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太像是游乐场中的旋转木马了，罗伯特·乔丹心想。但不是那种配有音乐声、孩子们骑在漆有金色颜料的牛身上、飞速旋转的木马。游乐场里还有套圈游戏，曼恩大街上一到傍晚就会亮起那种蓝色的煤气灯，旁边还摆着卖炸鱼的小摊子，摇彩轮在转动着，就像风车一样，上面的阻力片有节奏的拍打着带有变好的木质小方格，当做奖品的糖块一包又一包地堆叠得放佛是座小型的金字塔。是不，并不是那种旋转木马。虽然现在也有人等在那里，那些头戴便帽的男人和穿着羊毛衫、头发被煤气灯照得发亮的女人，她们就站在那里，守着正在旋转的摇彩轮前面。可不是嘛，人还是那些人，但是，轮子却不是一样的轮子了。那是种有时候会向上绕着转圈的轮子。

现在，它已经转了两圈了。大轮子倾斜着，转过一圈，就重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一边高过另一边，它会随着旋转把你带向高处，再向下把你送回来。当然，没有奖品，罗伯特·乔丹心想，因为没人愿意去搭这种轮子。每当你登上去，其实你并不打算这么做，轮子只转上一圈。它顺着它那椭圆形的轨道，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地来上那么一圈，你就又出现在了原来的位置上了。现在，我们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罗伯特·乔丹心想，该落实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办成。

外面的风已经停了，山洞里暖意洋洋。这时，罗伯特·乔丹坐在桌子前面，桌面上摆着他的笔记本，他正仔细考虑着炸桥的有关技术问题。他用了三张草图描绘出了炸桥的行动方案，又用了两张草图来标明炸桥的爆破方法，草图看上去明白得就像是小朋友们的课外读物。他心想，假如在炸桥时他自己遇到了什么意外的话，安塞尔莫还可以代替他来完成任务。他画好这些图后，仔细地看着。

玛丽亚坐在他的身边，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工作。罗伯特·乔丹注意到巴勃罗正坐在桌子的对面，而其他的人都在聊天或是打牌来消磨时间。这时候，山洞里没有没有晚餐时那种饭菜的味道了，转而替换成了炉火味、烟草味、葡萄酒味以及人身上的汗臭味。玛丽亚看到他快画完一张图了，于是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了桌面上。罗伯特·乔丹伸出自己的左手握住了那姑娘的手，他把它举到自己的鼻子前面，他闻到了她手上洗碗碟时残留下来的那种劣质肥皂的味道，以及皮肤上的香味。他放下了她的手，没有抬眼睛看她，又继续工作了起来。姑娘的脸红了，但是罗伯特·乔丹并没有看到。她仍旧把手放在他的手边，但是他没有再次握住它了。

这时候，罗伯特·乔丹画完了整个的炸桥方案，他翻开了笔记本上新的一页，在那里写起了行动指令。他的思路清晰、考虑周密，笔下的那些内容让他感到高兴。他写了整整两页，之后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已经写得足够详细了，应该没有任何遗漏的地方了。戈尔兹对他下达的命令，就是端掉两个哨所，再把桥炸了。这就是这项任务的全部。那些关于巴勃罗的事情，再怎么样也不应该由我来负责解决，那些个问题早晚也是会解决的。有没有巴勃罗都一样，随便怎么样都行，我毫不在意。但是，我不准备再次爬上那个轮子了。我已经爬上去两次了，两次都回到了原点，所以，我不会再次爬上去了。

他合上了那本笔记本，抬头看着玛丽亚，对她说：“嘿，美丽的姑娘，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什么也没有看出来，罗伯托。”玛丽亚说着，把自己的手放在了他那只仍旧捏着铅笔的大手上，“全部完成了？”

“是的，都完成了，一切都有了安排。”

“嘿，英国人，你在干什么呢？”坐在对面的巴勃罗问，他的眼神又变得迷迷糊糊的了。

罗伯特·乔丹看着巴勃罗。离那轮子远点儿吧，他对自己说，别再爬上去啦，它似乎又要转起来了。

“我研究了一下有关于炸桥的问题。”他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哦，情况，还好吗？” 巴勃罗问。

“非常好，”罗伯特·乔丹说，“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好。”

“我一直在想关于撤退的问题。”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了看他那双醉醺醺的眼睛，又看了看酒缸。酒缸里几乎没有酒了。

离那轮子远一点儿吧，他对自己说。巴勃罗又喝了很多酒，是的，他在喝了，你可不要再去往那轮子上爬了。人们不是都说，格兰特曾经在内战时常喝得醉醺醺的吗？他肯定是这样。我想，要是格兰特能认识巴勃罗的话，他一定会对把他和这样一个人放在一起做比较感到无比气愤的。格兰特还很喜欢抽雪茄。他得想办法给巴勃罗也弄支雪茄。他这副德性要是再加上根雪茄的话，才能算得上完整，叼着咬去了半截的雪茄，嚯。但是，他去哪里给他弄雪茄呢？

“研究出什么结果了吗？” 罗伯特·乔丹问。

“很不错。”巴勃罗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你想到办法了？”奥古斯丁问，这时候他正在和别人一起玩牌。

“是的，”巴勃罗说，“很多种办法。”

“在哪儿想到的？酒缸里？”奥古斯丁问。

“有可能吧，”巴勃罗说，“谁说得准呢？嘿，玛丽亚，能帮我把酒缸填满吗？”

“酒袋里的办法应该更多，”奥古斯丁边玩牌边说，“你最好钻到那里面去看看。”

“不去，”巴勃罗说，“我就在酒缸里想办法。”

巴勃罗也不想再爬到那个轮子上去啦，罗伯特·乔丹心想。它一定在空转着。看来，如论如何都不能在上面待得太久了，说不定那真是个能把人转死的轮子。很高兴我们都下来了。那两次在轮子上经历，已经让我晕头转向了。但是在那东西上，酒鬼们和那些真正的卑劣者会至死都不下来。它先是向上转，每一次的转发都略微有些不一样，然后再向下转。随它去转吧，它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吧，他想。总之，没人能让我上去了。可不是嘛，格兰特将军，我已经不在那轮子上啦。

