现出父子俩身上那种伦敦商人银行家传统所烙下的相同印迹：“纪念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原籍马萨诸塞州，一位哈特福德商人……其后是一位伦敦商人。”(37)
摩根是否不满他父亲的专制呢？或者，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拜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真诚呢？他的感受，不论是愤怒还是矛盾心理，都被深埋在巨大的建筑物之下了。他对父亲的纪念，正如哈姆雷特王子纪念其亡父一样。十二年来，他逐渐收购哈特福德瓦兹瓦斯博物馆周围的土地，以修建这座摩根纪念大楼。这幢大楼耗资140万美元，由粉色大理石筑成，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博物馆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年以后，皮尔庞特一边不耐烦地看着他的怀表，一边浏览了一堆建筑蓝图，并迅速地选定其中3份作为哈佛医学院的楼房式样。这次捐助修建又是为了表明儿子对父亲的深情。并且，在皮尔庞特书房西厅那红色的、饰以织锦的墙上，朱尼厄斯的画像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周围是圣母和小天使们——强权的族长由可爱的孩子们和超凡脱俗的女性所围绕着。在麦迪逊大街的家中发生一起小小的火灾之后，有人问起皮尔庞特，他最先抢救的会是哪一件珍宝。皮尔庞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父亲的肖像画。”
一家美国杂志之前已把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列入美国最富有者之列。如今皮尔庞特继承了1240万美元的遗产，他的私人财富一夜之间翻了一番。1000万美元将继续存放在银行里。他还继承了这银行帝国的控制权，取代了他父亲在伦敦金融城享有的地位。像朱尼厄斯一样，他控制了从英国向美国的资本流动，而后在新世纪中，当这些资金逆向运转时他又从中获利。
朱尼厄斯去世之后，皮尔庞特甩掉了精神上的一些桎梏。一种新的自重意识在他心中像花朵一般盛开了。在潜意识里，他成为了J.皮尔庞特·摩根，商界巨头、艺术家们的私人赞助商。朱尼厄斯去世前，皮尔庞特的艺术藏品数量不多。1888年，他买入了第一本文学作品的手稿，一部萨克雷的著作。现在，他开始狂热地收购，日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收藏家。为了宣传J.P.摩根的新形象，他雇用了他的朋友J.弗雷德里克·泰姆斯为他设计“海盗二号”游艇。泰姆斯拿到一张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空白支票，并被告知不必顾虑费用问题，唯一的限制是游艇必须能在哈得逊河流经克赖格斯顿的地方转身。新的“海盗号”船身呈黑色，光洁闪亮，上面矗立着黄色的烟囱，颇为壮观。它全长241英尺，耀武扬威地摘取了水面上最大的豪华游艇的桂冠。后来，只要海盗二号在外国的港口一出现，它的雄姿就会使当地居民惊恐不已，仿佛是看到了美国资本步步逼近，席卷而来。
如果摩根家族不是连续三代都只有一位男性活到继承财产的年龄，那么摩根家族的男人也许会快乐得多。在商人银行家的家庭里，男孩子一出世就背上了继承这个王国的重负。上市公司有其自己的公司生命，而私人商人银行的合伙制则不同，它往往需要依赖一个家族的背景、资本和声望。因此如果家族的男性继承人拒绝参与家族事业的话，这一事业恐怕就得终结了。因此，摩根家族的希望首先是由朱尼厄斯寄托到皮尔庞特身上，又由皮尔庞特寄托到杰克身上。在这两代人的关系中，生意上的压力都严重地加剧了父子之间惯有的紧张与对立。
从一开始起，皮尔庞特与杰克的关系就异于他和朱尼厄斯的关系。如果说皮尔庞特是深受朱尼厄斯那种令人窒息的过度管制的困扰的话，杰克的不幸则在于根本得不到关心。这孩子其实深深地渴求父爱，只是皮尔庞特似乎如此遥不可及，如此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生意，以至无法顾及儿子那孩子气的需要。因此在杰克和皮尔庞特之间，总有一些距离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适之感。这远远不像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之间那种强烈的男子汉气概的相互敬慕。皮尔庞特和杰克都生性羞怯，举止笨拙，严格地拘泥于新英格兰的正统礼教。对于敏锐纤弱而又缺乏安全感的杰克来说，要同一个脾气暴躁、时常大吼大叫的名满天下的父亲打交道，实在不是易事。
