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

2006年11月

帕齐在机场

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上一场选举中，她甚至都没有投票，主要是她当时身处海外，后来又把缺席投票的规则弄错了。可能是邮戳和收件人弄错了，也可能是圆珠笔或铅笔的选择弄错了——她也不十分确定。即使她投的票算数，那也只是给已经赢了的那位先生再加上一票而已。当时，她觉得这个人“坚持到底”的方针令人难以抗拒，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方针，照着这个方针去做事。否则，就好像在说她过去几年的人生中所遭受的苦难毫无意义。如果她真的这么想，那又怎会日复一日地绑紧皮靴的带子，再背上枪杆呢？不，一个人绝不可能一边觉得毫无意义一边又坚持到底。尽管如此，她也没能够为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先生投票。从更高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这个角度真实存在的话)，她的一张白痴票也无法改变什么，于是她心里就有了一丝安慰。虽然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她还听说，除非选票很接近，否则缺席投票并不算数。她知道选票并不接近。

她不是政客，但如果她是，或者说如果她认识哪位政客，那她首先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整顿美国机场。

虽然不是什么重大节日，天气也并非异常恶劣，但是安检队伍一直延伸到了登机牌领取处。两个小时之内，帕齐体会到了排长队的人通常会经历的一系列情绪：排在队伍后面时的落魄，接着便是好不容易排到前面时的得意和莫名的优越感。前面还有八个人就轮到帕齐过X光机了(再过两个人就可以脱鞋子了)，这时她突然感到胃里一阵咕嘟声，她十有八九马上就要吐了。她盘算着：她应该努力撑到过了安检再吐还是应该立刻想想怎么从队伍中冲出去？在她前面的是：一对穿着情侣运动服的老夫妇；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带着五个小孩子(这个女孩肯定忙坏了，她心想)。两组人过安检的速度都不会快。她判断自己的胃撑不了那么久，于是示意安检人员过来，以一种她在少女时代做祷告时才会用到的温顺语气问：“我可不可以先去一下洗手间，然后再回到现在的位置来排队呢？”

不行。

“因为我感觉不太舒服——”

不行。

“因为我的航班马上——”

不行。

“因为我没有穿制服，可是——”

不行。

你们都滚开。去死。

前几次乘国内航班时，她都穿着制服。可这次，因为退伍了，她穿着普通的日常服饰。她怀疑，这就是让她受到不同待遇的原因。

错过航班当然不行，所以她开始考虑就在安检的时候呕吐，最好吐在安检人员的鞋子里。但她做不到。她自己也从事过这类工作——管理一群不知感激的人民，以换取微薄的抚恤金。再说，她也不是这种人。也就是说，她没有被培养成那种在公共场合出丑的人。

她询问排在她身后的人能否帮她占住位置。这个人让帕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可这未必就是好事。他头发稀疏，白色中带着点金黄色，穿着免熨烫的卡其裤，眼睛也有点像，是那种清澈的蓝色，但可能比她父亲的浅一些。

他说：“小姑娘，我什么也保证不了。如果队伍动了，我就得跟着往前走。”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不过她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并不足以起到什么作用。她想得没错：等她从洗手间回来时，她的假爸爸以及刚才和她在一起的其他人，包括那个浑蛋安检员，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拨新人，包括焦虑地排着队的乘客和浑蛋安检。这拨人完全不认识她，也就绝不会让她插队。

帕齐心道：该死的!真是一团糟。去队伍最后开始排队吧，帕特里夏·波默罗伊·弗伦奇，反正之前也排过了。

最后，时间来不及了，他们开始把乘坐帕齐那趟航班去查特努加[1]的人拉到队伍前面。再说明一下，帕齐有段时间没有乘过国内航班了，对各项程序不是很了解。(但她也意识到，其他人看起来也不太了解，包括那些维持秩序的人……)不过她尽最大努力完成安检程序：把帆布包放在传送机上；塑料袋里的东西扔到垃圾箱里，诸如此类；她脱下靴子，解下腰带，裤子也因此下滑了一点。这是一条低腰裤，而她的腰比起当初买裤子时变粗一些了。当她挪着脚步穿过金属探测器时，帕齐心想：这该死的机场都快变成**俱乐部了。

嘀，嘀，嘀。

“站到旁边。”

她想解释说自己脚里面有一小块弹片，有时候会触发探测器，但不是每次都会。

“脱掉袜子。”

显然她应该得到一份证明文件，她以为某个时候就会收到这样一份证明，但也许不会。没有这样的证明，他们必须检查伤口。

“女士？你的袜子。”