比拉尔正坐在炉火边看着那些人玩牌。她把座椅转了过来，这样就可以看到前面的人手中的牌了。

刚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在此时变成了和谐的家庭场景，这真是太奇怪了，罗伯特·乔丹心想。原来，那轮子在向下转的时候，才是让你真正难受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在那轮子上啦，他想着，任何人都别想再让我上去了。

如果将时间退回到两天以前，我并不认识比拉尔、巴勃罗，还有这里的其他人，罗伯特·乔丹心想。在那时的我的世界中，也并没有玛丽亚的存在，那样的世界真是简单啊。戈尔兹给我下达了很明确的命令，虽然这命令在执行中会产生一些困难，也可能会导致一些较为严重的后果，但总体来说，这命令的可行度是很高的。等炸桥的任务结束后，我能不能回到前线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回去，我希望请上几天假，去趟马德里。没有人在这次战争中休假，但是，我一定会有时间在那里待上个两三天。

我会在马德里买几本书，再到百花旅馆里好好洗个热水澡，罗伯特·乔丹想。我要让茶房路易斯帮我买瓶苦艾酒，当然，前提是他能够在莱昂乳制品店或者马路旁边的小店铺里找到这种酒。洗完了澡，我就要一边喝着酒，一边躺在**看书，然后，我会给盖洛德饭店打个电话，看看是否能够预约个去那里用餐的时间。

他不打算去路边的小餐馆吃饭，那里的饭菜味道差不说，还得提前去，不然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那里有很多记者和他都是旧相识。他要先在房间里喝点儿酒，以便让自己有聊天的兴致，然后再前往盖洛德饭店和卡可夫一起用餐，那里的饭菜十分地道的饭菜，而且还有真正的啤酒，在用餐之后，他要向卡可夫询问一些关于战局的情况。

盖洛德饭店是由俄国人接管的马德里的大饭店，他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并不喜欢它，因为对一个正在被围困的城市来说，这座饭店太过奢华了，而且菜肴也极其讲究，那里的人们的谈吐带有很浓的玩世不恭的意味，这一切都和战争时期的情况很不匹配。但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就被腐化了的人啊，罗伯特·乔丹心想。既然你完成了你的任务，而且有一个享受美味的机会，那为什么不去一饱口福呢？他当时听到的那些玩世不恭的语言，似乎都是很正确的。对了，这也成为在那里的聊天的话题之一，他想。是的，就这样吧，等到这次任务彻底完成之后。

你可以带着玛丽亚一起去往盖洛德饭店吗？不，恐怕不能。但是你可以让她待在百花旅馆里洗个舒服地热水澡，然后等着你回来。是的，就这么办。你可以先向卡可夫说说玛丽亚的情况，之后再带她一起去，因为到了那时，他们的好奇心会让他们很想亲眼见见这姑娘的。

或许你不会去盖洛德饭店。你可以早早地在路边餐馆吃个饭，就回到百花旅馆。但是，实际上，你是很想要去盖洛德饭店的，毕竟你很希望再次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要在任务完成之后美美地吃上一餐，还有，那里既舒适又奢华的环境也总是在吸引着你。你可以在这之后再回到旅馆，那里有正等着你的玛丽亚。是的，等任务完成之后，她会在百花旅馆等着你的。是的，一切都得等任务完成之后。如果任务完成的很顺利，你去盖洛德饭店大吃一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是你应得的奖赏。

你与西班牙工农出身的指挥官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盖洛德饭店里。战争刚刚开始时，这些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军事训练的就拿起了武器，你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几个月前，你也曾因为这种情况而感到失望，随即变得愤愤不平。但是等你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也就毫不在意了。毕竟，他们原先的身份只是些工人和农民，你能要求些什么呢？一九三四年的革命，他们全都积极参与其中，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流亡国外。他们进入了俄国的军事学院，以及共产国际主办的列宁学院，他们在那里接受了指挥作战的一系列军事训练，为下一次的战斗做着准备。

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你不能让不相关的人知道是什么人在帮助你，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有人掌握了比他们更多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一件事情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即使说些谎话也是无伤大雅的。起先，他很反感说谎话，他很讨厌说谎的行为，但是后来，他也渐渐变得爱说谎了。这样做虽然是每一个革命的人都在所难免的，但是，说到底，它仍旧算不上是种正当的行为。

你在盖洛德饭店中听别人说，虽然伐伦廷·冈萨雷斯被人们称为“农民”，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个农民，他是西班牙外籍军团中的一个前中士，后来跟着阿布德·艾尔·克里姆共同作战。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这次的战争过不了多久，就会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了，而那些真正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会像巴勃罗那样，让人们巴不得进而与安置。你无法等着一个真正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人物出现，因为等到他出现时，他很可能已经沾染了太多的农民习气。所以，必须要创造一个领袖出来。“农民”冈萨雷斯，有个一副厚嘴唇，就像黑人的嘴唇那样，他长着黑色的胡须，目光如炬，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会像真正的农民出身的领袖那样，惹出一堆的麻烦。他上一次见到冈萨雷斯时，发现他相信了对于自己的那些宣传，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了。他是个既勇敢又坚强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勇敢了。他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激动的时候会不分青红皂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计后果。这样的后果已经很多了，但不论怎么说，他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旅指挥官。他不知道自己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被重用，但是，不管遇到何种情况，他都会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刻。

你还在盖洛德饭店里见到过恩里克·利斯特，那个来自于加利西亚的普通石匠，他会说俄语，现在，他是一个师指挥官。你还遇见过安达卢西亚人胡安·莫德斯托，他原本是个细木匠，而现在则指挥着一个军团。他从没在圣玛丽亚港学习过俄语，但是，如果有一所专门为细木工开设的贝里兹语言学校的话，他是可以学得会的。他是个很好的青年党员，因此很得俄国人的信任，他们常会用“百分之百”这样地道的美国词语，骄傲地说起这事儿。这位青年军人，要比利斯特和“农民”都更聪明。

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接受全面教育的场所，那么，盖洛德饭店就是一处这样的所在。你所了解到的全部真实情况，都是在那里得到的。对于他的教育才刚刚开始呢，罗伯特·乔丹心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持续地接受这样的教育。对于他而言，盖洛德饭店是一个他需要的好去处。以前他相信过的那些谎言，曾让他颇为吃惊。但是现在，他明白没有必要无事整个骗局。他需要知道的是实实在在的情况，而不是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情况。战争中难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总会有那么一天，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会向大家说明一切的。他很高兴能够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在盖洛德饭店中亲自发现那些真相。

