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的有识之士看来，明成祖的皇位“篡逆”,所以长期遭到非议和攻击，以致严重影响到对明成祖的公正评价，使明成祖未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今天看来， “靖难之役”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之，谈不上谓正义和非正义，不应因此而抹杀明成祖的历史功绩。这件事反而告诉人们，明成祖身为一个藩王，以一隅之兵起事，最终夺得至高政权，建立起全国的统治，表现出了他异乎寻常的卓越的军事才能。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的实践表明，他还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再加上朱元璋三十余年的治理，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从而使明成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大有作为的帝王。

明成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卓有成效地经营边疆，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明成祖对东北地区进行积极的开发和经营，设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奴儿干都司，把黑龙江中下游大片疆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当时，在奴儿干都司辖境内修通了四条通道，沿途设有驿站，以便商旅往来。这四条通道南接江东，直达北京。内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土特产运往内地，从而使当地与内地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明成祖积极经营西北，设立了哈密卫，加强了对大西北地区的管理和羁縻。终明之世，西北地区一直比较安定，没出现过大的祸乱，这与明成祖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明成祖加强了对西南土司的管理力度，并最先实行改土归流，设立了贵州市政使司，形同内地，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成祖封赠乌斯藏诸法王，修筑西藏地区通往内地的通道，更加强了西藏地区和内地的联系。

明成祖还积极经营南海诸岛，对那“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进行勘查和命名，对那里进一步开发和管辖，他的伟大功绩永远彪炳于中国史册。

明成祖放松海禁，促进国际交往空前大发展。在这一点上，明成祖比他的父皇朱元璋显得开明和有气魄。明成祖虽然未明令废除海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大大地放松了。

明成祖遣使四出，广通友好，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亚非国家间至今传为佳话。他恢复了被朱元璋废除的市舶司，恢复了对日交往，并一度基本解决了所谓倭寇问题。他使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中国重归于好，外国来华的使臣“络绎于这”。

在永乐年间，有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国王七次来华访问，并有三个国王长眠中国，葬在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交往增强了亚非国家间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并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明成祖迁都和营建北京，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随着几千年来民族大融合历程的推进，建都北京已成为客观历史要求。明成祖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果断地决定由南京迁都北京，并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从而大体奠定了今天的格局。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至今五百七十余年而未改，充分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和富有远见。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以后的岁月中对中华民族起到一种凝固的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

明成祖浚通大运河，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大运河始凿于隋，当时是以洛阳为中心，几乎绕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

元代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开凿，南北大体取直，不再绕道洛阳。但是，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并没有全线通航，故“终元之世，海运居多”。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黄河决口南灌，大运河几乎全部停航。

明成祖命宋礼浚通会通河，兼治黄河，陈瑄开凿清江浦，京杭大运河这才真正全线贯通。从此以后，大运河就成了一条繁忙的水道，南方的粮饷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往北京，海运遂罢而不用。

在运河两岸，陆续兴起了像淮安、济宁、临清等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经常以长城、大运河而感到自豪，但人们知道，长城只是起一种防御作用，而大运河才真正推动了全国的经济联系和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成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学术文化方面，明成祖采取了繁荣封建文化的政策。他除了对顽固的政敌断然进行屠戮以外，对一般文人则采取优客的政策。他尊儒纳士，兼用杂流，咏诗写赋，在永乐年间的文坛上出现了台阁派文体。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明成祖组织文人编纂了多种图书，其中最著名的是《永乐大典》。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由三千文士历时五年编成，保存了中国15世纪以前大量的文化典籍。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当然，明成祖也像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局限性。明成祖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也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性和投机性。其中，最遭后人非议的是，他对建文旧臣的屠戮。著名的文臣方孝孺竟被“诛十族”,开历史先河。

他搞“瓜蔓抄”,动辄株连数百人。建文旧臣的妻属也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和**，令人发指。在那历史转折的关头，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性得到充分的表露。除此之外，他的有些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明成祖执政时期重用宦官，创设东厂，贻害后世。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对宦官的管理是比较严的，明成祖则为之一变。因为他夺位多得益于宦官的帮助，所以他即位后便对宦官大加任用。

明代宦官出使、监军、专征、分镇等大权，都始于明成祖。尤其是设立东广，用宦官充任特务刺臣民隐事，为害最烈，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影响最大。

东厂一旦设立，则终明不废，成为明代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明成祖英武刚毅，威柄独操，对宦官尚能驾驭，东厂还不致危害过甚。明代后世的皇帝庸懦者多，宦官专权的祸害遂日益严重。

自正统年间的王振开始，宦官的气焰渐加嚣张，终于酿成了“土木之变”。后来，成化年间有大太监汪直，正德年间有一手遮天的刘瑾，天启年间则有被呼为九千岁的魏忠贤，弄得国将不国。这一切，都与明成祖开始重用宦官、设立东厂有直接联系。

