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分享经济似乎要将部分企业和政府现有的工作都变成不同形式的灵活的自由职业。为了知道在这一场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哪些行业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劳动力转化以及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将这场向按需工作转变的过程与其他两个方面因素联系起来，这两个方面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劳动和技术等领域引发了主导性的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包的普及率显著增长。近来，数字科技带动的自动化吸引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在某些情况下还引起了恐慌。

外包

外包是指某公司使用的内部劳动力（包括雇员和其他签约工作的人）和该公司属于不同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都转移到境外去了。通常，外包的动机是降低成本，有时也是为了利用一个新的人才库。此外，外包有时也有税收优势。黄书仪（Shu-Yi Oei，音译）和黛安·林（Diane Ring）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把分享经济硬插入到现有的经济类型时，除了会产生监管乏力，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同样会导致类似的税收合法性和监管空白问题。[76]

由于很多原因，要想知道能反映出外包规模的准确数字非常困难。其中一些原因解释了随着分享经济不断增长我们可能会遇到评估的挑战。虽然有些工作可以被追踪（例如，信用卡呼叫中心的全职工作从美国转移到了印度），而另一些工作却不容易被追踪，不是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特定的组件被外包了出去。比如，工作本身发生了变化，在Upwork、Fiverr等平台上逐渐分解成数以百计的任务，要想计算出其中外包工作占了多大比例，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还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相信。首先，只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只占美国就业市场的一小部分。这两点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通过高度准确和深刻的思考总结出来的。

布林德认为，外包工作代表了一个尚未达到顶峰的新时代。就像我们的祖辈见证了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后来又从制造业转到了服务业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时代，其中至少某些类型的工作不再受其所处位置的限制。虽然从几十年前开始制造业的外包工作一直都存在着，但我们正在见证在一个全新工作领域中的外包工作——服务行业的工作。布林德认为，该变化由三个因素引起：数字平台的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和监控其员工；技术变革使劳动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客户提供服务；人口大国（包括印度和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

外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重要的是，只有部分形式的服务工作可以提供外包。正如布林德所观察到的：“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的重要区别……个人交付（简单称为‘个人’）和非个人交付（简单称为‘非个人’）。第一类包括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从低工资的清洁工和保姆到高工资的外科医生和首席执行官。同样地，第二类包括低端工作如呼叫中心接线员，和高端工作如科学家。”布林德认为，关键的是不要仅仅看重工作技能或工作所需的文凭，而是要关注所需要的服务是否可以实现远距离电子化传输而不会影响其质量。

事实证明，虽然有些工作属于这一类，但大多数并没有。的确，在一项使用四种不同的方法评估普通职业脆弱性的研究中，布林德和他的同事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得出结论：部分外包工作在全行业内广泛存在，其中金融业和保险业的比例一直都较高，而在住宿和食品服务等行业内比例较低。综上，布林德和克鲁格写道：“每一种评价都代表所有行业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族群，基本相当于从1960年至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换句话说，转向服务外包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布林德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与传统观念相反，外包工作并不是低端的工作。不管是从工资还是从教育水平来说，技能和可外包化之间几乎毫无关系。”许多高技术和高福利工作，与低技术和低报酬的工作一样容易受到外包影响。技能或教育不会因为达到某个水平就可以确保不受外包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同布林德所说，外包可能比通常想象的都更广泛和更普遍。对于“自由职业”工作同样适用。我们已经看到了“按需服务”自由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的职业，Postmates提供简单的按需送达服务，TaskRabbit和Thumbtack提供水管工、策划人和电工，Pager和Heal等平台根据需求提供医生服务，Universal Avenue根据需求提供销售人员，HourlyNerd提供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顾问。如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所提出的，如果外包仅仅是自动化道路上的一个中继站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

第二个机器时代

和外包一样，自动化也不是什么新事物。为了实现简单人力工作的自动化，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奋斗了几个世纪。