皮尔庞特在孩提时代就生性狂野、倔强，因而需要强有力的管制。而杰克则不同，他需要父亲激励他那微弱不振的勇气。但是皮尔庞特却未能这么做。杰克性情温和，喜欢久久地坐着。他缺乏那种火一般的**。他进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圣保罗学校。这里是富豪子弟们接受正统的、斯巴达式的美国常规教育之处。孩子们每周都得写信回家，但却不能接受礼物。零花钱也得向校长要。在这里，皮尔庞特曾写过充满了孩子气的文章歌颂拿破仑。而今的杰克却似乎更倾向于保护弱者。当他解释为什么最喜欢某位老师时，他说：“可能是因为比起其他老师来说他最可怜吧——男孩子们总是这么捉弄他。”(38)1880年，他13岁时，曾被小说《董贝父子》感动得落泪。狄更斯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严厉却又颇具魅力的父亲和他敏感的儿子的故事。像他父亲一样，杰克也常常连续为偏头痛所困扰。他身材高大，举止笨拙，性情温顺，喜欢和家世较好的孩子们交往，而不屑与粗暴之徒为伍。年仅12岁时，他的言谈举止就俨然是个中年人了。他曾对母亲范妮解释他不喜欢大理石的原因：“大理石经不起损耗和磨撞，不合算。”(39)
杰克缺乏向他那令人生畏而又遥不可及的父亲挑战的勇气。如果说皮尔庞特会用坚毅来对付朱尼厄斯，杰克却只是暗自希望得到父亲的赞许，并倾向于寻求母亲在感情上的支持。他发现父亲性情暴躁，又喜怒无常。杰克的焦虑常常在金钱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也是家族中的许多禁区之一。像皮尔庞特年轻时一样，杰克对自己的花销也有一本明细账。人们可以看到他曾记下支付学校图书馆罚款的10美分，以及关于他的“圣诞节收入”和“祖父所给收入”(40)名下的一笔笔开销。每当把皮尔庞特和钱相提并论时，杰克都会颤抖着说：“你看，我从不违背爸爸的意愿，乱花任何一笔钱。”他还告诉母亲说：“爸爸是那么痛恨我在他面前提到金钱，因此我根本不曾以任何方式暗示过他该付账单了。”(41)在他童年的信中充满着这种情感。
杰克写给母亲的信是关于摩根家族最全面的一份记载。可惜的是，范妮的回信却遗失了。显而易见，杰克对母亲有着强烈的感情。他们对彼此的忧郁都极其敏感，都经受着皮尔庞特·摩根这个不可理解的人物的影响，互相安慰长达四十年之久。多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杰克·摩根成为一位刻薄的老者。然而他现在却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充满了对母亲的挚爱的孩子。他曾写信对母亲说：“亲爱的妈妈，如你所知，我是这样爱你。就在刚才，我一想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能见到你，我便感到浑身惬意。”(42)在他十几岁时，他对范妮的态度就是保护性的。以至于有时他不像她的儿子，反而倒像她的父亲了。当范妮变得抑郁消沉，时常卧床不起时（在杰克的信中，关于范妮体弱多病的言辞比比皆是），杰克竭尽全力使她振作。1889年，他写道：“至于说到你的忧郁心情，我所能说的只是，不管别人做些什么，你都千万小心别让自己过于疲倦。并且，你要小心应付这些人——你知道该怎么做。”(43)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当他听到一位朋友的母亲将范妮描述为“冷漠、沉静、毫无热情”(44)时，他有些迷惑不解。但是这些评价也可能表现了范妮只对家庭成员表现出深情挚爱，对外界却漠不关心这样一个事实。
皮尔庞特只是在格丁根浮光掠影地接受了一些大学教育的皮毛，而杰克则是摩根家族第一个获得大学文凭的人。1889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那时他有一张棕色的脸庞，头顶削得很平整的黑发，还留着小胡子。他在哈佛度过的那些日子，正好是皮尔庞特协商“君子协定”之时，但他却没有任何叛逆行为。当皮尔庞特正在纽约同铁路巨头们周旋得焦头烂额时，杰克却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他抽着烟斗，得到的成绩是公子哥儿们常拿的C，还把最后一年的时光用在研究海草籽的特性上。每当杰克在实验室里做出一项令人兴奋的发现时，他都将之归结为幸运所致，典型地反映了他内心那种自卑感与不安全感。
就像他母亲一样，杰克喜欢文学。然而他却被一种灰暗的世界观所困扰。作为一个行为规矩拘谨的人，《浮士德》那悲惨的结局使他心神不宁；而《茶花女》又使他深感抑郁。在杰克的年轻岁月里，没有出现过咪咪的肺病，也没有沾满了泪水的传奇。1887年他航行到欧洲时，曾经这样写道：“船上只有一位可被称为美人的姑娘，然而我同她却丝毫不曾有染，因为她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平庸。”(45)他的原则是决不去冒险。对那些好管闲事，而又爱惹麻烦的人他也已经极不耐烦。“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好像都认为生意场是臭水沟，一切理想和聪明才智都会消失在其中。我必须承认，只要采取的方式是诚实合理的，我自己看不出做生意有什么害处。”(46)同时杰克又是极虔诚坚定的宗教信徒。当其他年轻人正热烈地辩论着社会秩序的公平性时，他却在思虑是否应该由教堂出面，公开谴责赌博行为。
