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帝国与法家治国思想的失败

直到汉代，源自孔子的教学传统都只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支，但在汉王朝进入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儒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学说，甚至排挤掉了曾对秦帝国统一中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法家学说。[41]儒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在于它对别家学说所持的开放态度。儒家能够从这些学说中吸取重要的观点，并将其融合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为了站稳脚跟，儒家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使其自身具有独立性与独一无二性的思想体系。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儒家文人在国家行政化和秦始皇巩固帝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些文人从一开始就不仅是读书人，他们实际上还有着强烈的个人诉求，因而经常在政治上表现得很积极，即便是不能作为大臣，他们至少也会努力成为统治者的谋士，进而参与政治生活。出仕的文人相信人性的力量，认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自我的完善，他们相信人类群体中善的存在，认为天人能够达到统一，这也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那些执掌大权之人时，能够保持批判性的态度，这种内心的独立又反过来为这些文人树立了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一开始并不高，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他们很难与那些为霸主出谋划策、帮助霸主稳固并扩大政权的人相抗衡，但儒家文人的这种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又为他们后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因在内心与掌权者保持距离，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力和道德力量；他们坚持传统，把文学教育当作获得一切认可的前提，这就使他们在帝国统一之后被赋予至关重要的地位。法家的治国思想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只是协助巩固了统一的帝国，但在维护这种统一时，该学说却显得无能为力。这时，儒家学者便成了确立社会精神内涵的人，只有通过这些人，国家才能长期保有合理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的这种功能是一点点实现的，在帝国初建的时候还一再遭到质疑。

儒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官方的承认，这与儒家学者对社会道德、礼仪、读写能力以及古代文献的重视有关；但同时，这也是因为皇家希望用思想学说为自己正名，并用文人实现国家控制。经文博士制度获得承认与发展，体现了国家对合法化与统一的要求，也体现了国家与想推行自己学说的儒家学者之间的契合。汉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是位并不喜欢诗书的马上皇帝，但他也已经开始起用儒生，这是为了对这种权力格局进行系统的辩护。

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24年的汉武帝统治初期，儒学被宣布为国家唯一的正统思想，当时经文博士实际已经存在很长一段历史了。秦朝时，儒生主要是一些避世而居的学者或名士；汉高祖并不重视儒生，但这些人似乎从秦朝被推翻之后就在为高祖效力了，也正是这些人帮助高祖建立起了宫廷的礼仪规范。高祖死后不过几十年，由地方举荐贤者为官的做法就已经被纳入行政体系。后来，这种做法发展成为察举制度，及至后来又形成科举制度。

高祖的妻子吕后与儿子汉惠帝（前194—前188在位）当政期间，儒生的地位一度受到压制，因为惠帝的丞相曹参推崇道家思想。但由于倡导儒家思想的谋士陆贾（约前228—约前140）参与拥立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儒生又重新获得了重视。陆贾凭借自己的历史著作《楚汉春秋》和政治哲学著作《新语》，使得许多到那时为止基本都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游说及论辩手段被书面记录下来。与陆贾同时代的贾谊也有类似的著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过秦论》。

在汉武帝统治期间，虽然窦太后推崇的是道家，但儒生还是掌控了国家的管理。武帝在位时修建了“明堂”，这种被用于各种典礼的建筑据说在周代时就已经出现。[42]儒生力主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如此一来，也就抑制了窦太后的权力。应该也是因为这件事，汉武帝在公元前136年就设立了五经博士，此举甚至早于窦太后病死的公元前135年以及太学创建的时间。这些博士代表的是当时研究今文经书的学派，他们后来也被称为今文经学派，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学术流派。虽然在汉武帝统治期间，这一学派得到了官方认可，但各学派之间的争执并没有因此停止。

儒学稳固国家正统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元前124年太学的建立，由太常或郡国县道邑选送有才能的人到那里学习。由此，将文人培养成为官员的传统开始了。但汉武帝本人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儒家学说上，他同时也会吸收别家学说的观点。公元前110年，由于应召而来的50余名儒生都不能确定封禅的礼仪，武帝遣散了他们，并临时决定由自己来定立封禅礼仪。由此可见，虽然儒家的势力在武帝统治期间增强了，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儒家已经获得了胜利。