他已经在马德里买了几本书，已经泡了个舒服地热水澡，并且喝了两杯苦艾酒，又阅读了一会儿，盖洛德饭店就是他准备要去的地方。这是他在认识玛丽亚之前的习惯。好吧。现在，他可以在百花旅馆里租下两个房间。玛丽亚可以在他不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他会很快回来的。她已经在山区中待了多么多的日子，再在旅馆中多等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一起在马德里呆上三天，这已经能算得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会带着她去看一场马克斯三兄弟主演的《歌剧院一夜》。这部片子已经上映三个月了，它还会再上映至少三个月的。玛丽亚一定会喜欢这部片子的，罗伯特·乔丹心想。是的，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盖洛德饭店和这个山洞之间的距离可够远的。不，那段路算不上有多远，确切的说，更远的是从这个山洞回到盖洛德饭店的那一段路。他第一次去那里是，是跟着卡希金一道儿去的，但当时的他并不喜欢那里。卡希金对他说，他应该去那里和卡可夫见上一面，因为卡可夫想要多认识一些美国人，而且他最喜欢的是洛佩·德维加的《羊泉村》，他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剧作。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他才会跟着卡希金去往盖洛德饭店。但是那时的罗伯特·乔丹，显然并没有把这一切放在心上。

他喜欢卡可夫，但是并不喜欢盖洛德饭店。在他认识的人里，卡可夫算是最聪明的一个。他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卡可夫穿着黑色的马靴、灰色的马裤和同色的短上衣，四肢显得和细小，但是脸庞和身材又是浮肿着的，他说话时会从粗大的牙缝里漏出口水，整个模样都滑稽极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是他所认识的人里，最有头脑的那一次，他虽然看起来有些傲气，但为人却非常自尊自爱，而且有很强的幽默感。

不得不承认，盖洛德饭店是个既奢华又腐败的地方。但是，统治着六分之一个世界的大国代表们难道不能得到这么一点儿的享受吗？当然了，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待遇，只不过罗伯特·乔丹对这一切的态度是从厌恶转而变成欣赏的。罗伯特·乔丹在卡希金的眼中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卡可夫一开始那客气的态度一度让三个人之间的气氛十分尴尬，但是罗伯特·乔丹却非常的平易近人，他自嘲般的讲了一段会让自己声明受损的**往事，这让拘谨的卡可夫如释重负，他的客气变成了粗鲁和傲慢，之后，他们便成了朋友。

那里的人们虽然对卡希金很宽容，但是罗伯特·乔丹看得出来，他之所以来到西班牙，是为了过去所犯的某种错误来赎罪的。那时，没人愿意告诉他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卡希金已经不在人世了，说不定大家就肯对他说明原委了。总而言之，他和卡可夫成为了朋友，而且他和他的妻子也成为了朋友，那时候，她的身份是坦克兵团的译员。她看起又瘦削又憔悴，黝黑的皮肤，灰黑相间的头发剪得很短，她总是紧绷着神情，似乎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但是为人却是满怀着深情的。他也和卡可夫的情妇成为了朋友，她的眼睛像极了猫眼，头发是金红色的，到底何时偏红色、何时偏金色，这完全取决于理发师的意愿，她那多肉的身体总是懒洋洋的，她有一张看起来吻技很高超的嘴，还有一颗既自大又十分忠诚的新。卡可夫的这位情妇热衷于讲闲话，对逢场作戏乐此不疲，但似乎和其他男人之间的关系倒也还算得上节制，这一点反而让卡可夫感到放松。罗伯特·乔丹曾听人说，卡可夫在其他不知道什么地方还藏了一个小老婆，或许是两个，关于这一点没人能说得清楚。至于卡可夫的妻子和情妇，罗伯特·乔丹都挺喜欢，他觉得如果他还能认识他另外的小老婆的话，他也会喜欢她的，只能说，卡可夫看女人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

盖洛德饭店门外停车的地方有哨兵把守着，哨兵背着的步枪是上好了刺刀的，在正被围困的马德里，它是令人感到最开心、最自在的地方了。罗伯特·乔丹真希望现在的自己是身在那里。那轮子已经不再转动了，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雪也会很快就停，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此时的自己不在这里。

罗伯特·乔丹很想让卡可夫看一看玛丽亚，但是得先问过他再让他们见面，在此之前，他还得知道在这次外出之后，他会得到怎样的接待。这次进攻结束后，戈尔兹也会去那里，如果他的任务完成的好，戈尔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说不定戈尔兹还会拿玛丽亚来笑话他，因为他曾说他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结识女人。

“我能来一杯吗？” 罗伯特·乔丹把酒杯伸到酒缸里，边舀酒边问巴勃罗。

巴勃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或许正在思考他的军事问题，罗伯特·乔丹心想。他这个人一定会在酒缸里寻求答案，而不会在敌人的炮口处找寻易逝的荣誉。你很清楚，这个畜生会很好的带领着这帮人，就像以往他所干的那样。像巴勃罗这类的人有很多，罗伯特·乔丹想，然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知之甚少。他们不像匡特里尔或莫斯比那种人，也不像他的祖父那类人，而是那种打游击的小头目。你真的会以为格兰特是个酒鬼吗？他曾听他的祖父说，格兰特在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还说他在围攻维克斯堡时，一醉就是一两天。他的祖父说，不论他喝了多少，都从来不会影响工作，只不过人们很难把正在睡觉的格兰特叫醒罢了。但是，如果你恰巧叫醒了他，他一定是神志清醒的。

这次的战争，截至目前为止，敌我双方都不曾出现格兰特、谢尔曼、“石墙”杰克逊那种类型的人，也不曾出现杰布·斯图尔特和谢里登那种类型的人。出现最多的人反而是麦克莱伦那种人。法西斯那边的很多人都像是麦克莱伦，而我们这边少说也有三个。

