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的第二年，弗雷德丽卡因为她的鸟类研究而出名，或者说臭名远扬。这个想法起源于可爱的弗雷迪组织的一场聚会。聚会上，弗雷德丽卡与埃德蒙·威尔基聊到了用于做实验的鸽子。也是在那时，她懂得了“分类学”这个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记，即使随着时间推移，那次聚会上的脸庞和家具已模糊成一团无法辨认的马赛克，只令人记得那是一次聚会，但是，这个印记还是那么鲜明。威尔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关于鸟类迁徙的一系列实验。他说，人们普遍认为鸟类可以通过磁场辨别方向。但是，威尔基说鸽子和鸽子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个体差异很大，这时，弗雷德丽卡满脑子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一模一样的鸽子，咕咕地叫着，朝同一方向飞去，它们长着不同的羽毛，飞行速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鸽子就像剑桥的学生，有的奢靡，有的不安，有的拘谨，有的聪明，有的装腔作势，有的善于操纵，有的躲藏在保护色的背后，它们想要一样东西，也可能不止一样。当时的大学生对所谓鸟类学都不当真，经常只当作一个玩笑，但是，对于对情欲计谋、骗子、变色龙和《幸运的吉姆》心知肚明的弗雷德丽卡而言，这就要另当别论。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为她的系列文章画了一些插图，而托尼和艾伦为表示友好，将这些文章和插图发表在了他们的杂志上。这些插图是都是钢笔画，他画钢笔画得心应手，但油画水平则不那么稳定。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讽刺画流行之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的分类学研究没什么好处，幸好没有让学校杂志成为笑料，事实上，她明显缺乏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意图。很久之后，在慵懒的闲暇时光中重读这些作品时，弗雷德丽卡才意识到，她本以为自己写得饱含爱心，具有高尚的美学情怀和细致的洞察力，结果这些文章却被冷酷地解读为“被掩盖着的仇恨”。她没有这个意思，但确实可能被人家这样解读。还有一个怪事，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的鸟类学研究旨在对抗男人对酒吧和公共场所女人**的胸部和大腿进行分门别类，但是，直到连载快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年轻的男人把女孩称为“小鸟”。她把这一发现告诉马里乌斯。他说：“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弗雷德丽卡实事求是地说，她之所以研究鸟类，是因为威尔基的鸽子。马里乌斯说了句“原来如此”，然后粗粗两笔画了一撮油腻的头发。“我喜欢男人。”弗雷德丽卡说。“哦，看得出来。”马里乌斯冷冷地说。
1955年秋天，弗雷德丽卡认识了诗人休·平克，陪他一起去了她平时很少去的剑桥图书馆。然后，她真的恋爱了，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虽然她曾经很任性地进行了多次性实验，而且经常脚踩多条船。
休·平克拿着一沓名叫《美好》的诗歌杂志，敲开了她的门。他很瘦，微微驼背，淡蓝色的眼睛，金红色的头发，留着波浪卷发型，乍一看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卷发烫坏了，但你随即能够发现，他的头发是自来卷。弗雷德丽卡买了一本杂志，递给他一杯咖啡，问他杂志的名字是什么。他告诉她叫《美好》，他说这个名字有双重意思。《美好》喜欢刊登意象鲜明的诗歌，不喜欢朦胧诗，不局限于英语诗歌，也刊登了一些意大利作品。《美好》刊登了一首平克自己写的诗，主题是菲茨威廉博物馆里方丹·拉图尔84的一幅画，画了一只白色的杯子放在碟子上面。他翻开杂志，指着那首诗给弗雷德丽卡看，弗雷德丽卡很喜欢。