汉武帝统治期间，汉王朝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文学史及思想史繁荣期。我们需要把用淮南王刘安来命名的反儒家著作《淮南子》[43]、董仲舒的天人哲学以及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放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

汉宣帝（前74—前49在位）本人接受了正统的教育，石渠阁论辩就是发生在他统治期间的。宣帝本人支持儒家学说，但他蔑视儒生，认为儒学不适合政治实践，所以他遵从的是法家的做法。直到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前49—前33在位）统治时期，儒家学说才成为皇子们受教育的唯一基础，因而，儒学作为官方学说的胜利是跟这位皇帝联系在一起的。

儒生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宣扬的是一个好政府所需的道德准则，同时他们还保护和维持着本民族的经典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恰恰是任何一个依赖文人所受教育而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都不会放弃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国家将儒学教育作为选拔官吏时的衡量尺度，儒生因而成了为整个帝国塑造思想体系的人。东汉灭亡之后，儒学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没有11世纪那些自命为儒学革新者的人想象中的那么低。

经文博士

早在任命“五经博士”和设立太学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专门负责掌管《尚书》《易经》等各种典籍的专家了，这些经典虽然都以当时通行的今文版本为基础，但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传承体系，且各体系之间时有激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一开始只是地区性的学派分歧，各家各派都想证明自己所讲的经更好、更正宗。在推荐哪个学派的学者进入太学这件事上，各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激化，最终形成了汉代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论辩，另一次是公元79年的白虎观论辩。

早在汉文帝时期，朝廷就已经开始任命专人掌管各大经书，其中不仅包括《尚书》《诗经》《春秋》，还有儒家的其他经典，例如《论语》，还有《孝经》《孟子》《尔雅》等。汉武帝后来取消了为后几种经而设的官职，并在“《尚书》博士”“《诗经》博士”“《春秋》博士”之外，另为《易经》和《礼记》设立博士，由此确立了这五经的地位，五经从此成为唯一的官学体系。汉代博士的人数及其负责的范围曾改变过很多次，但整体框架从汉武帝之后就基本确立了。

这种将某些著作确定为特别重要经典作品的做法可以回溯至战国时期，但从国家层面确立某些作品为经典，并指定负责这些经典的学者专家，这一做法是从汉武帝时才开始的。但这种做法不但没能解决各派之间的纷争，反而使其加剧了。在汉代，除了“五经”这种说法，也有人将《论语》《孝经》与其合称为“七经”。[44]

到了唐代，儒家经典增加到了九部，其中包括《周礼》《礼记》《仪礼》这三部关于仪礼的经典，《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种关于《春秋》的注释，以及《易经》《诗经》和《尚书》。到宋代，这一系列作品又逐渐被扩充为12部，增加的三部为《论语》《孝经》和《尔雅》，及至后来又增加了《孟子》，扩大为13部。至此，儒家经典的构成基本确定，这“十三经”与理学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同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并衍生出大量的注疏、辞典等。《大学》与《中庸》一开始并不是独立的著作，而是记录典章制度的《礼记》的一部分，后来由大思想家、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这两部著作归入“四书”。[45]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儒学被当作国家教义主要是因为董仲舒，他后来被班固称为“儒者宗”。[46]董仲舒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思想有多么独到，而是在于他的中庸之道以及他为满足当权者集权、统一之目的而对古代典籍进行的解读。他对中国后来所有朝代与社会学说的影响不容忽视，作为中国人世界观基础的“天下主义”思想就是源自董仲舒。[47]

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在汉灵帝时期（167—189在位）凸显出来，汉灵帝在174年下令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竖在太学门前。而后世与这种经学传统相抗衡的学派被称为古文经学派，通常认为这一学派源于在孔子旧室坏壁中找到的颇有争议的典籍以及负责校理皇家藏书的刘歆（卒于23年），将这一学派发扬光大的是一些并不在都城中教学的民间儒生，例如马融（79—166）。直到汉朝灭亡之后，古文经学派才得到官方的认可。