对于他和父亲之间的感情鸿沟，杰克留下了一份忧伤的回忆。他曾讲过一个讽刺故事，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皮尔庞特在生意上的自我专注。杰克有一次邀请了一位哈佛同学到克赖格斯顿。两个年轻人和皮尔庞特一同乘着“海盗号”漫游。在彼此介绍之后，皮尔庞特就匆匆埋首于报纸之中。然而当船靠岸后他却对杰克说：“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年轻人之一。”(47)
皮尔庞特显然发现了儿子性情柔和，并且比较被动，缺乏他年轻时那种进取之心。他分别于1884年和1885年两次让儿子去落基山脉中狩猎。皮尔庞特为儿子安排的猎伴是圣乔治教堂的教区长威廉·雷恩斯福德——一位了不起的猎手。杰克射中了一头长着粗角的羊。他还睡在大雪封门的木屋里。皮尔庞特正是希望借助这种男子气的逐猎使儿子坚强起来。然而，杰克真正亲近的还是限于母亲范妮一人。
1889年，杰克从哈佛毕业，并结识了简·诺顿·格鲁。她是波士顿银行家和矿山所有人亨利·斯特吉斯·格鲁的女儿。她的祖上都是一些显赫家族，其中包括斯特吉斯和威格尔斯沃思这样的家族，杰西（简的爱称）这个波士顿人凭她的家世背景，与杰克门当户对。然而在赞同这桩婚事之前，摩根和格鲁这两家还是相互摸了摸对方的底细。杰克把杰西的家谱拿给皮尔庞特过目，并一直在向势利的父亲请求一个谈论这桩婚事的机会。终于，皮尔庞特答应下一次去波士顿时同儿子谈论此事。在一封充满了愤怒与渴望的信中，杰克对范妮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
星期六，爸爸拍电报给我，说他要到波士顿来停留几个小时，希望能见到我。他预计6点40分至此，半夜还要回去参加一个午夜12点在“海盗号”上举办的晚宴。我希望能同他待上一个小时，可是他的火车误点了。因为下雨，我在一座铁路桥下站了一个小时，却仍然没有见到他。最终我总算有幸能同他从火车站一直驱车去俱乐部，然而同车的却还有鲍登先生（摩根的合伙人）以及迪皮尤先生（当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他没有转交给我你的电报中的任何一封，也没有告诉我关于雷恩斯福德的计划，或是他是否一定会在星期三出航。这次会面令人十分不快，我相信有时你也会发现，属于一个忙人也有不利之处，不管他多好。(48)
这封信的结尾最能道出真谛——杰克把范妮和自己描绘成皮尔庞特的共同受害人。一个月之后，在焦虑和颤抖中，杰克向父亲和盘托出了他与杰西的事。皮尔庞特的答复是到春天他和范妮将会考虑这个问题。由于一向敬畏父亲，杰克在皮尔庞特给予他同情性的关注时，总是受宠若惊，感激万分。他大大松了口气。在随后一次与母亲见面时，他告诉母亲说：“我对于爸爸在听取我的意见与愿望时所表现出的一切充满了感激之情。由于终于能告诉他事情真相，我自己也很满意。这些都是言辞所难以表达的，这使我几个月来的忧愁郁闷顿然冰释。”(49)1890年12月11日，杰克与杰西在波士顿的阿灵顿街教堂举行了婚礼。《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尽是关于这场盛事的报道。
摩根家族代代相传的说法是杰克本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他之所以当了银行家，仅仅是因为其父认为这是有关家族荣誉的大事。(50)1892年，杰克25岁，这时他成为摩根银行在纽约、费城及巴黎三处分行的合伙人。在此后二十年的生意往来中，杰克将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父亲。他记述了皮尔庞特那交替发作的颠狂与抑郁，并且慷慨地给予他许多同情，远远超过了自己得之于父亲的关怀。在皮尔庞特的暮年，父子间的关系多少变得平等了。
杰克在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进入了摩根帝国。1893年6月，托尼·德雷克塞尔在参观卡尔斯巴德的一家奥匈康复疗养胜地时去世，留下了一笔遗产，据说在2500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虽然德雷克塞尔让摩根掌握着在纽约的经营管理权，但德雷克塞尔家族却保留了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公司和巴黎德雷克塞尔-哈耶斯公司的控制权。1893年10月，小安东尼·德雷克塞尔决定退休，以坐享荣华富贵。这使皮尔庞特得以加强自己在纽约、费城、巴黎以及伦敦的连锁合伙控制权。在一次大都会俱乐部的晚宴上——那是在摩根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纽约和费城的合伙人共聚一堂——皮尔庞特宣布了自己将要大权独揽的计划。
