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我在去往美国的路上途经葡萄牙，那时的里斯本于我而言是一个绚丽却又哀伤的人间天堂。彼时人人都道战争将至，侵略迫近，唯有葡萄牙终日避世，在战火中孤影欢笑。里斯本，这座曾拥有世界展览之最的城市，绽放她苍白的笑颜，犹如一位母亲，长久没有收到儿子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而企图用信念帮助他从战火中生还一般。
“我为我的儿子而笑，因为他还活着……”“看，”里斯本说，“看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平和、多么光彩夺目……”欧洲大陆如同荒山野岭中蜂拥的猛兽一般压制着葡萄牙；里斯本以其固有的节庆欢宴直面欧洲：“尽管我易受攻击，但我如此小心谨慎不愿隐匿自身，他们怎会把我当作目标。”
在城镇的每个角落，家家户户都如同将熄的余烬一般静寂。我已然不记得一缕光亮，流光溢彩的城市使我感到隐约不安。橱窗里的钻石所闪烁的光芒吸引着过路的流浪者们，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城中游**。在夜晚我尤能感到欧洲对里斯本的压迫，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像是从老远就嗅到了宝藏的气息。
但葡萄牙对欧洲猛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却置若罔闻，不相信任何不祥的预兆。她自信满满，以极为渴求的口吻谈论着艺术，有谁敢摧毁她的艺术珍品？她陈列展览出这个国度所有的珍奇之物，又有谁敢粉碎她的奇观异景？她将这个国家的伟人大方示众，没有军队，没有枪，面对入侵者的武器，她亮出了自己磐石般的哨兵：诗人、探索家和征服者。除了这些士兵和武器，葡萄牙的过往也封锁了敌人入侵的道路，有谁敢毁坏她辉煌的过去所留下的这些珍稀遗产？
每个夜晚，我都满怀愁思，徘徊于这些可以愉悦展览的成功逸事之间，展览的一切都近乎完美，就连音乐都是精心挑选，曲调婉转，犹如喷泉之音，优雅地流淌过花园的每个角落。谁会忍心来破坏世上这一完美的品质空间？
但我发现，在里斯本的微笑下，隐藏着的却是比我那故乡的黯淡之景更为严酷的现实。你们可能和我一样都知道，有些家庭在吃饭的时候仍然会为他们死去的亲属预留座位。他们觉得丧亲之痛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弥补，但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一种慰藉。逝者已逝，他们会因死亡而以另一种角色存在，然而这些家庭却阻碍了他们回家的路，他们使逝者永远地缺席，永久地变成了迟到的客人。他们的哀思变为一种空想，徒劳无功。这些家庭沉入了不安的深渊，而非仅仅经历短暂的悲痛。飞行员吉约梅是我最后一个不幸离世的朋友，他的飞机在航空邮递过程中不幸中弹失事。吉约梅不会再改变了，我已然接受了他的死亡。他再也不会来了，也不再会缺席。我吃饭时不再为他留位子，因为这是种无用的幻象。他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但他依然是我的挚友。
而葡萄牙似乎依旧强颜欢笑，将自己隐藏在华灯与音乐的伪装之下。在里斯本，他们玩着一个被称为“幸福”的游戏，祈求上帝自身会信以为真。
在里斯本，凡是有难民存在的地方就会被悲伤的氛围所笼罩。所谓难民，我并不是指到此寻求庇护而被驱逐的人，也不是指到这里寻求耕种之地的外来者，而是指那些从民不聊生的故国中逃脱出来，将钱财安置在安全地带的人。
由于在镇上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住在了埃斯托里尔，靠近卡西诺赌场的地方。我从经历着枪林弹雨的地方而来，法国连续九个月不停地突袭德国，在德国的反击过程中我们丧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
当我还在家乡的时候，我曾经历过奴隶制下冷酷的社会氛围，受到过饥饿的胁迫，也曾在城中的幽暗之处栖身。现如今，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隔壁的埃斯托里尔卡西诺赌场就被幽灵包围。一辆辆凯迪拉克佯装要开往别处，却悄悄地停在卡西诺门前的细沙地上。人们一如既往地盛装赴宴，炫耀着身上华丽的燕尾服与珍珠。人们互相邀约，参加对方的“木偶宴席”。饭席之间，他们则是默默无语，无话可谈。
饭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玩起轮盘赌或百家乐纸牌游戏。我有时也会前往观赏，但我既不感到愤慨，也不感到讽刺，只隐隐约约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像在动物园里，面对灭绝物种的幸存者时，困扰着你的一种感觉。这些赌徒围着圆桌就座，一个个紧挨着，凑近严厉的赌台管理人，尽可能地营造出希望、绝望、惧怕、嫉妒或欢喜的氛围，就如同他们仍活着一般。他们靠运气下赌注，而时运在当时对他们来讲已不再重要。他们使用一种过时的货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能就依赖于几家已经被查封的工厂，甚或是被头顶上盘旋轰鸣、蓄势待发的轰炸机威胁着。他们好似在天狼星上汇付赌款，赌博游戏继续，就像这地球上的一切战斗轰炸一概没有发生过。他们试着相信他们有理由兴奋纵情，试着相信支票的票面，试着相信这种习惯会永世存在。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犹如一出木偶芭蕾，忧伤而哀愁。