罗伯特·乔丹的确不曾在这场战争中发现任何一个具有远见的军事天才。是的，一个都没有，哪怕连挨着一点儿天才的边儿的人都没有。在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克莱伯、卢卡契和汉斯，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而那个秃头、戴着眼镜、又高傲又固执、名不副实、简直比猫头鹰还蠢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却因嫉妒克莱伯的声望，让俄国人解除了克莱伯的指挥权，并把他调往了巴伦西亚。克莱伯是个十分出色的军人，但是，他的缺点是过多的谈论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戈尔兹也是个出色的军人，而且还是个出色的将军，但是，人们总是不把他放在主要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他的指挥才能自然就难以发挥出来了。这一次的进攻是这次战争开始以来，他所指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是罗伯特·乔丹对于他所听说的关于这次进攻的情况却并不乐观。还有那个名叫高尔的匈牙利人，如果你在盖洛德饭店中听到的他的情况中，有一半是真实情况的话，他就该被毙了。或者说，你听到的有关于他的情况有十分之一是真实情况的话，就该把他给毙了，罗伯特·乔丹心想。

他很想亲眼见证他们在瓜达拉哈拉东部高原上战胜意大利人时的情形，但那时他正在埃斯特雷马杜拉。两周前的一天晚上，汉斯曾在盖洛德饭店对他讲述了一遍战斗时的情形。有那么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觉得必输无疑，意大利人那时已经突破了特里胡克附近的那道防线，如果他们再把托里哈与勃里胡加之间的公路也切断的话，第十二旅将被围困。“但是，我们很清楚对方是意大利人，”汉斯说，“于是我们便采取了一次行动，如果当时在那里的是其他部队，肯定是无法取得胜利的。结果，我们成功了。”

汉斯拿出了一张张的军事地图，向罗伯特·乔丹详细描述着那一次战役的情况。汉斯总是把地图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走到哪里都带着，虽然那次战役已经结束了，但他似乎还沉浸在那奇迹般的胜利给予他的惊喜之中。汉斯是个很好的军人，也是个很好的朋友。他曾对罗伯特·乔丹说过，在那次战役中，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指挥的西班牙军队都表现得十分出色，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他们出色的领导能力和部位严谨的纪律性。但是，他们在战争中所采取的行动，有很多是经由俄国军事顾问直接指导才做出的。他们就像是那些实习飞行员，在驾驶着带有复式操纵装置的飞机时，一旦出错就立马由飞行教练接手顶替。在这一年中，可以看到他们学会了多少，又掌握了多少。再过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去掉复式操纵装置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独立指挥能力了。

他们都是共产党人，是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他们正严格遵守着的纪律，将会打造出十分出色的军队。利斯特的纪律有着凶狠的特征，他是个狂热分子，具有一些藐视生命的西班牙做派。他可以因为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原因而轻易地处决部下，自从鞑靼人入侵西方后，已经很少在其他的部队中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该如何把一队人马变成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防守和进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在战场上调动部队，又是另外一回事，罗伯特·乔丹心想。我不知道如果利斯特的飞机上去除了复式操纵装置，他会展开怎样的行动呢？不过，说不定他的飞机上不会被去除那东西的，他想着。我也说不上到底会不会有。也没准儿不但不会去除，反而会被增强。我无法得知俄国人在这件事上的真实立场。盖洛德饭店，说什么也是应该去的，他想。我现在需要了解很多种情况，而只有那里才能让我真正了解到我想要知道的一切。

以前，他总觉得盖洛德饭店对他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这里和马德里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的氛围截然相反，后者原是王宫，现在被改成了国际纵队在马德里的司令部，这里的氛围是清教徒式的，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置身于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你会觉得自己似乎成为了一名修士会成员，而在你走进盖洛德饭店里时，你的感觉会大不相同。

在这两处地方，你都会有一种参加了十字军部队的感觉。虽然这个名称已经变得陈旧，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意义，但是它仍旧是最合适的名称。尽管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低下和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你仍然会有所感受，这感受就像是你第一次领圣餐而却没能得到时那样。那是一种想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黎民百姓的激动心情，它好像是宗教上的大彻大悟般令人难以言表，却又无比真诚，它像是聆听巴赫的音乐时带给你的感觉，或是当你走进夏尔特尔大教堂时，看到阳光照进窗户时的感觉，或是当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里看见曼坦那、格列柯以及勃吕格尔的油画时的感觉一样。它会让你产生一种你已加入了一项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中，并与其他有相同信仰的人缔结成为生死之交的真挚感情。从前，你并不曾有机会了解到这样的感情，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使你了然于胸，你是那么地珍视这份感情，你认为一切都在合理不过了，以至于你可以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全都置之度外，只不过因为死亡会妨碍你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你才会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最令你激动的是，你可以战斗，你可以为了这种感情而采取你认为必要的行动。

你去战斗吧，罗伯特·乔丹心想。战斗会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丧失那种对英勇的幸存者所产生的真挚感情。只需要短短的六个月，你的这种感情便会消失不见了。

战争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保卫阵地或是城市，你可以在这样的战斗中找到那种似曾相识的真挚情感。在山区中发生的那场战斗就是这样的。人们怀抱着真挚的革命情谊参与其中。当第一次有必要加强纪律性时，你理解了它，并称赞了它。但是，在炮火的轰鸣下，人们变得胆怯了，他们逃跑了。你看到他们吃了枪子儿，他们的尸体被抛在路边，发胀、腐烂，没有人在乎这个，他们在乎的只是从尸体上捡拾弹药和可以换钱的东西。拿走他们的弹药、靴子和外套，并没有什么错误，拿走那些可以换钱的东西也算是一种很现实的做法，这样做就可以不让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得逞了。

想来当时枪毙那些逃兵是极其公正而且必要的，这没什么不对的。那些逃跑的人全都是些自私鬼。法西斯分子发动了进攻，他们被我们阻拦在了瓜达拉马山区灰色山坡的矮树林和荆棘丛中。我们始终坚守在公路旁，即使敌人的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后又用大炮攻打我们，我们中活着的人还是在当天傍晚时发动了反攻，将敌人击退了。当他们穿过山坡上数不清的岩石和密林，企图在左侧对我们展开迂回包抄时，我们正坚守在那所疗养院中。我们的人趴在窗子的角落和屋顶上射击，尽管这时疗养院的两侧已经全被包抄了，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因为在我们的反攻发起之前，我们这些人已经很清楚地知晓了被围困的感觉。

