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消极面和积极面对立起来而引起争论。

然而，此类争端由来已久，因为这是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矛盾点。每个时代都在两者之间找平衡，在一方占主导地位时总是又会唤起另一方的崛起。

——刘易斯·海德，诗人、作家

2015年5月，我正在参加OuiShare Fest，思考着资本主义的未来。OuiShare Fest是巴黎的一个毫无资本主义氛围的集会[13]，超过一千名分享经济爱好者聚集在主会场及周边。主会场是一个被称为Cabaret Sauvage的巨大红色帐篷。这场聚会有点像TED，有点像反传统狂欢节“火人节”（Burning Man），还有点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那时我与OuiShare的两个创始人坐在室外享受着春天的阳光，吃着会议提供的午餐——一碗有机小扁豆和甜菜。在我身后，“爱的盛会”（Love Fest）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这是一场持续通宵的狂欢，它标志着为期三天的活动的结束。志愿者轮流使用脚踏式发电机为与之相连的大型音箱充电，音箱不时放着的背景音乐与附近一支现场表演乐队的热情歌声相映成趣。顺着我的方向穿过院子，一位母亲照料着她的婴儿，参会人员正用各种语言讨论着一系列引人入胜的主题。纽约的联合广场投资公司最新的投资是皮亚·曼奇尼（Pia Mancini）的Democracy OS，它是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支持的一个协同决策平台[14]，帮助普通选民讨论并传播政治思想。它还属于非营利的文化与社区中心92nd Street Y首席执行官亨利·蒂姆斯（Henry Timms）和公益组织Purpose联合创始人杰里米·海曼斯（Jeremy Heimans）所推崇的“新势力”概念。另外会议注重环保，厕所均使用回收的木屑而不是水或化学物质。

2011年由安东尼·伦纳德（Antonin Léonard）、本杰明·汀克（Benjamin Tincq）、埃德温·木图萨米（Edwin Mootoosamy）和弗洛尔·贝尔林根（Flore Berlingen）联合创立了OuiShare，2015年时OuiShare已成为不断涌现的关于分享经济各种观念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仲裁者”。年轻有魅力同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伦纳德认为，OuiShare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未来的思潮和对话。他告诉我：“我们认为自己创造着有意义的事情，它会试着改变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有更多正义的社会。”

OuiShar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consocollaborative.com，它是伦纳德2010年创立的博客。一年后，一群“分享经济”的倡导者每月都在巴黎举行自带饭菜的聚会。这些讨论的结果就演变成了现在这个全球化实体，包含了一个咨询部门、一个新兴项目孵化器和一个创造者的网络。OuiShare已延伸到20多个国家，主要在欧洲，也包括了智利、黎巴嫩、摩洛哥、加拿大等多个不同类型的国家，每个OuiShare社区都被一个民主提名产生的“连接者”所监管。

OuiShare试着展现它一直推动的对话机制，有诚意地尝试创建一个具备合作决策机制的协作组织，这样的决策过程更重视意见一致性而不是决策速度。[15]作为OuiShare联合主席，弗朗西斯卡·皮克（Francesca Pick）在2015年的一篇博文中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不称它为智库、非营利组织或者别的，我喜欢把OuiShare看作一个‘人’的孵化器：一个进行实验的分享平台。在这些实验中，连接者及其成员都可以连接到分享的知识、工具以及全球化的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灵感的人际网络中。”

我和伦纳德、汀克聊天时谈到，我感到分享经济中利益驱动和目标导向两种认知很难融合，一种观点认为分享经济即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则更愿意将分享经济视为“礼物经济”。

“我认为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平台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真正改变世界。但正因为有太多的希望，那些曾经充满希望的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失望。”伦纳德说，“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有多少投资，而在于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希望。”