直到19世纪晚期，在美国全国人口普查中都一直使用机器来实现统计制表工作的自动化；直到20世纪20年代，贝尔电信公司一直使用自动化交换机控制着打入和打出的电话。

20世纪6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实现决策连续过程的程序化，同时预测计算机将取代可程序化的管理功能，人类只需要处理不可编程的任务，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沟通和判断的工作。西蒙的预测在今天部分已经实现，日益复杂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变得程序化和可模块化，从而可以处理从接受订单到满足订单，到库存管理，再到客户支持的整个过程。而之前所有这些功能都需要更积极的人类干预。

到目前为止，随着机器淘汰了一些工作，但它们又创造了另一些工作。然而，也许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自动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中人力工作被机器替代的速度可能超过了机器为人创造新工作的速度。2015年11月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多达45%的以前需要招聘人力来承担的活动可以通过引入现有技术来实现自动化。”[77]

深入探讨了未来工作之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认为，虽然几十年里计算机持续改变着就业、经济和日常生活，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我们面临着数字技术“全面发力”的时刻。

《第二次机器革命》这本书建立在一本由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理查德·默南（Richard Murnane）所著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人机平衡的著作的基础上。利维和默南详细分析了哪些工作计算机比人类做得好，以及哪些工作人类比计算机做得好。他们得出了一个宽泛的结论——计算机在基于规则的决策等任务和简单的模式识别方面有固有的优势，但数字化使两种工作变得更有价值（复杂的交流和专业性思考）——即要求人类获得相应技能后才能承担涉及这些内容的工作。

然而，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认为，事实上计算机在利维和默南认为人类将继续占主导地位的工作上也即将超过人类。他们引用了2011年IBM的沃森计算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中取得的胜利、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以及iPhone的Siri作为此趋势的早期标志。正如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解释说：“我们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使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来说像蒸汽机一样有重要性和革命性的关键构件已经齐备。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曲线开始弯曲的点——因为有了计算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机器时代。”

写《第二次机器革命》之前，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就相同的主题写了一本更短的书，《与机器的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当他们的思维从第一本书进化到第二本书，作者对第二次机器革命变得更加乐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他们说，“它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消费的种类和总量都得到了增加。”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将消费得更多且不同，“我们也消费来自书籍和朋友的信息，从明星和业余表演者那里得到快乐，从教师和医生那里得到专业知识，还有无数其他的不是由原子组成的东西（即不是实体的东西）。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甚至自由。”

然而，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对《第二次机器革命》中的乐观态度在结尾处谨慎地进行了冷处理。他们指出，随着数字化计算会带来自动化的增加，但仍然还会有一些不足：

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它会抛下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正如我们将演示的，对于一个有特殊技能或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时代，因为这样的人可以用技术创造和获取价值。然而，对于一个只有“普通”技能和能力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糟糕时代，因为电脑、机器人和其他数字技术将以非凡的速度获得这些技能和能力。

如果从表面上理解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的预测，在这样的未来里，自动化似乎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消费者将面对不断增加的选择性，但许多劳动者（除了那些在数字时代觅得特殊发展机遇的人）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他们进一步认为，“更好的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压低具有类似技能的人的工资。经济和商业的一个战略是，你不要与类似的替代品进行竞争，特别是如果他们有成本优势。”

对“特殊技能”的强调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许多经济学家假设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的能力对于拥有高级技能的劳动者具有先天优势。这一点与戴维·卡德（David Card）和约翰·狄纳多（John E.DiNardo）提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猜想中对技术和工资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新技术的爆发将导致对高技术工人需求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收入不平等性的增加。”有了这个研究成果后，大量的测量技术已经进化了，主要集中在研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替换率的不同，以及在不同行业中的不同技能水平组中，对其相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

相比之下，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分享经济平台在全行业对人的工作前景都有巨大影响，从计算机科学家和顾问到家庭清洁员和出租车司机。在这方面，正如布林德所提出的，就像外包可能盲目发展，分享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可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