太过分了，她心想。她为祖国服兵役，而为祖国服兵役的人不应该被逼着在公共场合光脚!当弹片扎进她脚里时，她也随即失去了第二根脚趾，那根长长的可谓足界超模的脚趾。她知道有些人——都是好人，也是她的战友——比她惨得多，她知道自己算是幸运之人，但缺少一根脚趾在别人眼中还是很古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引人注目。对陌生人而言，缺少脚趾代表着故事，而她并不总是有心情分享那个故事。她更希望自己的伤口充满了英雄气概，而不是这种像园林工人辛苦工作时可能会受的伤一样。重点是，她不喜欢让人们注意到她的脚趾(或者说注意到她少了根脚趾)。

不过，她不想为难旁人，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她脱掉了袜子。安检人员拿着手提式金属探测器检查了她的脚，然后得出结论：事情与她一开始的描述相符。

安检人员说：“你很幸运，你并不跛脚。”

“是啊。”如果我没有失去脚趾就更幸运了，她心想。

“不过，你是怎么失去那根脚趾的？”

像这种情况，她早已准备了几种应对之法：(1)“天生的”；(2)“踢伤了”；(3)“什么？我失去了根脚趾(她最喜欢这种)？”不过，她没有心思用即兴表演来戏弄安检人员。她倒是想让安检人员愧疚难安，谁让他们竟然纠缠一个被截了脚趾的人。于是她就实话实说：“在战争中没了的。”她边把袜子套回去边说。

“你是军人？”

她没有时间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另一位国土安全部人员正站在她的帆布包旁边。

“这是你的包？”

“是的，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我们只是要打开看一下。”

他们检查包的时候，帕齐想起了那次自己被商场控告偷东西的事情。那是得克萨斯州大岩石区的一家商场。帕齐唯一的过错不过是年轻气盛，外加长得有点像商场惯偷，这让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个罪犯。看到背包里的东西散落在混凝土地板上时——皱巴巴的便笺纸、被水浸过的历史书、口香糖的包装纸、发霉的薄荷糖、一支被牙咬过的钢笔以及还没交给母亲签字的许可证——她觉得自己被暴露在世人面前，忍不住想招供。事实上，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无辜。她心想，自己有没有可能偷了东西而不自知呢？

国土安全部的人从帕齐的包里拿出来一个小小的雪花玻璃球。这个玻璃球是一起打仗的兄弟送给她的纪念品，有着特殊的意义。圆球里面是一堆石头，沙子取代了雪花。圆球上面写着：想来这里吗？另一边用阿拉伯语写了点什么，但她一直也懒得去翻译。她猜是对“想来这里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我们他妈的可不想。

“你不能带这个东西登机。”

“为什么？”

“因为有**。雪花玻璃球不可以带到飞机上。”

她说：“这不是那种带**的，里面只有石头和沙子。”

规定就是规定。超出一定大小的雪花玻璃球不可以带到飞机上。的确有这样一条规定。的确有这个方针：各位，服从指挥，坚持到底——国内航班上不可以带雪花玻璃球。他们并非无情，他们也愿意做出让步：如果帕齐能想办法把圆球从底座拧开，证明里面没有水，他们就让她带上飞机。这是他们最大的让步。

她说：“我不是工程师，而且我也没时间，刚才重新排队花了不少工夫。去他妈的拧开，拧开就把它弄坏了。”

可这是他们最大的让步。

她决定把沙子玻璃球丢给安检人员。她边朝登机口跑去边咕哝：“一群废物，好好玩吧。”没有人听见她说话。事实上，她也不想让任何人听见她说话。

她其实不需要这么着急。在她到达登机口时，他们宣布飞机晚点了，估计至少还要四个小时才能起飞。部队里面把这种情况叫作“紧急集合，而后耐心等待”。她轻轻推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人，说：“你知道吗？这他妈的就是典型的紧急集合而后耐心等待。”

他含糊地一笑，点点头，又继续看他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他穿着条纹布料的蓝色衬衫，上面装有领尖钉纽扣的领圈，是1994年最为流行的那种，还拖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这个人也让帕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她说：“抱歉说了脏话。”

他又点点头，但还是没说话。

她想买本书看看，于是请他帮忙看着她的帆布包。

他说：“嗯……我想，这个是违反规定的。你也知道……”他扫了一圈，确认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然后小声说了一个词，“恐怖分子。”

“拜托，老兄。”帕齐恳求说，“我不是恐怖分子。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是军人。”

她走进礼品店，然而所有的书不是关于死亡和爱情，就是关于**和战争，这些话题她早已不感兴趣。最后，她买了一本《美国周刊》。她觉得买这本书对不起自己的智商，但是足以满足自己小小的需要：打发时间，放空思想。

一回到座位她就说：“谢谢你帮我看包。”

第二个长得像她父亲的人点点头，没说话。

她开始看杂志。“天啊!”她惊呼出声，“布兰妮·斯皮尔斯要离婚了!”

