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轻率地认为，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区别，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分为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高级技能）的人和教育文化（或技能）水平较低的人。但是，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艾伦·布林德，美国经济学家

在过去的十年中，劳工律师莎伦·丽丝-赖尔登（Shannon Liss-Riordan）已成功地为各式各样的从业者（包括咖啡师、门卫、异域舞者）争取到了权利。2014年，她接了一个新官司——这次她代表Uber司机。她提出这些司机被错误地归类为经营者，他们应该归类为雇员。[72]

起诉Uber的劳动者认为，平台既想获得外包的成本优势，同时又以雇员的方式对工作进行控制。根据丽丝-赖尔登所说，Uber司机的表现是基于用户评分来进行“管理”，他们每天都收到平台城市管理者的指令，指引他们去高需求的地区，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跟雇员是一样的。但是正如我在第3章所讨论的，Uber司机也是微型创业者，他们运营着自己的微型运输企业，拥有自己的汽车，支付自己的油费和维修费用。的确，在美国，出租车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进行运营已经有悠久历史了。

Uber认为它仅仅是一个技术公司，为司机提供了一个与客户联系的平台，和Airbnb一样，帮助房主与需要住宿的游客相联系。Uber司机人群似乎也没有将全职工作看得如“圣杯”一样。在2015年6月，为分享经济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SherpaShar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Uber司机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平台的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

这本书付梓之际，16万名Uber司机的情况仍然是这样。2015年3月，加州法官爱德华·陈（Edward M. Chen）拒绝了Uber的即决判决（一种简易判决）的请求，这将迫使针对Uber的案件缺乏完整的审判程序。陈法官在总结陈词中写道：

对雇用的传统审查模式——这些审查模式是在与新的“分享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发展出来的——在Uber商业模式中的应用面临巨大挑战。可以说，该审查中的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过时了……在新经济的背景下，立法机关或上诉法院最终可能改进或修改审查内容。可以想象，立法机构将针对新的“分享经济”制定特别的规则。在此之前，法院应该继续进行传统的多因素审查。[73]

2015年12月，法院认定该案件为集体诉讼。在一个类似的针对Lyft的集体诉讼中，法官文斯·恰布拉（Vince Chhabra）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可能更鲜明。他写道：“在类似的情况中将使用加州过时的劳动力分类办法。然而因为该办法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需要陪审团来决定。”无独有偶，加州人力专员在2015年6月也做出了一个针对Uber的决定，裁定其专用司机为雇员性质，有权享受业务费用补偿，目前Uber正在对此提出上诉。

法官的回应表明，现存的雇用结构的分类方法在分享经济可能已不再有效力。在分享经济的世界中，需要一个对劳动力的新定义。然而这个针对Uber的案件显示，在所需的政策支持出现之前这一切已经提前来临。在与Intuit（位于硅谷山景城的以财务软件为主的高科技公司）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在美国就已经有300万名提供按需服务的劳动者。他预测该数据到2020年将超过700万。提供按需服务的百货购物平台Instacart也面临着其员工的诉讼；2015年7月，它选择将部分员工转为兼职工作者。当月，劳动力服务平台HomeJoy停止运营，以其悬而未决的劳动诉讼案为由称其商业模式不再可行，同时Luxe和Shyp也宣布今后他们的员工中会有兼职和全职。而TaskRabbit和Handy与其供应者继续保持承包人的关系，但其他平台，如ManagedByQ和Alfred却将其供应者视为全职员工，其首席执行官丹·特朗（Dan Teran）和马塞拉·萨朋经常说全职雇员关系比独立承包人关系更具优势。[74]

政策制定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些情况。2015年6月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发表讲话，呼吁联邦决策者采取行动，之后又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罗列了该计划的组成要素。在2015年7月活动的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既提到了机遇也谈到了挑战：

许多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赚取外快，比如通过出租闲置的房间、帮人设计网站……甚至通过运营自己的汽车。这样的“按需服务”或所谓的“兼职经济”正创造着激动人心的机会，激发着创新，但它也在劳动保护以及未来工作的变化等方面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

当我写这本书时，华纳及其副幕僚长克里斯汀·夏普（Kristin Sharp）以及他的团队继续就正在发生的美国劳动力转型开展着立法议程的讨论。此外，2015年10月在白宫举行的劳动力会议上，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由他与米歇尔·米勒（Michelle Miller，coworker.org的创始人）主持的持续一个小时的市政厅讨论上，在前导发言中强调了由Uber、Lyft及TaskRabbit等平台引导的工作新潮流带来的巨大发展机会之后，还提到了保护新型劳动力的各种方法。

但这些机会到底是什么呢？一个观点认为，世界上有很多像丽丝-赖尔登的人将未来工作——至少目前在分享经济中正在不断出现——几乎确定地看作是“向下竞争”。这种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他认为相比分享经济，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分享碎片经济”（share-the-scraps economy）。赖克认为：“客户和员工在网上进行匹配。劳动者根据其工作质量和可靠性评价进行排名。拥有平台软件的公司挣到大钱。按需劳动者只得到零碎的收入。”在这个对未来的反乌托邦的观点中，工作将被定义为低收入、无福利和极大的不安全感。人们工作时间更长却得到更少的钱、收入碎片化、劳动保障体系将成为遥远的记忆，以及不理想的工作环境和不细致的监控设施。

另一个观点认为，分享经济的热衷者将未来世界的工作定义为灵活性、流动性、创新性和创造力的增强。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未来里，个人将成为极具力量的企业家，前所未有地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平台作为一个重要关口将源源不断地将有创造力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流向创新者，或者如丽莎·甘斯基在2013年一次与我的谈话中将它们动人地描述为“企业家的精修学校”。普通劳动者将工作更少时间，拥有更灵活自如的时间表，自由选择工作赚到更多的钱。劳动力服务平台Upwork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卡斯瑞尔（Stephane Kasriel），在2015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小组讨论发言中解释了从事按需服务工作的优势：“年青一代真正渴望这种职业。他们不想朝九晚五的工作，为同一个老板工作，还要迎合企业文化。他们喜欢灵活，他们喜欢独立和控制权。”[75]

当然，两个阵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世界末日的预言和乌托邦式的预测都不会完全实现。分享经济对劳动者长期来看到底是削弱还是增强、我们将看到“强大的企业家”还是“被剥削的机器”，将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将不同程度地由企业、员工和消费者来决定，也将在未来十年中受到政策的影响，我们将在本章和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