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棣来说，周王被废削是个信号，下一个也就可能轮到他了。但对于公开起兵夺位这件事，一开始他还颇为犹豫。随着其他几个藩王被削和朝廷针对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他感到形势越来越紧急。他身边的一些谋士也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鼓，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起兵。

姚广孝是燕王的第一位谋士。因他的僧名叫道衍，所以习惯上又称他为道衍和尚。他随燕王到北平后，就在庆寿寺当住持，在那里为马皇后祈福。他的主要心思却不在这里，而是帮助燕王成就一番大业。他经常出入燕王府中，形迹甚密。

明太祖死了以后，姚广孝感到机会来了，便千方百计地怂恿燕王起事。尤其是周王和其他几个藩王被削以后，姚广孝更是使用各种方法鼓动燕王，要他起兵夺取皇位。姚广孝曾为明成祖占卜。姚广孝跟人学过阴阳术数之学，懂点占卜的知识。

有一次，燕王让他为自己占卜，还问他是什么卜术。姚广孝说是“观音课”。他交给燕王三枚铜钱，让燕王掷。燕王刚掷出一枚，姚广孝就一本正经地说： “殿下要做皇帝乎?”燕王马上制止他说： “莫胡说。”燕王说归这样说，但对这种预示着自己要当皇帝的卦象，他一定会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燕王和姚广孝是密友，姚广孝对燕王想当皇帝的心思是很清楚的。明朝人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燕王写了个上联，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随口就对了下联， “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从姚广孝对的这个下联来看，怂恿燕王起兵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这个故事可能带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它反映的历史情况却是可信的，即姚广学是燕王起兵的有力鼓动者。

姚广孝有个朋友，叫袁珙，也是明初的一个奇人。他善于相人，据说曾相士大夫上百人， “无不奇中”。姚广孝把他引荐给燕王，把他召来北平。燕王故意穿上卫士的服装，和九个卫士一起在酒馆中喝酒。袁珙走进来一看，便马上跪在燕王面前说： “殿下怎么这样不自爱呢?”那九个卫士都故意笑话他，说他瞎说，燕王也装作不以为然。但袁珙就是认准了燕王，出口就称殿下。

燕王怕他信口说出一些有妨碍的话，便急忙带他回宫。袁珙在宫里又仔细对燕王相了一番，说燕王“龙行虎步”,有天子之相。到四十岁的时候，胡须过了肚脐，就要登上皇位了。燕王听了自然十分高兴，但害怕这些话泄露出去，传入朝廷于自己不利，便把袁珙打发了回去。

袁珙为燕王相面是否这样富有戏剧性，我们可不必细究，但相面这件事是大体可信的。燕王即位以后，马上将袁珙召入京师，授官太常寺丞，可能就是对他的回报。

袁珙有个儿子，叫袁忠彻，自小从父亲那里学到相人的本领。他当时也随袁珙到了北平。有一次，燕王设宴招待北平的文武大员，暗中让袁忠彻对他们相面。袁忠彻对燕王说，朱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张员“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谢贵“臃肿早肥而气短”,耿 “颧骨插鬓，色如飞火”,景清“身短声雄”。他的结论是，这几个人“于法皆当刑死”。

这几个人都是建文帝派来监视燕王的，现在燕王听了这话自然是“大喜，起兵意益决”。燕王即位后，他也和父亲袁珙一起奉召进京，授官鸿胪寺序班，得到丰厚的赏赐。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话后来一一应验的缘故。

金忠是袁珙的朋友，精通《易经》,善于卜筮。他曾在北平以占卜为生，多奇中，北平城里的人都称他为神人。姚广孝在燕王面前不断称赞金忠的卜术，燕王这时正盘算着起兵的事，就以生病为名，召金忠前去占卜。

结果，燕王得了一个“铸印乘轩”的卦。金忠借以发挥道： “此象贵不可言。”实际上就是说，燕王有天子之象。从此以后，金忠就经常出入燕王府中，并以占卜劝燕王举兵起事。后来，金忠就成了燕王的心腹。燕王即皇位后，全忠官至兵部尚书。

当时还有一个颠士，不知是何处人，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行为疯疯癫癫，说的话显得荒诞不经，但他说的事却往往应验。燕王让人把他召来，他净说一些隐语，暗含有鼓动燕王起兵成大事的意思。