明成祖放弃大宁，给北部边防留下了一个缺口，反为后世留下一个极大的祸患。宁王原来驻守大宁，明成祖挟持宁王南归之后，收编了原属宁王管辖的朵颜三卫。这些剽悍的蒙古骑兵为明成祖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成组即位后，为酬报朵颜三卫，便将大宁一带交给了他们。

大宁地处漫长的北部边防线的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使东西部声气相接，一方有警，另一方随时可以增援。明成祖放弃大宁后，东西部的这种联系受到破坏，给后世在北边的防务造成很大的困难。

明朝后期，当女真(满族)在辽东兴起后，不时由此内犯，并终于取明朝而代之。弃大宁虽不是这次皇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但至少应负有一份责任。后世的有识之士经常说到弃大宁之失策，应说是很有道理的。

明成祖放松海禁，但没有断然废除海禁，给后世留下了严重的祸患，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海禁的始作俑者是朱元璋，能断然废除海禁的是明成祖，但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大大地放松了。海禁政策是朱元璋制定的，是“祖制”,明成祖指责建文帝变更祖制，提倡敬天法祖，所以他明明知道这种“祖制”不合时宜，也不敢公开宣布废除，反而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照旧制实行海禁的话。

明成祖在具体实施中确实是大大地放松了，所以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永乐年间的国际交往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但是，明成祖毕竟没有将海禁废除，后世皇帝还要把它当祖制来遵守，从而严重地限制了中外交往。清承明制，实行闭关场策，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发展。

海禁(或称闭关)政策严重窒息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中国终于一天天地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如果明成祖公开废除海禁，使永乐年间中外交往的势头长期保持下去，历史当是另一种面貌。

但受历史的局限，明成祖未能公开废除海禁，使这种政策长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对这种消极影响，甚至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明成祖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并在实践中大大放松了海禁，离公开废除只差一步。就这么关键的一步，他没有迈出，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灾祸。

明成祖以一个藩王起兵夺位，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致使藩王谋叛成为明代政坛上一个不稳定因素。

谷王朱穗曾开金川门迎降，明成祖厚待于他，但时隔不久，他就以为建文帝“申大义”为名，阴谋举兵反叛，事发后就贬其为庶人。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一直阴谋夺嫡，明成祖死后，宣宗刚即位，他就举兵谋叛，想重新走明成祖的老路，试图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结果被俘后烧死于铜缸下。正德年间，安化王反叛于宁夏，被俘后处死。最危险的一次大概要数宁王宸濠的反叛了。

当时，正德皇帝不理政事，朝政日非，宸濠趁机举兵，朝中大臣不少人持观望态度。幸赖王守仁有谋略，很快将宸濠俘获。这类的藩王叛乱明代还有好多起，他们都想仿效明成祖，但却没有明成祖的才能，所以都失败了，徒然给明代社会增添了许多的祸乱和破坏。

明成祖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劳民过甚。他在国内的统治刚刚稳定，永乐三年(1405)就派郑和大规模下西洋。第二年，郑和尚未返回，他又发兵八十万大军征讨安南。之后，丘福率大军征漠北全军覆灭，明成祖便连续五次亲征漠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与此同时，国内大工迭兴：浚通大运河，迁都和大规模营建北京，修建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营建长陵，这都是需要大批人参加的大工程。在明成祖在位的短短的二十二年间，同时干这么多兴师动众的大事，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各地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并在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幸赖经济得到发展，国库充实，再加上明成祖用人得当，调节有方，且尽力不误农时，所以终未酿成太大的祸乱。

虽说明成祖有那些局限，但与他的巨大贡献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明成祖是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在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向前发展的，以此为基础，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也大体安定。正是在永乐年间，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领袖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明成祖。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除儒家思想仍居主导地位外，佛、道二教也受到众多人的尊崇，并且三教还互相渗透。

明成祖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活动，这就难免地具有某种历史局限。不论一个历史人物多么杰出，他都不能超越历史和传统。明成祖代表着那个时代，同时也属于那个时代。他的思想和政策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

明成祖是第一流的封建帝王，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不但是15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参与者，而且还是领导者和塑造者。正像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一样，明代也出现了“永宣之治”。以前，人们常提所谓“仁宣之治”,而明仁宗在位还不到一年，称不上一个时代，并且它的富庶和强盛也是永乐时代的余绪。

从宣德年间来看，明宣宗在位十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主要还是靠明成祖在永乐年间把国力推向了鼎盛。因此，称“永宣之治”更准确，更切合历史实际。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历代杰出之士和人民群众共同为之奋斗的结果。在这方面，明成祖做出了的巨大贡献。有的学者在谈到明成祖经营边疆的业绩时说： “秦皇以来，实所未有。”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历史上能干成一件大事业就可以流芳后世，例如修筑长城、张骞通西域、开凿大运河，等等。以这类公认的重大事业来衡量的话，明成祖可以说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差。姑且不论其他，仅设立奴儿干都司、营建北京、浚通大运河、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几件事来看，干成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可为他树立一座丰碑。

因此，当我们全面衡量明成祖的功过时，就不难得出结论：明成祖是第一流的封建帝王。在第一流的封建帝王中，他也算是杰出的，明成祖为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