墙壁被炸塌了，泥土和灰尘纷纷落了下来，你在一瞬间的惊慌无措后，从碎石残垣中刨出了机枪，你翻开那些刚才还在射击、而现在已经趴在地上的战友们，你用遮护板挡住自己的头，排除了机枪的故障，挖出被泥土盖住的弹药箱，再次整理好子弹带，这时，你俯卧在机枪后面，将准星再次瞄准公路上的目标。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中，恐惧使你的喉咙好像冒出了火似的，但是，你仍然坚持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你体会到了那种狂喜，是的，狂喜，那是一种在战场中喉咙冒着火的人，在摒除了恐惧与其他一切杂念之后所感受到的心情。在那一年的夏天和秋天里，你为全世界被压迫着的人们与暴政斗争，为了你的信仰、为了新世界斗争。你在那年的秋天里学会了，罗伯特·乔丹想，如何长时间地与寒冷、潮湿、泥泞为伴，以及如何在挖壕沟、筑工事的单调活动中坚持下去，而不是时时想到苦难。疲乏、紧张、困苦、严重的睡眠不足，让你分不清那究竟是夏天还是秋天。即便是这样，那种情绪也仍旧没有消失，你的一切经历都印证了它的存在。就是在那些日子里，罗伯特·乔丹心想，你内心深处抱有的是一种既深刻又无私的自豪感，但是这也会让你成为盖洛德饭店中的一个讨厌鬼，他突然间想到了这一点。

可不是嘛，那时在盖洛德饭店中的人并不招人喜欢，他想着。天真的你仿佛蒙受着上帝的庇护。不过，那时盖洛德饭店里的风气大概也和现在有所不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风气这一说，那时，盖洛德饭店还不存在呢。

卡可夫曾与他谈论过那段日子。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住在皇宫旅馆里。罗伯特·乔丹并不认识那些人。那时，第一批游击队还没有成立，他也没有遇到卡希金或者其他的俄国人。卡希金还在北方的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当时的他已经参加了进攻维多利亚却最终失败了的战役。他是一月份时才到达马德里的，而罗伯特·乔丹那时正在喀拉万切尔与乌塞拉展开战斗，在那三天里，他们击退了攻击马德里的法西斯军队的右翼力量，把摩尔人和外籍兵团全都挡了回去，他们扫**了已经被打得乱七八糟的郊区，并且沿着高地的边缘筑起了一道防线。

谈论起这些时，卡可夫没有用惯常所用的那种冷嘲热讽的口气。那是一切希望都丧失后，他们曾共同度过的日子，现如今，他们每个人都还清晰地记得在那种绝望的痛苦中该怎样行动，简直比记得表扬和勋章还要更加清楚。那时候，政府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他们在撤退的时候把国防部所有的汽车都开走了，因此，老米亚哈在去视察防御阵地时，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前往。罗伯特·乔丹并不相信这是真实发生了的，即便他满脑子都是爱国的思想，他仍旧没办法想象老米亚哈骑着自行车是怎样一种情形。但是，卡可夫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他那时曾给俄国报纸写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所以，也极有可能他把自己所希望的情况错认为是真实的了。

但是，卡可夫却没有写另外的一件事情。在皇宫饭店里，他曾照看了三个俄国伤员，其中的两个是坦克驾驶员，另外一个是飞行员，他们的伤很重，没有办法跟着大部队转移。那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销毁一切俄国人曾经介入过的证据，这样才不会让法西斯分子有机可乘，在日后因为俄国干涉的情况为自己的野蛮行径进行辩护。所以，在不得不彻底放弃这座城市时，卡可夫的任务就是不让这些无法转移的伤员落入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

如果真的有那种必要，卡可夫会在撤离皇宫饭店前将他们毒死，然后将尸体销毁掉。没有人可以根据三具身份不明的尸体看出他们是俄国人，一个伤员的腹部中了三枪，另一个伤员的下巴被炸弹炸掉了，声带露在外面，还有一个伤员的股骨头整个被打碎了，双手和面部都被严重烧伤了，好好的一张脸成为了一个既没有睫毛、眉毛，也没有哪怕一根汗毛的透着亮的大水疱。就是这样的三具尸体，谁能看出来他们是俄国人呢？一个没有穿着衣服的死尸，也没法被证明是哪国人的。一个活人在成为一具尸体之后，他的国籍和政治态度就都消失了。

罗伯特·乔丹曾经问过卡可夫，当时的他是怎样想的。卡可夫说他那时十分不希望那样做。“那么，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罗伯特·乔丹问道，“你是知道的，想要一下子就毒死人，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卡可夫说：“哦，不，假如你总是随身携带着毒药，以备不时之需，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说着，他打开了烟盒，让罗伯特·乔丹看藏在烟盒中的东西。

“但是，万一你被俘虏了，他们就立马把你的烟盒拿走，” 罗伯特·乔丹说，“他们会让你把手举起来。”

“我还在这儿藏了一些，”卡可夫狡黠地笑着，摸了摸衣领处，“只要把衣领含在嘴里，轻轻一咬，再吞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稳妥多了，” 罗伯特·乔丹说，“你跟我讲讲，这东西真是苦杏仁味儿的吗？就像是侦探小说中总说到的那样？”

“不知道，”卡可夫笑着说，“我从没闻过这东西，要不，咱们掰开一支闻闻看？”

“我看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着，把烟盒收了起来，“我并不是个失败主义者，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但是，谁能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危机的时刻呢？而这东西并不是随时都能弄到的。你看了那份来自科尔多瓦前线的公报吗？它简直太漂亮了，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公报中，这份公报是我最喜欢的。”

“那上面说了些什么？给我讲讲？”

“公报上说，我们的部队仍在向前挺近，没有丧失哪怕一寸的土地。”卡可夫用他那口听起来怪里怪气的西班牙语说道。

“事实上，是这样的？” 罗伯特·乔丹感到不太相信。

“我们的部队仍在向前挺近，没有丧失哪怕一寸的土地。”卡可夫又用英语说了一遍，“公报上就是这么写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在波索布兰科外围的战斗中牺牲的那些你的旧相识，你还清晰地记得他们，但是，这在盖洛德饭店中只能是一个笑话。