有一天，张玉的儿子张辅在那里坐着，背上有些灰尘，颠士就拍着张辅的背说： “这里这么大的灰尘，还不起吗?”实际上是说给张玉听的，即还不赶快帮着燕王起兵吗?张玉是燕王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极受信任。

他这是在鼓动张玉，让张玉去鼓动燕王。

有一天，颠士突然求见燕王，说城西有一块风水宝地，贵不可言，并问燕王： “殿下有可以埋葬的人吗?”燕王认为这是不吉利的话，就没好气地说：“没有。”颠士又说： “殿下的乳母在哪里呢?”燕王说： “早死了，埋葬在乱草丛中了。”

颠士说： “赶快把你的乳母改葬在那里，以后一定有征验。”燕王还真的听信了他的话，将他的乳母冯氏改葬在颠士所说的那个地方，即后来所说的“圣夫人墓”。燕王即位后，追封他的乳母冯氏为“保圣负顺夫人”, “圣夫人墓”也就由此而来。燕王在即位当年的十一月间，就派郑和赴北平祭奠他的冯乳母。

像明成祖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竟然还让一些方士为他占卜，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但在古代的人们大都有迷信心理，即使一些大人物也难以摆脱。卜筮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历史的产物，也翻转过来影响过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处于历史关键位置上的人物来说，占卜往往能产生很大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甚至可以是决定性的。

像公开起兵夺取皇位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属大逆不道，不要说不一定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会遭到当时人和后世人的唾骂，所以燕王曾一度犹豫不决。正是在姚广孝等人的劝说下，其中也包括占卜，燕王才下定了起兵的决心。

有一次，姚广孝秘密地劝燕王举兵。燕王说： “民心向着建文，怎么办呢?”姚广孝巧妙地回答道： “我只知道天意，谈什么民心呢?”尽管姚广孝这么说，但对于人心向背这件事，燕王不会不考虑。这也正是他一度犹豫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建文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在明朝的皇帝中，建文帝并不算坏皇帝。他生于皇宫，自幼与诗书为伴，身边大都是文墨之士，所接受的都是儒家以仁义治国的那一套学说。他即位后，对朱元璋的那一套做法多有变更，总的倾向是实行“宽仁”政治，重用文臣，优容知识分子。

朱元璋是以“严猛”治国，士大夫整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过日子，在霜锋雪剑之后，建文帝时期无异于阳春煦日。当时推行的所谓“建文新政”,除少数不合时宜难以实行外，大多数还是颇得民心的。

建文帝改定了一些律例。《大明律》是参照《唐律》制定的，建文帝与《唐律》仔细对照了一下，发现《大明律》加重了刑罚。他告诫三法司官员，刑罚宜宽，务崇礼教。对那些罪证不足的或可以原谅的囚犯，予以赦免。因此，洪武时期的一些冤案、错案得到纠正，一些流放的官员被赦还，许多被杀的功臣子弟受到录用。据刑部统计，建文年间的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三分之二。

建文帝对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文官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朱元璋废丞相后，权归六部，而六部尚书都是一品，建文帝提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从而改变了六部尚书低于五军都督府长官的状况。朱元璋经常摧辱大臣，时而当场对大臣廷杖，建文帝时则没出现过这类情况。建文帝还合并了一些州县，裁减了一些冗员。

在经济上，建文帝采取了一些宽大的政策。他下令“蠲逋租”,即免除农民拖欠的租税。老百姓因灾变卖子女为奴者，建文帝命地方官府为他们赎身。他还限制僧道寺观占田的数量，余田分给平民。洪武年间江浙一带的田赋特重，建文帝下令酌量减轻。原来江浙一带的人不能当户部的官，建文时也改变了这种规定。

建文帝在作风上远不像朱元璋那样独裁。他虚心纳谏，下诏要臣下直言。

建文帝即位不久，就派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名大臣分头巡视天下，了解民间疾苦，免除不急之务，有什么弊政及时革除。

但是，建文改制带有复古的色彩。他按照《周礼》的记载，对六部官职名称进行了纷繁变更，一些沿用了上千年的官名，他却改用《周礼》上的官名。一些机构的设置，也作了一些无谓的改变。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按照方孝孺的建议，竟然要恢复西周时的井田制，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由于许多人的反对，井田制未能实行，也确实无法实行。但官制的纷更已经叫人目不暇接了。这些变更都无济于实事，反而给燕王起兵提供了借口。因为建文在变更“祖制”,燕王正可以以维护“祖制”的名义起兵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