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谢霆锋多次表示他曾经挨过苦，但实际上，他所挨的那些苦，和真正挨苦的人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倒是这次被投进监狱，令他多少尝到了一些苦的滋味。

毕竟他是明星，庭审时，曾有许多人出面帮助他，甚至连一向以大姐大面目示人的汪明荃，都在庭审的最关键时刻，出面为他说好话，证明他的品质是好的。又因为他有哮喘病史，所以，入狱之后，他在各方面，均得到了一定的优待。惩教所方面，并没有直接将他投入监仓，而是安排住在独立的病室。

即使如此，他仍然是犯人而不是自由人，进入监狱时的一些例行手续，他还是得走。进入监狱之后，许多例行手续，都是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比如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剃头。谢霆锋对自己身体所有部位最喜欢的是自己的头发，现在，却不得不被剃掉，相信那一瞬间，他的痛苦和无奈，是何其强烈。接下来，要给新入监的犯人留下档案，例行的程序是打指模和掌模。如果是普通人，这样的事，即使做一千遍，除了厌烦之外，倒也还能忍受。可此刻的谢霆锋，是作为有罪之人来做此事，这一过程，会给他留下终身的印记，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案底。

最麻烦的一件事是对他进行例行检查。

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或者携带违禁品，所有入狱者，均需经历严格的检查。这一关，对于许多人来说，绝对不那么容易过。作为男人，脱衣检查倒不算难事，至少会比女人承受力强一些。可明星又不同，他们众所瞩目，被强迫脱衣，是对其自尊的一种挑战，尤其是还要进行通肛检查，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会觉得这是一种人格和肌体的污辱。

但是，监狱却不能省了这道手续。

客观地说，此项检查，确实有违人权，许多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甚至一直都有强烈的呼声，要求废除这类检查。然而，不但在东方在香港有这类检查，就是在世界的其它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都有这项检查。那是因为监狱方面非常清楚，这项检查一旦废除，监狱制度很可能因此解体。犯人们随时可以利用这些器官，将一些违禁物品带进监狱，带进毒品之类，危害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一旦带进去的是杀人武器，则什么样的麻烦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在对谢霆锋进行肛检的时候出现了麻烦。当时，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警员因事不在场，是由一名助手完成的。据说，检查者将手指伸进谢霆锋的肛门时，刺伤了他，又因为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引起感染。据医学人士称，一般指检时，通常都会伸进两根指头。对谢霆锋指检时，因为是助手从事这项工作，并不严格，仅仅只是伸进一根指头。通常情况下，因指检而受伤的情况并不常见，这项检查应该是很安全的，谢霆锋所遇到的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估计与当时谢霆锋极为紧张，肌肉收缩有关。

因指检而受伤的谢霆锋，在监狱中所待的第一天，显然不那么愉快。

第二天的经历相对要平静得多。早晨6点多起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早餐吃的是梅菜猪肉，看上去，监狱的伙食还不算是太差，至少和人们印象中的“牢饭”是有距离的。接下来，他被通知去见父母。同样不习惯早起的谢贤和狄波拉，为自己的宝贝儿子，差不多是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便出了门，匆匆赶到监狱门口，等待探监时间的到来。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下午，他和律师商谈案情，并和惩教署的医生和心理专家见面，其间还参加了惩教署的迎新座谈。这一类活动，原本是惩教署的一种“教”的方式，希望大家都适应这种新的“生活环境”，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可谢霆锋参加这样的活动，心里自然不会好受。当自己是一个自由人的时候，常常是众所瞩目，是为千万人艳羡的明星，可现在，坐在这样一群人之中，人们仍然将他当成明星，只不过，目光不再那么狂热和纯粹，多少会带上一些色彩。那就像是有色眼镜背后透出的目光，这种目光，深深地刺伤了他。

这一天，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不得不去找医生，并且给肛门敷上膏药。

第三天，谢霆锋不得不溶入这个集体，参加适量的“劳动”。他所参加的工作是“贴信封”，用胶水把纸张粘成信封。这项工作并没有难度，如果是孩子，甚至会觉得很好玩。对于谢霆锋来说，如果不想自己此时的环境，不想即将到来的宣判，这样的日子，倒也还能过得去。麻烦在于一个人不可能不想，平常，普通人和他见面，那是需要经过特殊批准特殊安排的，除非他所熟悉的人想见的人，否则，不是任何人想见他就能见到他，更不会有普通人近距离没有界线地同他待在一起。他是明星，明星是给人欣赏的，每一个需要希望欣赏他的人，都需要为这一欣赏过程付出相应的代价。可现在，他和这些人待在一起，彼此间没有距离，人们看他的目光，就像看一个脱光了衣服站在他们之中的人一样。只要想到自己是在坐牢，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罪犯，那么，做任何一件事，和自由时所做，意义完全不一样。