看来现在的盖洛德饭店还是老样子。但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这座饭店是在革命刚开始时，那些幸存者所留下的，假如现在的情况还是当时那样的话，他倒是很希望能去看看的。你现在的想法已经迥异于在瓜达拉马山区、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时了，罗伯特·乔丹心想。人的蜕变可真是容易啊，他想着。但是，那就是是蜕变呢，还是说，你只是丧失了一份内心的纯真？在其他的方面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当一个人是青年医生、青年牧师或是青年军人时，他会始终保持着自己对于事业的那份执着信念吗？牧师确实会这样做的，否则他们将会去干其他的营生。还有，法西斯分子或许也保持着，还有那些自制力很强的、坚定的共产党人。但是，你看看卡可夫。

他上一次去往盖洛德饭店时，卡可夫十分推崇一位英国籍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曾在西班牙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去，罗伯特·乔丹也常看此人的著作，他虽然也很尊重他，但是对于他本人的情况，却一点儿也不了解。对于这个人笔下那些有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他并不太欣赏。他觉得书中的内容过于简单直白，他看得出书中的很多统计数据都是作者主观臆想出来的。但是他想，对于一个你真正了解的国家，是不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的所谓的新闻报道的，因此，他对这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倒是十分尊重的。

他见到这个人，是在进攻卡拉万切尔的那个下午。那时，他们正坐在斗牛场中，道路的两侧都有人在射击，大家都在等待着进攻的指令。他们并没有看到预先要了会来的坦克，于是，蒙特罗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看不到坦克。看不到坦克。”

那天气温很低，街道上满是灰黄色的尘土，蒙特罗的左臂被子弹打中了，这时候他的手臂已经僵直了。“我们一定得有坦克，”他说，“我们必须要看到坦克，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等了。”他的伤势显然增加了他的暴躁。

蒙特罗觉得坦克很有可能正停在公寓楼后面的街道拐角上，罗伯特·乔丹于是便去那里找找看。蒙特罗说的很对，它真的在那里，但是，并不是坦克。在那段战争时期，西班牙人看到什么车都会把它们叫成是坦克。罗伯特·乔丹看到的是一辆很旧的装甲车。司机不愿意把车开到斗牛场，他不愿意离开那个拐角。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抱着两只胳膊倚站在车身的铁甲边，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头上还带着他的那顶像橄榄球球员所戴的帽子似的头盔。罗伯特·乔丹走上前跟他说话，他只是摇头，之后再次把头埋在臂弯里。过了一会儿，他索性把头转到了一边，看都不肯看罗伯特·乔丹一眼。

“没有命令让我把车开到那里去。”司机用低沉的声音说。

罗伯特·乔丹把自己的手枪从枪套里拔了出来，将枪口抵住司机的皮制外衣。

“这就是命令。” 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司机摇了摇头，说：“没有弹药了。”

“斗牛场里有弹药，” 罗伯特·乔丹说，“走吧，到了那里就可以给子弹带装满弹药了。咱们快走吧。”

“没人能用机枪。”司机又说。

“机枪手呢？他去哪儿了？”

“他死了，”司机说，“尸体在车里。”

“去拖出来，” 罗伯特·乔丹说，“把他拖出来。

“我不想那么做，”司机说，“他被机枪和方向盘卡住了，我没法儿从他的身体上跨过去。”

“我帮你，我们两个人把他拖出来。” 罗伯特·乔丹说。

他在往装甲车里爬的时候撞到了头，额头上靠近眉毛的地方被撞破了，鲜血从那里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尸体很重，已经变得僵硬了，直挺挺地卡在那里。罗伯特·乔丹用劲力气敲击那个机枪手的头，才算把他脸朝下的脑袋搬动了。之后，他又用膝盖把他的脑袋顶住，等他的头稍微抬起了一天，就抱着死去的机枪手的腰，拼命向车门处拉动。

“快过来帮我拉他。” 罗伯特·乔丹对司机说。

“我真的不愿意碰他。”司机说。这时，罗伯特·乔丹看到那司机在哭，他的眼泪顺着他那满是尘土的脸流了下来，鼻翼两侧被冲出了一道小沟，他的鼻涕也在不停地流着。

罗伯特·乔丹只能一个人拖动着死尸，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把他拽到了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被扔在地上的机枪手还是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他弯腰曲背地躺在地上，死气沉沉的面孔津贴着地面，两只手弯曲着，好像还趴在车里似的。

“真见鬼，快点上车！” 罗伯特·乔丹用手枪指着司机说道，“上车！”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公寓楼的后面走了出来。他穿了一件大衣，没有戴帽子，头发是花白色的，颧骨很宽，眼窝深陷，但是两眼之间的间距很近。这个人从手中的切斯特菲尔德牌烟盒中，拿出了一支香烟，递给了正用手枪指着装甲车司机的罗伯特·乔丹。

“同志，能等一等吗？”他对罗伯特·乔丹说，讲的是西班牙语，“你能跟我说说战斗的情况吗？”

罗伯特·乔丹把那支香烟放到了他正穿着的蓝色技工服的衣袋了。他以前曾在照片上看到过这个人，这时，他想起来了，给他递烟的这个人就是那位英国籍的经济学家。

“真见鬼。”罗伯特·乔丹用英语对那个人说，之后又用西班牙语对那司机说：“往斗牛场开，听明白了吗？”他用力拉住了沉重地车门，司机顺着长坡开始开车，街道两边的子弹射在装甲车的车身上，那声音就好像是用小石块狠狠砸在铁锅炉上一页。之后，朝他们设计的武器换成了机枪，扔小石块的声音变成了大力的捶打声。装甲车停在了斗牛场的后面，斗牛场的售票处旁边还贴着去年十月份时的宣传海报。守在那里的同志们，人人手握步枪，腰带和衣袋里都放着手榴弹，他们已经敲开了弹药箱，站在那里等待着。这时，蒙特罗说：“很快，现在我们有坦克了，可以开始进攻了。”

当天晚上，罗伯特·乔丹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攻占了山上的最后几间房子，他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堵墙后面的空地上。他把墙上的转块敲下来了几块，透过那个枪眼，他看着外面那块既平坦又美丽的开火地段，法西斯分子已经退到了这块地段后面的山脊处。他的身下是一堆稻草，身上的衣服已经全被汗水浸透了，他在身上裹了一条毯子，等着衣服慢慢变干。他想到了那位经济学家，觉得这件事情很滑稽，但马上又为自己的粗鲁言行感到抱歉。但是，当那个人给他递烟，就好像是为了得知一些小道消息而付小费时，他的心中满是一种战士对非战士的深深厌恶。