他们显然已经麻木。我离开了这群人，去海岸呼吸新鲜空气。那里的温泉水和埃斯托里尔这片被驯服的汪洋一样，都看似想要加入这场赌局。波涛拍打着海湾，在月光的映衬下显得波光粼粼，犹如一袭出现得不合时宜，却又华美的晚礼服。
在轮船上，我又遇见了这些难民。这艘船将这些漂浮不定的人载往大洋彼岸，隐约给人一丝不安之感。
我想：“我并不介意自己一直在海上航行，但我并不想变成他国的移民。因为我在家乡学到的诸多事物在其他地方可能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这些人，从我的国家移民到了这里，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通讯簿，一点点地抛弃尊严，却依然甘愿成为他人。他们用尽全力将自己与微毫的重要之事相关联。“我过去怎样……我的家乡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是某某人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会告诉你曾经发生在同伴身上的故事，抑或是有关责任和错误的往事，或是其他与任何事物相关的事情。但当他们决意要移民国外时，这些事情都意义不再。那些记忆生动温暖，欲念新鲜，就像近来发生的一段恋情一样，依然使人心念起伏。收起柔情蜜意的书信，片段成为了一段段回忆，贮存在记忆之中小心收藏：回忆起初散发着一股忧郁的迷人气质，而后你回想起了那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想起她清澈湛蓝的双眸。当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有关故土和家乡的记忆便逐渐褪色，模糊渐远。
他们察觉到了这些。但就像里斯本成日与欢乐作伴一样，人们佯装以为这些记忆与往事很快便会回到自己身边。但浪子远走他乡，却非真正离开，因为在他们身后，家一直都在。你不在隔壁房间和不在地球的另一端，相较而言并没有任何差别。一个已经离开的朋友的突然出现要比他平时的实际存在更使人感受强烈。在来到撒哈拉之前，我从未感受到我对家乡的深爱。没有谁会像16世纪的布里多尼水手那般如此接近过自己的爱人，他们环绕着合恩角而居，在劲风和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他们还没离开便想着要回来，当他们拉起绳索，扬帆起航时，那一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正引领他们走上回家的路。从布列塔尼港湾到他们未婚妻家里最近的路经过合恩角。对我来说，从我的故乡法国移民到这的人们就像是失去了未婚妻的布里多尼水手。再也没有布里多尼的姑娘会为他们在窗前点亮一盏微亮的灯了。他们并不是回头浪子，而是四海游子，路的尽头等待他们的不再是一个温暖的家。随即，他们开启了一段自我超越的旅程。
如何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如何重新编织一段回忆？这艘鬼船太过拥挤，就像灵魂还未降生而徘徊在地狱边境一般。在船上，唯一和现实相关的人就是那些因从事工作而变得高尚的人。他们如此真实，甚至真实到让你忍不住想触碰，他们端盘子、擦拭器皿、给别人擦皮鞋，令人略感轻蔑的是：他们甚至还侍奉死者。船员对移民者的怠慢并不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缺的并不是钱，而是尊严。自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家，没有朋友，再也不和任何责任义务相关联。他们扮演着某个角色，但却不再真实。没有人需要他们，没有人会来找他们。午夜，你被加急而来的电报惊醒起身，信中催你马上赶赴火车站，这是件多么美妙而又令人激动的事情。“快过来！我们需要你！”我们很快就发现会有朋友前来帮助我们，也会慢慢发现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诚然，今后我的魂魄将无人嫉恨，无人打扰，却也不会有人用真情来祭奠我的亡魂。我想他们一旦抵达，就会被带至鸡尾酒欢迎派对或是安慰晚宴。谁会前来轻叩门扉，祈求收容呢？“开门，是我！”在一个婴儿懂事之前，需要很长时间的母乳喂养；在一个朋友宣告你们的友谊之前，需要很长时间的感情培养；一座古旧的城堡在得到人们的珍惜和爱护之前，需要倾注几代人的心血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