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处不尴尬。

1978春天，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在残酷的竞争中，我终于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由国家统一分配调到一所陌生的中学去任教。或许因为是民师转正无正式文凭的缘故，学校对我并不信任，把初中二年级最差的一个垃圾班交给了我。人们称之为垃圾班，无非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全年级最差最难缠的学生。可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满怀着转正后对工作的热情，对新环境新生活的向往，我走进了教室。还没等我开口，几十个孩子一起击打桌凳，大喊“民办民办！”。我顿时面红耳赤。艰难地上完第一节课，我头脑轰鸣地走回办公室，还没站稳放下教本，便有老师惊呼，原来他们发现我的罩衣后背上不知被谁泼了一团深蓝的墨迹。

八十年代初，流行名作家到全国各地讲学或进行各类文学交流活动。有一次著名女作家陆星儿到市工人文化宫讲学，我在百里之外的乡村中学听到了这个消息，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二天四点多钟就邀了学校几位文学爱好者踏着深秋的寒霜跑步到汽车站，挤上车，一路颠簸到文化宫，天方大亮。来得是早了点，会场的大铁门紧紧地锁着，我们几个人顶着满头的霜花，不停地跺着脚驱赶寒冷。我们在饥肠辘辘中等到八点半，门总算开了。可我们并不清楚城里机关“八点开会九点到，十点不耽误听报告”的习惯啊！我们几个迫不及待地占据了最前几排的最佳位置，虽然并无一睹女作家芳容的念头，但却是真心要倾听关于文学关于人生的心灵感悟。冰凉的木制坐椅被我们几个捂热了，这时走过来一个工作人员，他对我们说，这是领导席，请你们退后坐。我们几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站起来，狼狈不堪地朝后走去。刚在中排的几个空位落坐，不到十分钟，又有人走过来告诉我们，说这几排是文学青年的位置，让我们再朝后边挪挪。会还没开，二次当众迁徙，而我们走也不是，坐也不是。起身走吧，一百多里路，请假、找人代课，还有那种对文学的眷恋之心，不甘心白跑一趟；不走吧，尴尬的场面使我们饮尽委屈。因为那时，我们连文学青年也算不上啊！我们只是偏僻乡村没见过世面的穷教师。半天的报告会，我们如坐针毡。

尴尬会使人难堪，尴尬会给人遗憾，但尴尬反弹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那难忘的第一节课后，我以真诚的敬业精神和慈祥的母爱真情不仅教学生知识，而且教学生做人，一直将他们送到高中毕业。每一节课对我来说都是艺术享受，直到今天，我还十分想念我那些讲坛岁月。想念那些我建立了深情厚谊的学生们。那一次听陆星儿报告后，几位和我同道的老师全都打道回府，只有我一个人一条道儿走到底。一想起那次的难堪，我就暗自积蓄了一股劲。当我经历了无数次失败，逐渐走到了收获的金秋时，当我也数次走上讲台，为文学青年演绎关于创作的旧话时，我便想到：人生真是无数个结，每一个结都要学会汲取力量，这力量其中也包括尴尬的反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