那个人说：“看来是的。”

“天啊，我和她同一天生日，都是12月2日，只不过我比她小两岁。而且，我们老家都在南方，所以我就好像能感知到她的感受一样，你明白吗？”她的确能感知到她。她喜欢听她的消息，正如高中时大家都喜欢时不时地打听返校节舞后的最新消息一样。

“嗯……”

“上帝啊，可怜的布兰妮，嫁给了一个废物，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又要离婚，她都还不到二十五岁。你知道吗？这让我思考自己的狗屁人生过成了个什么样子。”

这个像她父亲的人说：“我现在有点忙。”

“哦，嘿，抱歉!”

她接着看杂志，但她只花了半个小时就看完了整本杂志。她决定告诉这个像她父亲的人之前过安检时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吗？我的包里还有一个印着双峰塔的打火机。你见过那种打火机吗？好吧，那种打火机很粗俗，所以我们那边当然是人手一个。双峰塔就刻在打火机正面，用手点火的时候，两座建筑就好像着火了一样。打火机的威力可比沙子玻璃球大多了，你说是不是？他们他妈的可真能折腾。”

那个男人关上了笔记本电脑：“嗯，很高兴……和你聊天。”他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放入黑色的乙烯基塑料行李箱里，然后拉上拉链。“祝你好运。”他推着行李箱去了男洗手间。帕齐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出来或者他究竟有没有出来。

他们宣布开始登机时帕齐还在反复思考布兰妮和她的一堆麻烦事。

她坐在经济舱的双人座这边，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后，似乎没有人要坐在她旁边了。真是理想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帕齐在人际交往方面有些问题：与人亲近和倾吐心事令她很不自在；随后，她便长时间地远离人群，一个人闷闷不乐。当她处于第二个阶段时，她不喜欢别人插手她的事情，不管是问她问题还是靠她太近。

就在要锁舱门之前，一个男人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长得很像那个第一位长得像她父亲的人，但并不是那个人。帕齐开始思考，是不是同一年龄段的商务旅客长得都一样？她父亲是不是代表着一类人？除了被自己深深伤害的孩子，在其他人眼中毫无特色，转瞬即忘？他说：“哎呀，差点就没赶上。”

帕齐没有说话。这个人已经错失良机：帕齐已经不想再和这些长得像她父亲的人说话了；她今天已经不想再说话了。她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塑料遮光板上。

“小姑娘，给我说一说你的故事。”

她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睡一会儿。”

“哦!拜托。你可真扫兴。我想听你说点有趣的。”

“我他妈的出生在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城市，然后他妈的不远万里去了另一个小城市，现在他妈的又要回第一个小城市了。剧终。”

他没有领会帕齐的暗示。他以为帕齐是在耍小聪明，甚至是在和他调情：“亲爱的，那这个小城市叫他妈的什么名字？”

帕齐说：“你从来没去过。”

“说来听听。”

帕齐问：“有意义吗？这些小城市还不都一样。”

他说：“只是友好地问一下。”

“我从来没有和在飞机上遇到的人成为一辈子的挚友，你呢？”

他说：“应该没有。”他明白了她既不是在耍小聪明，也不是在和他调情。于是，他戴上了耳机。

这时候，帕齐已经不累了。她试着翻了翻航空公司放在飞机上的杂志，但唯一能让她提起兴趣的只有数独游戏，偏偏已经有人填好答案了。她偷偷往旁边瞥了一眼邻座的小袋子，好确定他那一份杂志是不是还没被动过。就在这时，帕齐注意到过道对面有一个女人穿着长袍，遮住全身，紧接着帕齐就迅速地陷入了昏迷。

这两个月以来，帕齐经常有相似的遭遇。这并不代表她认为这个女人是恐怖分子。她猜自己只是压力太大，疲劳过度，不然就是胃太虚弱，突然饿昏过去了。不管怎样，帕齐在战场上开着货车时突然昏迷就会造成极大的不便，但作为飞机上的乘客则没有关系，甚至还是件好事。等她醒来时，她已经抵达查特努加，离从前的碉堡，也就是家，只有三十分钟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