苏永康在这一天寄语谢霆锋，称“第一晚最难熬，以后慢慢适应就好了。”苏永康是过来人，对此自然有深刻的体验。他说：“眼看头顶的风扇转上转下，心里只想时间走快3倍。但经过了第一日，适应环境后，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些。”

好过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阿Q的精神胜利法。身处这样的环境，一个人如果只是希望日子好过些，那这个人大概也就没救了。刑罚的目的，大概不是让犯人去监狱中寻找心理平衡的感觉，而是给他们一个强制性的反思机会。

到了第四天，谢霆锋的麻烦来了。由于哮喘病好转，医生证明他不必再待在单独的病房，完全可以和其它犯人生活在一起。于是，他从相对优越的环境搬进了另一个环境。这是普通的监房，条件自然比单独病房差很多。即使坐牢，谢霆锋也还是幸运的，他在香港坐牢，条件相对比较好，一间监仓里，仅仅只关了3名犯人，比中国内地的大学生宿舍还宽裕。如果他进的是内地监狱，一间监仓住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进入普通监仓，生活自然也就不同，他得打扫厕所，擦洗地板。在这里，他不再是明星，没有人会帮他做任何事情，反而希望将自己原本该做的事情分派给别人。后来，谢霆锋说，这是一件苦差，他自小就不曾做过这一类的事情，做起来极其辛苦。

惩教所里关押的，大都是少年犯，他们之中，很多人犯的是杀人罪。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社会异类，叛逆者。与这样的人关在一处，谢霆锋不知作何感想？他是否像在美国那段日子一样，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面镜子？

谢霆锋在里面的日子不好过，身在外面的父母，日子更难受，连带他的许多朋友，也都牵肠挂肚，忙进忙出，总想为他出一份力。可实际上，所有的外力都只是一种形式，真正能够对他的人生起到作用的，还是他的内力。

这段时间，香港的记者也真够辛苦，他们在惩教所前面的一座山上长期蹲守，用长镜头照相机对着惩教所内，从而成功地拍到了谢霆锋在惩教所内活动的镜头。

谢霆锋果然是明星，即使是进了监狱，仍然是传媒关注的焦点，各种有关他的新闻满天飞。而且，这些新闻似乎显示他在监狱中也并不十分安分，难以看出真正悔过的迹象。据说，谢霆锋在监狱中想着的，并不是父母朋友，而是女友张柏芝。他向父母提出要求，希望张柏芝能去监狱看他，可是，谢贤和狄波拉不同意这一请求。

媒体自然不肯放过与此次事件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个女人，记者们并没花太大的精力，便摸清了王菲在谢霆锋入狱当日的行踪。她当时高调转会，乘豪华邮轮外出公海，出席新力唱片公司为她举办的盛大签约仪式，开开心心地接受新唱片公司的礼遇。这个仪式因故延至晚上10点进行，王菲因此特意安排随行的记者在邮轮上住宿一晚。媒体因此说，这是有意安排，目的是为了让媒体不能将照片以及消息传真回公司。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使得签约新闻和谢霆锋的宣判消息被扯到一起。公司方面自然否认这一说法，他们解释说，之所以延迟到10点，完全是为了配合邮轮的起航时间。记者会上，王菲自然会被问到与谢霆锋有关的问题，王菲不肯多谈，只是隐晦地表示，谢霆锋不诚实。记者们由此推定，在整个顶包事件中，谢霆锋或许对王菲也说了不少的假话。

至于张柏芝，当时前往机场接从美国来的舅舅舅妈，有记者问她最近在忙些什么，是否留意到新闻。张柏芝顾左右而言他，说：“我心情好兴奋，因为好疼我的舅父舅母会从美国返港。舅父好疼我，他知我登台都特别去捧我场。我舅父是英国人、舅母是韩国人，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所以要看他想安排什么样的节目，我会陪他们吃饭，我家有卡拉OK，又有桌球，都可以在家玩。”

记者自然不肯放过，又问她，如果现实生活中另一半不开心，应该如何安慰对方？张柏芝说：“不需要安慰，相爱只需要互相了解和关心，其它不用讲太多，默默留在他身边支持就可以啦。”

10月16日，法庭正式宣布判决结果。法庭判词中称，谢霆锋和刘志伟两人在案中的角色不同，考虑谢霆锋只有22岁，14天监禁对他已是当头棒喝，考虑到他的背景及角色，所以从轻判处谢霆锋强制进行社会服务240小时。

惩戒只是一种形式，惩戒的目的，关键在于作用，如果惩戒能够起到威慑以及令被惩戒者悔悟，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类性质的案件，确实不存在量刑的轻重问题。不过，香港民众对这种判决似乎不太满意，均觉得量刑太轻，这是明显的对待不同的人作不同的处理。因为民众对这种判决结果表示不满，舆情很大，有关方面，还曾经非常慎重地出面解释，强调惩戒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确实，谢霆锋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人，给他留下案底，已经是极重的惩罚了，法律的效用，已经得到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