这时，他想到了卡可夫曾在盖洛德饭店中，对他谈到过的正是这个曾企图用香烟收买他的人。“原来，你是在那里看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托莱多大桥后就没有继续向前了。他又往前行进了很远，就快要到达前线了。我想，那是他逞威风的最后一天。因为，他在第二天时离开了马德里。我想，他在托莱多时还是很勇敢的，在那里，他很出了些风头。我们攻打城堡里，他也是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们当中的一个。如果你能看到在托莱多时的他就好了。我相信，我们的那次围攻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多半是因为听取了他的建议。但是，那仍旧是战争中一些愚蠢至极的方法。来跟我谈谈吧，美国人是怎么看他的？”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对卡可夫说，“人们认为他亲近莫斯科。”

“哦，并不是那样的，”卡可夫说，“说起来，那人还算英俊，不论是他的相貌还是他的举止，都能让人们喜欢。瞧我，我的模样就干不了什么大事，我所取得的那些成绩和我的模样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的样子既不讨人喜欢，也不会有谁因为我的相貌而被我打动。但是，米切尔在这一点上却不一样，他长了一张充满福相的脸，阴谋家的脸都是像他那样的。那些以前曾在书上出现过的阴谋家们，如果见过了米切尔，一定都会十分信任他。他本人也颇有些阴谋家的风度，不论是谁看到他，都会立刻明白自己正在和一个一流的阴谋家面对面。你所认识的那些因为个人感情而原因对苏联伸出援手的富人同胞们，或者是那些指望着共产党最终能掌握政权而给自己找好了后路的人，都能从米切尔的样貌和举止上，立马看出，他是个得到了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他跟莫斯科那边没有联系？”

“没有。听我说，乔丹同志。你知道傻瓜分为哪两种吗？”

“普通的和该死的？”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俄国的傻瓜。分成了两种，”卡可夫笑着说，“冬天的傻瓜是第一种。这种傻瓜会大声地敲着你家的大门。你开了门，看到他正站在门口，但是你并不认识他。他的模样会让你印象深刻。高大的个头儿，穿着高筒靴，身上披着毛皮大衣，头上戴着毛皮帽子，浑身上下落满了雪。他站在那里，跺着脚，把高筒靴上的雪震了下来。之后，他又脱下了毛皮大衣，抖掉了衣服上的雪，再之后又摘下了帽子，在门框上拍打掉了帽子上的雪。最后，他再次跺跺脚，走到了大门里面来，进了屋子。这个时候，你看着他，你看出了他是个傻瓜。这就是第一种傻瓜——冬天里的傻瓜。

“之后，到了夏天。你会看到街道上有个傻瓜，他挥动着双手，摇头晃脑的，即使是距离他两百码远的人都能看出他是个十足的傻瓜。这就是第二种——夏天的傻瓜。而那位经济学家，则属于第一种傻瓜。”

“既然这样，为什么这里的人们还会信任他呢？” 罗伯特·乔丹问。

“因为他的样貌，”卡可夫说，“他那副好看的阴谋家的脸蛋儿。他还有一套即使花了重金也买不来的把戏，那就是他假装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人。不过，”卡可夫笑着说，“要想让这套把戏生效，他不得不四处奔波。你十分清楚那些西班牙人，有的时候他们很古怪，”卡可夫说，“他们的政府很富有，有很多的黄金，但是却不愿意为朋友花费哪怕一分钱。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那更好了，你愿意为他们做事，那么，他们自然不需要为你支付报酬了。但是，他们对于那些并不友好的重要的国家或者公司里的人，却十分慷慨。如果你仔细观察观察这种现象的话，是很有意思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而且，西班牙政府的钱都应该是劳动人民的。”

“我可没指望你能喜欢这样的事，你只要稍微知道一些这样的情况就行了，”卡可夫对罗伯特·乔丹说，“每一次，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说上这么几句，总有一天，你的教育就会完善了。完善一位教授的教育情况，这可太有意思了。”

“我不知道等我回去后，还有没有当上教授的机会。他们很可能会把我当成是赤色分子，然后把我从学校里赶出来。” 罗伯特·乔丹说。

“你也许可以去苏联继续学习，说不定这样做对你更好。”

“可是我学的是西班牙语。”

“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可多得是，”卡可夫说，“不是每个国家都像西班牙这样难以应付。你要知道，你已经有九个月没有教书了。九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让你学会一门新的知识。关于辩证法，你读了多少？”

“只有埃米尔·伯恩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手册》。”

“假如你把这整本书都读完了，也是很不错的。这本书一共有一千五百多页，读每一页都是很花时间的。但是，你还需要读些其他的书。”

“我现在可没工读书。”

“我明白，”卡可夫说，“我是说你总需要去读的。需要阅读的东西有很多，读完之后，你会对现在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有个清晰的认知。目前的这些情况也会催生出一本书，它会解释许多事情。说不定我会是写作这本书的人。我希望这样一本书的作者会是我。”

“我知道你会写得比任何人都好。”

“别拍我的马屁啦，”卡可夫说，“我是记者出身，和其他的记者出身的人一样，我希望能够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我现在正在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一个彻彻底底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弗朗哥和其他人都得靠边儿站。我一直在研究他的所有著作和讲话，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把他杀了，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原本认为你并不认同政治暗杀的价值。”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径，”卡可夫说，“是的，非常普遍。”

“但是……”

“没有价值的是那些个人的恐怖行动，”卡可夫打断了罗伯特·乔丹的话，微笑着对他说，“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的那套自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对哈林那些破坏分子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们阳奉阴违，做了许多的坏事，而且比豺狼还要凶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以及他们的走狗，他们全都都是人渣，这才是我们痛恨的人。我们憎恶这些恶毒的魔鬼。但是，政治暗杀却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我们当然会消灭那些魔鬼和人渣，以及他们的走狗们，而且我们会阻止海军上将玩忽职守的现象。我们会消灭这些人，但是，这并不是暗杀。你能理解这其中的差别吗？”