那首诗多采用短句，不是传统的五步诗。诗里描述了方丹·拉图尔对白色杯子的刻画，没什么情感描写，遣词也很简单，很容易记住。那期《美好》杂志也刊登了马拉美的《她纯洁的指甲》译文，译者署名是拉斐尔·费伯。弗雷德丽卡不了解这个人，以为就是这个休·平克。休喝了一口雀巢咖啡，有点自嘲地说，“平克”不大可能是诗人的名字，尤其是像他这样脸颊粉红[1]的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说：“我知道这是个障碍，我一定要克服掉，我觉得，既然姓名是父母给的，该将就的就得将就，对不对？要是我的姓名多几个字就好了，署在诗后面就更像诗人，更有诗意，比我现在好多了。我父母总喜欢简单化，他们认为姓名的字母越少，到银行办事就越方便。”
“我从来没想过波特这个姓有没有诗意。”
“你们女人结婚后可以换个姓氏。你要改成弗雷德丽卡·平克也可以。”
“不要，我想改成鲍文、萨克维尔或米德尔顿，好听又朴实。”
“平克确实不好听。我之前有个女朋友，她跟我开玩笑，说我不应该叫‘粉红’，应该叫‘玫瑰红’。”
“你一定要把‘平克’这个姓氏发扬光大。”
“我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在文学领域扬名立万，人们看到你的名字才不会联想到颜色或者花朵，到时，平克就能够跟叶芝和艾略特相提并论。”
“平克就是粉色，粉色就是平克。”
“再说下去就乱了。”
“我也不喜欢那个颜色。”
“哦，我喜欢。小时候，我可喜欢这个颜色了，后来人家说红头发的人不适合配粉色。”
“你喜欢粉红色，是因为你是女孩子。我的头发是红色的，但我是个男的。”
“平克先生，我喜欢你这首灰白色的小诗。”
后来，休·平克为弗雷德丽卡写了一首轻佻的叙事诗《红发女人之歌》。他请她吃饭，吃了咖喱炒杂烩，然后带她去剑桥大学图书馆。他似乎爱上了她，不过弗雷德丽卡视而不见。他还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意思是说要和她共享这美好的未来。
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间咖啡屋，散发着烤面包的香味。他们坐在一面玻璃墙边，也就在门边，门外有一口井沿很高的砖井，这是一口四方形的井，和高高的井沿相比，井口显得很小。有两个人站在草坪上，靠着一棵木兰树，当时那棵木兰树还很矮，两人都穿着硕士长袍，双手扣在背后。
“那个人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哪一个？”
“黑的那个，拉斐尔·费伯，马拉美诗歌的译者。”
“我不认识他。”那两个人开始慢慢地绕着草坪走。
“他是圣迈克尔学院的院士，才华横溢。书教得很好，也是一名诗人。真正的诗人。他在自己家里举办诗歌晚会，只邀请我们那几个人，要参加他的诗歌晚会非常难。我们创办《美好》杂志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我们想模仿他的写作风格……”
那两个人从草地上走了过来，和弗雷德丽卡他们只隔着那面玻璃墙。有一个身材不高，头发全秃了，弗雷德丽卡认得他，他是文森特·霍奇基斯。他是卡马尔格海滩派对的哲学家，当时，他讲到维特根斯坦的颜色审美理论。另一个人的脸庞，正是弗雷德丽卡梦中情人的脸庞。小时候，不管在夜里做梦，还是做白日梦，这张脸就不断出现在她的梦里，直到她喜欢上了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这张脸才慢慢被淡忘。弗雷德丽卡很难不用一些陈词滥调来形容这张脸，正是在陈词滥调的指引下，弗雷德丽卡才构想出这样的脸庞：忧郁而严肃，看样子就是清心寡欲，眉毛很黑，头发又黑又亮。
“哦，天哪。”弗雷德丽卡说。
那两人走进来时，休·平克站起来，哈着腰说：“拉斐尔，您好。”他的声音微微颤抖，充满着敬意。
“休，早上好。”费伯的发音很清晰，但不像英国人的口音。
“这位是弗雷德丽卡·波特。”
拉斐尔·费伯没有注意到弗雷德丽卡。他径直往前走，一边侧着头和同伴讲话。
“你说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他讲什么课？什么时候有他的讲座？”
在鸟类学里，他就是游隼。
“他研究马拉美。他在磨坊巷讲象征主义。周二上午十一点。”
“你是怎么得到诗歌晚会邀请的？”
“写一首他喜欢的诗。我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这么问？”
“我没见过这么英俊的男人。”
“你不应该说这种话。”
“如果我们俩都是男人，他是女人，我就可以这么说，对吧？”
“但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认为女生不应该那么在乎长相。拉斐尔的长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思想。我不会再把你介绍给他了。”
