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措置裕如地驾驭人生局面，做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的事，最后达到成功之目的，就需要牢记一个“退”字。退是一种糊涂谋略，更是一种维系生存的手段。面对千难万阻，要完成自己的目的，不来点糊涂可不行。

有时候，退不是胆怯、更不是窝囊的表现。退是为了进，退是最好的进。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里记载了“退避三舍”的故事：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君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成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欢，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成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考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30里），假如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晋文公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最终寻找到了杀敌的最佳突破口。

汉代的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贵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以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何等的一种智慧呀！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分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沽名钓誉了，因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以退为进，实在是一种大智慧。公孙弘为此躲过了一场劫难。在日常生活中，以退为进的谋略随处可见。

一位印度商人带着3幅名家画到美国出售。印度商人给3幅画开价为250美元，少一元也不卖。美国商人也不是商场上的平庸之辈，他一美元都不想多掏，便和印度商人讨价还价起来，一时间谈判陷入僵局。

忽然，印度商人怒气冲冲地拿起一幅画就往外走，二话不说就点火把画烧掉了。美国画商看着画被烧非常心痛，赶紧问印度商人剩下的画卖多少钱。想不到印度商人这回口气更是强硬，声明少于250美元不卖。少了一幅画，还要250美元，美国商人觉得太委屈，便要求降低价钱。但印度商人不理会这一套，又怒气冲冲地拿起一幅画点火烧掉。

这一回，美国画商大惊失色，只好乞求印度商人不要把最后一幅画烧掉，因为自己实在太爱这幅画了。接着，他又问这最后一幅画多少钱。想不到印度商人开口要了500美元。印度商人接着说：“如今这只剩下一幅，可以说是绝世之宝了，如果你真想要这幅画的话，最低得出价500美元。”美国画商一脸苦相，没办法，只好成交。

印度商人的“奸诈”让人气愤，但同时，也不得不让人对他滋生出些许敬佩之情。当局面一时无法朝自己的预期目标扭转时，学会示弱，学会放下，沉住气，结果往往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就是以退为进的神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