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临死前留下了遗诏：

朕应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败仁明考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不论从通诏的内容看，还是从语气上来看，这个遗诏都是真实可信的。它清楚地表明，明太祖又一次明确地要把皇位传给建文帝，并不许诸藩王赴京师吊祭。

明太祖死后，其讣告必定和遗诏一起报闻诸藩王。父皇死了，还不让诸王奔丧，这必然引起诸王的疑虑。

对燕王来说，他现在是明太祖最年长的儿子，不让他进京为父皇送葬，他自然不会甘心，甚至怀疑朝中有人故意作梗， “矫诏”行事。燕王的三个哥哥已死，按伦序当由他继位，现在朝中怎么样，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外边观望。更何况父子至情，即使有遗诏不让奔丧，他如果前去，建文帝也不好拒绝。

因此，燕王带一部分士兵赴京，属于正常行为，算不上冒犯朝廷。既然“祖训”上允许这样做，这时又是非常时刻，为了应付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燕王“率师如京”正是在情理之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个朝鲜逃卒的话是可信的。

但建文帝刚刚即位，统治未稳，对燕王尤存猜疑，故不许他“率师如京”,而只许他一人进京奔丧。燕王权衡利弊，便半道返回。因为燕王看到建文帝已在江口重兵设防，未敢贸然前进。

建文帝许他单洪武官窑瓷片骑进京，他又怕自投罗网，因而便听从了道衍和尚的话，回头返回北平，以便充分准备，待日后再“羽翼高举”。

但从建文帝允许燕王单骑入城这一点来看，其他诸王也可能被允许单骑进京。虽有明太祖“毋至京师”的遗嘱，但诸王真的要去为他们的父皇送葬，建文帝也不便强行阻止。

有些史书中则说，根本没有燕王奔丧这件事。主要根据是，当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后，经三年苦战，后直奔南京，师驻龙潭，燕王望钟山落泪，说： “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以此证明燕王未曾赴京奔丧。

如果以此证明燕王未渡此江，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据此就说没有燕王奔丧这件事，则失之详考。实际上，燕王的确来奔丧了，因看到江上有防，他又不愿单骑入京，所以就返回了，这当然就“不渡此江数年”了。

皇太子朱标死了以后，朱元璋经过近半年的踌躇，终于下决心立朱允蚊为皇太孙。那时朱允蚊才十六岁，他当时就感到，那些拥兵在外的叔父对他是个威胁。

六年以后，朱元璋死了，朱允蚊也就成了明代的第二任皇帝。从立皇太孙到他继位，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平静无事，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慑于朱元璋的威严，也没人敢提异议。但在平静的表面，不知有多少股觊觎皇位的暗流在涌动，时机一到，随时都可以冲出地面，与建文帝展开激烈争夺。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至荣，皇帝被神化为上天派往人间的总代表。也正因如此，任何礼教和宗法规则都不能杜绝对皇位的觊觎。为了使皇位继承有条不紊，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了一条重要的宗法原则。

但它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虽可使皇位继承显得有章可循，但它也会把懦弱甚至昏庸的人推上皇帝的宝座，从而给全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在争夺皇位问题上，这些皇家子孙并不把什么宗法规定认为不可侵犯，也并不讲究什么夫妇父子兄弟叔侄等亲亲之谊。礼教纲常等恍似一层易破的轻纱，并未掩盖住因此一问题而激发的绵亘不断的严重冲突。”

建文帝就是一个比较文弱仁柔的皇帝。他按照这种继承规则登上了皇位，但他无法驾驭他的叔父，终于无可奈何地被他的叔父所取代。

朱元璋封了九个塞王，其中除燕王外，还有辽王、宁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都靠近边地。朱元璋要他们每年都要训将练兵，塞上有战事，他们就可以提兵抵御。朱元璋对这种安排很得意，有一次他就对皇太孙朱允蚊说： “我把防御外敌的事交给诸王，边境上可以保证没事了，让你当一个太平皇帝。”朱允蚊听了后说：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谁去抵御他们呢?"

朱元璋可能也没想到这一层，听朱允蚊这么一说“默然良久”,自己没想出好办法，就反问朱允蚊： “你的意思怎么样呢?”朱允蚊对此想得比较多，他当即回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 “是也，无以易此矣。”

看来朱元璋也承认，他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在朱元璋死前，他们祖孙二人就议论过诸王可能犯上的事，但朱元璋一直没有觉悟，只相信自己安排好的那一套礼法。这一套礼法如果万一不灵，那就只有采用朱允蚊那套办法了。朱允蚊也是说对诸王先德、先礼，仍然不行，再削，再度，再讨，对此朱元璋确实也无可指责。建文帝即位后，还没看到他对诸王施什么德和礼，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削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