“我总有办法。”弗雷德丽卡不假思索地说。
“不会有什么用处的。”
“也许吧。”弗雷德丽卡说。她恢复了平静，慢慢鼓起巨大的勇气。
拉斐尔·费伯的讲座地点是一间阶梯教室，空间很大，但听众不多，大家都坐在前两排。这样正好。弗雷德丽卡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变色龙艾伦·梅尔维尔，另一个就是休·平克。平克显然在犹豫是否把身边的位置留给她，但最后还是给她留了。
弗雷德丽卡平常不喜欢听讲座。她更喜欢读书，况且，大学里的讲座大都是讲书上的内容。她也听过一些讲座，不过体验都不大好，感觉都像在表演。海恩博士讲到李尔王的命运，在讲台上居然哭起来，利维斯博士用两根手指把一本《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扔进废纸篓里，还鼓动听众跟他一起扔。
拉斐尔·费伯的讲座不算表演，虽然不喜欢他的人可能认为他有些做作，经常不把话说完整，是在故弄玄虚。他讲座的主题是“名称和名词”。他提到一位诗人，说这位诗人认为这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一本书来概括，但是，这本理想的书还没有写出来，拉斐尔·费伯认为那纯属正常。如果这个诗人是伊甸园里的亚当，要给伊甸园的所有生物命名，他会用哪种语言？
和弗雷德丽卡梦中的影子一样，他的相貌让人难以忘怀，他本可以挥洒自如地演戏，也可以慷慨激昂地朗诵，但他却不喜欢那样的演讲方式。他一边讲话，一边在讲台上来回走，眼神专注，但总是脱离听众。他像在自言自语，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声细语，仿佛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演讲方式本应没有任何吸引力，可是，他的听众始终全神贯注地听他演讲。
他说，从前，人们认为语言是亚当给万物命名的工具，名词代表他所命名的事物，玫瑰花是玫瑰上的花，玫瑰花开在玫瑰枝条上。后来，他说语言与物体逐渐脱节，为此，他引经据典，说得引人入胜。于是，人类对语言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将语言与世界分离出来，成为人造物，是人类编织出来的一张网，我们终于能够表达一些无法被唤起或完整传达的形象。隐喻通过对比促进理解，就是我们创造意义的语言网络。柏拉图提出，从绘画的花朵，到真正的花朵，再到花朵的形态，它们中间存在着等级差异，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他说，马拉美会在一节诗中提到“玫瑰”和“百合”，而在另一节，他会用一些隐喻，例如紫红色的酒，明亮的圣杯，诗意地唤起这些形象，他的语言越来越精确地制造了模糊、空白和寂静。他似乎在庆祝，也是在哀悼伊甸园的重生，曾几何时，伊甸园鲜花盛开，色彩斑斓，如今，这些已经成为模糊的幻影。弗雷德丽卡其实很害怕，似乎她最关心的是他能否让她感受到美，感受到爱。她给邻座的休·平克写了一张字条。“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安静。”休·平克说。其实，弗雷德丽卡并没有发出沙沙的声音，也没有说一句话。拉斐尔·费伯走到讲台前，似乎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他读了马拉美的一段话：
“当我说‘一朵花’时，我的声音便并非疏忽地阻隔了所有花的外形，与此同时，某种异于一切花萼的东西，一种理念的和美妙的东西便音乐般地随之升起，那是一朵在任何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花。”
他说出这段华丽的辞藻，就像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不存在的东西，一个词，一件事物，“无法觅得的花”。她后来发现，他喜欢在演讲的最后时刻引用别人的话。他微微鞠了个躬，整理一下身上的长袍，然后就离开了。
“真帅。”她对休·平克说。他看上去不大高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听讲座呢。”艾伦·梅尔维尔说。
“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
“为什么？”
“好奇。你呢？”
“为了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他思维敏捷，充满**。我很佩服。”