“我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我这人爱说说笑话，你知道的，但是，即使是说笑话，也是很危险的。你不要因为我说了几句玩笑的话，就天真的以为西班牙人现在没干掉某些掌握着实权的将军，他们日后就不会后悔。你知道我的，我并不喜欢枪毙人的那类做法。”

“我倒是并不在意，” 罗伯特·乔丹说，“我也不喜欢那套做法，但是我不在意。”

“我明白，”卡可夫说，“我都听说了。”

“这事很重要吗？” 罗伯特·乔丹说，“对于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你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在通常情况下，要达到这样的信任程度，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你觉得我值得被信任吗？”

“在工作方面，你完全值得信任。我改天要再和你好好谈谈，看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之间似乎没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这一点是很遗憾的。”

“我的思想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会有落脚点。” 罗伯特·乔丹说。

“等到战争结束，那时你或许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你还是得好好锻炼锻炼自己的思想。”

“《工人世界报》，我读这份报纸。” 罗伯特·乔丹说。

“好啊，非常不错。我不是个开不起玩笑的人。那份报纸上不缺乏有见解的文章，可以说，《工人世界报》是这次战争中，唯一称得上真正有见解的报纸。”

“非常同意，”罗伯特·乔丹说，“但是，如果想要了解当下事情的全貌，只读党政机关的刊物是不够的。”

“没错，”卡可夫说，“问题是，即便你读了二十份不同的报纸，你也了解不到什么，而且，就算你了解了，也不知道你了解这些能有什么用。我倒是常常了解这些情况，可我更愿意把它们都忘了。”

“情况真有那么糟糕？”

“比之前好，但还是够糟糕的。我们正在清楚坏分子，也正在建设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像莫德斯托、‘农民’、利斯特、杜兰的部队，都是很靠得住的。他们不仅可靠，还非常得了不起。你会在今后看到这一点的。而且，我们还有国际纵队，虽然它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一支有好有坏的部队，是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的。这支部队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都必须了解战争的目的和战争的重要程度，都必须对未来充满信心，都必须有非常强的组织纪律性。我们正在建立的就是这样一支招募军，但是，时间不允许这支招募军能够立即拥有严明的军纪。我们把这样一支队伍叫做人民军，但是它还不具备一支真正的人民军所应有的品质和纪律。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些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你今天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是的，”卡可夫说，“我才从巴伦西亚回来不久，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人。从那里回来的人心情都好不到哪儿去。你在马德里会感到心情愉悦，你会只想着胜利，想不到失败。但是巴伦西亚可不一样。那里由在马德里逃跑的懦夫统治着，那些洋洋得意的人们习惯了官僚主义，他们鄙视马德里的人。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削弱是让他们头疼的事情。此外，还有巴塞罗那，你真该看看巴塞罗那。”

“那儿怎么了？”

“就像在上演着一出喜剧。巴塞罗那起先是狂想家和浪漫主义革命家最热衷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冒牌军人的圣地。那些士兵，总爱穿着军装，系着红黑双色的领巾，所有关于战争的一切都能让他们高兴，但是他们却唯独不喜欢作战。巴伦西亚让你想吐，但是，巴塞罗那，会让你想笑。”

“波姆叛乱怎么说呢？”

“波姆可一点儿都不严肃，它只不过是那些狂想家和激进分子妖言惑众的产物，是十分幼稚的。那里面有些是走上了歪路的老实人。其中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军师类的任务，还有些从法西斯分子那里搞来的财产，也并不多。波姆，是些既愚蠢又可怜的家伙们。”

“叛乱中杀了很多人吗？”

“远不及叛乱发生后被杀的人多。波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点儿都不够严肃，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是麻疹。这么说似乎也不对。麻疹要更加危险，它能破坏你的视力和听力。他们搞了个阴谋，你知道这个，他们想要杀华尔特、莫德斯托、普列托，还有我。你知道他们有多糊涂吗？我们这些人一点儿共同点都没有。可怜的波姆啊，他们没有杀人的经验，在前线或是其他地方，他们都没有经验。是的，他们在巴塞罗那倒是杀过一些人。”

“当时你在巴塞罗那吗？”

“是的，我在。我发了份电报，内容是揭发那些托派杀人狂的罪行，以及他们那些法西斯的阴谋。但是，我说句真心话，波姆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中唯一重要的角色是尼恩。我们抓住了他，但是被他给逃了。”

“他现在在哪里？”

“巴黎。他这个人还不赖，但是在政治上却走了条歪路。”

“波姆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是吗？”

“谁和法西斯分子没有联系？”

“我们就没有。”

“谁说得准呢？真希望我们没有。你常常会到阵线的后方去，你会明白的。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位秘书的弟弟，上个星期曾去了圣让德吕兹，见到了布尔戈斯的人。”

“和后方相比，我更喜欢前线，” 罗伯特·乔丹说，“靠前线越近越好。”

“法西斯阵线的后方，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不错，我喜欢那里，我们在那里的人都很好。”

“他们也会派些很好的人到我们阵线的后方的。我们抓住了他们的人会直接毙掉，他们也会这么对待我们的人。你在他们的地区，就得想到他们也会派人来我们这里。”

“这个问题，我想过的。”

“好吧，”卡可夫说，“今天已经让你想了很多事情了。所以，把这些啤酒喝完就走吧，楼上还有些人，我得去看看。都是些上层人士。希望不要太久再见面。”

很好，罗伯特·乔丹心想。你曾在盖洛德饭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卡可夫曾看过他出版的唯一一本书籍。那本书算不上成功，区区两百页的篇幅，或许看过这本书的人还不到两千。他在西班牙旅行了十年，他步行、乘坐三等车厢和公共汽车、搭顺路的卡车、骑骡子或是马匹，这一路的见闻都被他写进了书里。对于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卡斯蒂尔以及埃斯特雷马杜拉，他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所写的内容，早被博罗、福特和其他的人写过了，而且他们都写得极为出色，轮到他时，他已加不进什么新鲜的内容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卡可夫仍旧说那本书很好。

“这就是我担心你的原因，”他说，“我写得非常真实，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想让你再多了解些其他的情况。”

好啊。等到完成这次的任务之后，他要写本书。他只写那些他所了解的事情，只写那些他真正懂得的事情。但是，要处理这样的题材，我就必须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高明的作者才行，罗伯特·乔丹心想。在战争中了解到的事情可都够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