在汉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今文经学派，这一学派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出于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将一切都统一在同一个原则之下的目的，董仲舒将语言解释为是天在通过圣人“发其意”，圣人模仿的是天地的声音，因此，汉字的发音也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董仲舒利用不同汉字的相同发音构建起他的空中楼阁。随着公元5世纪之后语言学与音韵学研究的深入，他的观点只是偶尔才会被人提起。

我们从《汉书·儒林传》中就能看出董仲舒的重要地位。下面这篇文章讲述了“穀梁”与“公羊”两家的纷争，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

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48]

儒家学说本身以及该学说在教育特别是官吏选拔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亦显示出一定的兼容性，但曾经的独立性及其与别派学说的不同之处却从未完全被人遗忘，因而总是不断地有各种革新运动出现，且大多都是以恢复“本教”为目标。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唐代的韩愈（768—824）会认为从孟子之后儒学的传统就中断了，虽然儒学始终是存在的，但他提出要复兴儒学。此类对儒学的革新运动直到公元19世纪、20世纪依然存在。

尽管“公羊”派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穀梁”派的地位很快就恢复了。公元前53年，一场关于这两种学派的论战爆发了，论战的双方各有五人为代表，辩论的题目超过30个，且以“穀梁”派暂居上风而结束。此后，经学解释中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并于公元前51年催生了石渠阁论辩，参加这场论战的既有通晓《诗经》《论语》和仪礼典籍方面的专家，也有通晓《尚书》《易经》和各种解释《春秋》的人。

除这些经学的注释与解释学派外，从汉代初年开始，大量带有预言性质或是留下了很大阐释空间的非主流诠释之作出现了，但由于禁毁行动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公元5世纪后，这些被称为谶纬之作的典籍只保存下了一些断篇残章。[49]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非主流人文思想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如今能接触到的文学传统只不过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几个视角而已，并不能代表全部。在中国文学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中，思想的传承形式，特别是儒家正统派和保守官吏压制思想多样性的行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石渠阁论辩之后，太学博士的数量增加到了12人，汉孝平帝（1—5在位）时期又增加了古文经学派的代表，博士人数增加到30人，并由此奠定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贯穿整个东汉的对立局面。公元19世纪时，人们再次想起了已让位于古文经学派的今文经学派，因为这两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并不在文字，而是对治国之道的不同看法，于是今古之争再起。

在所有的意见分歧中，关于什么才是经典与标准的裁决总是要在宫廷的主管机关或当着统治者本人面做出的。这些论辩留下了大量的书面记录，同时影响了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讨论。这些争取认可的努力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文思想及其相关文本的毁灭，而动机既有对异己的迫害，也有对内部的清理。

另外一场关于五经异同的争论被记录在了《白虎通义》中。公元79年，这场论战发生在洛阳皇宫的白虎观里，参与论战的双方依然是今、古两派的代表。[50]在这些讨论以及郑玄注疏的影响下，一批极为重要的、在今天仍被我们视为经典的著作产生了，例如西汉时期汇编而成的《仪礼》和《礼记》，以及应该是在王莽（9—23在位）篡位期间才编纂完成的《周礼》，[51]人们还对早期文本和文本集进行了基本的整理工作。这些不同团体和派别之间的论战并不只是围绕着文本以及对文本的诠释展开的，这些论战常常隐含着对治国策略以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不同见解，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了发生于公元前81年的一场讨论中，史称“盐铁会议”（这次讨论因桓宽根据会议记录编写的《盐铁论》而得名）。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中一方拥戴法家的治国思想，一方则秉持儒家的治国思想。[52]在中国，围绕着诸如世界观或宗教这些政治领域的根本性问题而产生的思想分歧催生了大量的著作，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将这类作者称为“持怀疑论的理性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反对的是非理性思潮。

相较于后世保守僵化的思想体系，东汉时期的学者在思想上呈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开放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充（27—约97）的《论衡》[53]以及当时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看出，但这些著作后来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世纪末，它们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其中一些著作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这些著作中包括桓谭（约前20—56）的《新论》，[54]扬雄（前53—18）的著作，[55]班固关于汉朝历史的著作（《汉书》），王符（约85—162）的《潜夫论》，崔寔（约卒于170年）的《政论》[56]，以及同时也被人视为史学家的荀悦（148—209）的作品《申鉴》等。[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