在1895年的公司重组中，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被重新命名为J.P.摩根公司。同时，巴黎的分号也更名为摩根-哈耶斯公司。费城的分号虽然名义上仍被称为德雷克塞尔公司，可事实上德雷克赛尔家族已退出了实权阶层。皮尔庞特任命爱德华·斯托茨伯里为费城公司的经理。他是费城一位制糖加工商的儿子。在伦敦的J.S.摩根公司也很快会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如此一来，摩根的四处合伙公司中，唯一的共同之处是由皮尔庞特任全权负责的高级合伙人，而他的同事只是某些公司的合伙人，而不是所有公司的合伙人。皮尔庞特将可获取所有公司利润的35%。现在，权力中心已由伦敦移至纽约，从此以后纽约将成为摩根帝国的指挥部。尽管这一庞大的帝国有着跨国经营的外表，它事实上仍是以美国为大本营的。华尔街23号中的少数首脑人物握有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重权。当年朱尼厄斯将皮尔庞特派驻到纽约这个较次要的金融中心。而今基于同样原因，皮尔庞特又将杰克派到了很快就将不能与纽约相提并论的伦敦。此时正值美国工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景气的前夜，大量托拉斯即将应运而生，摩根财团便抓住机遇，将权力重心从伦敦西移，越过了大西洋。
来访者们只要一踏进华尔街23号皮尔庞特那玻璃环绕的镶着护墙板的办公室（这种风格是朱尼厄斯办公室的翻版），就可以领教到他那风雷一样的狂暴脾气。他坐在拉盖书桌前的转椅上，靠在百老汇街的一边，冬季里他背后的壁炉中烈焰熊熊。如果需要，他常常站起身来，踱着步，详细地询问着合伙人。林肯·斯蒂芬斯曾回忆他如何坐在里间，四壁都是玻璃，门打开着。但是，这种平易近人的样子实在是一种幻象，因为摩根那傲视一切的目光常使好事者腿软骨酥。如果来客待得过长，他常常以埋头疾书的姿态来使对方手足无措。史蒂芬斯回忆道：“除非摩根请他的合伙人进去，否则他们从不主动接近他。他们进去时看上去也惶惶不安，就像办公室打杂的仆役。”(51)甚至他的合伙人也称他为摩根先生，或是老人家。他就像巡回展示的一尊蜡像那么坐着。伯纳德·巴鲁克将他描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家”。(52)他有与人亲善之举，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气度是那般森严而令人生畏，以至于人们在他所经之途自然地让出道来。一次，圣公会一位主教访问了克赖格斯顿，为了使他能返回曼哈顿，皮尔庞特在半夜为他截下了一辆行驶中的西岸线上的列车。
关于皮尔庞特缺乏耐心、脾气暴躁以及他表辞达意的简练，有许多故事。他不能很长地集中注意力，一般也就从上午十一点钟工作到下午三四点钟。中间休息时，他在办公室里吃些三明治、馅饼，也喝些咖啡。一次他挽救了一位商人的事业，在这位先生感激涕零之际，他却打断了对方的话，说：“够了。今天事务繁忙，没时间听你说这些，再见吧。”(53)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心思，他也常有自己秘而不宣的日程安排。新闻记者克拉伦斯·巴伦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波士顿金融家普林斯去向皮尔庞特征询一项投资方案。普林斯事后说道：“我握着摩根先生的手，热诚地感谢他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所表示的关注，并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建议。事实上我知道，他正在用尽一切方式要毁了我。”(54)
朱尼厄斯去世后，皮尔庞特需要放松他一人独揽的权力，因为巨大的工作量实在非他一人可以承担。皮尔庞特一直为自己不能下放权力而悲叹——“这是我的天性，我实在没有办法”——直至1907年的恐慌之前，他一直没有正式举行过合伙人会议。(55)尽管他所辖之事繁多，皮尔庞特却对细微末节极为关注，并以他能够操作银行中的任何一项业务而自豪。“我能够在任何一名职员的办公桌旁坐下来，继续他未做完的任何工作……我不喜欢受任何人支配。”(56)皮尔庞特从来没有完全抛弃那种创业者的渴望，总想了解自己生意中的每个细节。他每天都核验现金的收入账目，吹嘘说他两个小时内可以还清一切债务。他有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能够在扫视分类账目时一眼看出其中舞弊的数字。每逢新年，他都亲自审核一切账目，一旦他发现某个错处，那教训就使主管人员终身难忘了。“他的身材是那般魁伟，声吼如牛。”莱昂哈特·凯斯描绘道。那时他还只是为皮尔庞特桌上金制的蒂法妮钟上发条的办公室小厮呢。(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