关于“希望”，伦纳德在2015年接受尼尔·格兰弗洛（Neal Gorenflo）的采访时做了很清晰的解释。尼尔·格兰弗洛是一名前华尔街股票分析师，他在2009年开始了一个旨在促进“在生产、消费、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中实现民主化”的可分享项目。格兰弗洛指出，工业革命本应该扩大物质丰富性和人的自由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焦点转移到私人积累而不是广泛的繁荣和自由。他认为分享经济正好可以纠正这种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助于解决其他的全球性挑战，比如环境恶化等。[16]汀克性格低调慎重，同时是个深刻的思想家。他告诉我，他参与创建OuiShare只是为了离开一个他极度厌烦的公司。在他看来，一个人想将分享经济市场化，风险资本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汀克说：“现在，对于想利用这第一笔资金去建立一个平台，尤其是社区平台，并发展到一个可观规模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少有实践意义的选择，因为你需要大量的资源。现在，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试着找到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使分享行为更民主和公平’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要做到这点，你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消除初期存在的差距。你会怎么做呢？现在似乎只有风险资本可以做到这一点。”

前一天早晨，作为品牌委员会Crowd Companies的创始人和一个活跃作家的杰瑞米·欧阳（Jeremiah Owyang）谈到，分享经济企业获得的巨额注资已经远远超过所有社交媒体（包括Facebook）上市前所获得的融资总额。[17]欧阳首先将这种经济现象命名为“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他看到了分享经济每一个进化阶段和过去几年里社交媒体经历的相应阶段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大多数时候，他是对的。但我认为，这种联系的影响比欧阳认识到的更深远。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分享经济可能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存在。在某些方面上，它奠定了目前平台所依赖的数字路径。我在下一章会详细探讨这些情况。

由于以下这三家分享经济巨头获得了巨额的风险投资和其他上市前的融资，许多企业高管已毫不迟疑地开始关注分享经济，这三家企业包括Uber（截至2015年年底超过80亿美元）、中国的滴滴出行（超过40亿美元），以及Airbnb（接近30亿美元）。现在这些高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类似OuiShare Fest的活动上（我的朋友查理·斯特鲁姆[Charly Strum]在当天早些时候用讽刺的语气对我说：“今年‘高跟鞋’比‘平底鞋’要多得多啊！”）。活跃的投资者类型多样，从纽约联合广场投资公司、硅谷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到黑石投资公司（Black Rock）、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等对冲基金公司，再到高盛（Goldman Sachs）等投资银行、商业大亨卡尔·伊坎（Carl Icahn）、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贝内特·科尔曼有限公司（Bennett and Coleman）等。其中表现出最大兴趣的是由克雷格·夏皮罗（Craig Shapiro）在2011年创立的联合基金（Collaborative Fund），它几乎只向分享经济领域投资。

风投资本的大量注入和大公司投资平台的大量涌现让许多人相信，任何2010年以前关于分享经济的想法都是难以持续的。OuiShare杂志的编辑亚瑟·德·格雷夫（Arthur De Grave）在2014年的一个公告中说：“简单地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心态下，股东不再是与我们平等的伙伴（peer，来自拉丁语par，意思为“平等”），而变成了大君主。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基于你的能力来维持一个社区，不难想象，在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和保持点对点服务的平等精神的两项责任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但最后，你不得不从中选择一个。”做出这个选择时，固有的紧张局势也许就导致伦纳德所谓的失望。由此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戴安娜·菲力波娃（Diana Filippova）在她2014年的一篇名为《协作经济的模拟试验》（The Mock Trial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文章中的观点：“当然，与科技一样，问题不在于协作经济本身，但至少一部分在于我们对它的定义和我们投入的无限希望。”在OuiShare内部以及在聚会活动中进行的这个讨论，反映了“分享经济”这个词汇用法的发展变化以及它所描绘的交换的本质。2015年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发现分享经济的部分商业活动类似于相当标准的市场经济活动。但我也看到一些交易更适合被归于“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因为其不仅仅为了商业目的，还有着其他的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然而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交易看起来都像是市场经济和礼物经济的结合。

正如我在本章后面会提出的，分享经济自然地跨越了市场经济和礼物经济，成为了它们之间的过渡态。但那之前，我首先要给“分享经济”的定义划定一个范围，再讨论一下最近思潮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