弗雷德丽卡一时不知道怎么才能认识拉斐尔·费伯。她感觉到，休·平克后悔不该引起她对这位教授的兴趣。于是，她回到大学图书馆，借了一些拉斐尔的作品，有两本薄薄的诗集，还有一本很短的小说，题目分别是《练习》《温室》和《异物》。她发现，他经常去安德森阅览室，每次都在里面工作很长时间，于是，她也经常来这儿，跟他隔着两张桌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后脑勺。
那两本诗集，还有那本小说，单词都不长，而且大部分是名词，页边空白处很多，看起来清爽、干净。《练习》简要描写了一些意象，饭后的餐桌、主干道上的一小块油污、沙沙作响的谷物升降机和二手汽车压缩机，等等。有些描写还不如俳句那么长，有些也刚好是两节四行诗句。对于如此清心寡欲的作家而言，《温室》则有点“热”。诗的主题包括温室里的供暖系统、植物的繁殖、生长和死亡。弗雷德丽卡觉得，这两本诗集的内容有点阴暗，有点吓人，不应该是这样的。“阴暗”和“吓人”是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话，诗人肯定不会用这种直接引起情感反应的词语。她终于明白休·平克那首关于小茶杯的诗灵感来自哪里。诗的力量来自选词的精准和节奏的把握，虽然弗雷德丽卡听不到，但她能辨别出来。(我们天生的学习能力又是一个谜，我们的耳朵为什么能辨别得那么准确，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能力？)
她不太喜欢《异物》，主角是一个无名的探险家，他也是这篇小说唯一的人物。他经历了奇异的自然风景和剧烈的天气变化，他必须找到变化的源头，必须不断前进。读了两遍后，弗雷德丽卡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标题是个不大高明的双关语，她不愿意把这个双关语与费伯联系起来。宏观的就是微观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岛屿，从来没有人超过自己身体的局限。这两种观点都有可能。小说写得最好的部分是无法定义的边界：视觉、触觉、双重触觉和回声，都很遥远，都在大脑里面，像吹拂着皮肤的空气。读完第二遍后，弗雷德丽卡认定“没什么意思”，跟安德鲁·马维尔85说“我自己的悬崖我自己跳”一样，诙谐而已。爱不妨碍她的判断，反而大大提高了她的批判能力。一场关于爱罗狄亚德和自恋的演讲结束后，她扯了扯他的袖子说：“我可以代表《剑桥笔记》采访您吗？我很喜欢听您的讲座。我……”
“我不喜欢被采访，”拉斐尔·费伯说，“我一直拒绝，没有后悔过。对不起。”
她给他写了信。她说她想以隐喻为题写博士论文，马拉美有些富有创造力的意象，以及《温室》里的意象，特别是那些花，这两者的联系让她尤其感兴趣。她说他所有的作品她都读了好几遍，深受启发。他给她回信，说他愿意接受采访。
亲爱的波特小姐，
谢谢你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倘若你想采访我，工作日12点至12点半之间，我都在办公室里。
她梳好头发，读了几篇他在世纪之交发表的关于隐喻的文章。她既兴奋，又害怕。
我前面说到，弗雷德丽卡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她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她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于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来说，恋爱的乐趣之一在于不用把事情想得太清楚，被驱使、被接管和被征服都是乐趣。弗雷德丽卡表达热情的方式不怎么得体，也有些笨拙，但她注定将成为一个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而且，因为她自己能看到这个前景，所以她渴望拥有这个自由，渴望绝对的情感。两个人也会发生生物错误，放不开对方的手，始终都希望能触摸到、嗅到、闻到或者听到对方的存在，这也是爱，这种爱更直接，是绝对的情感。弗雷德丽卡从未经历过这种恐惧，或者放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她从前的性实验，她产生或被激起这种感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她还是爱上了拉斐尔·费伯。她是怎么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他？
原因有很多，分好多种类。厉害的社会学家会注意到，拉斐尔·费伯满足了她选择伴侣的很多抽象标准。她跟艾伦和托尼说过她要嫁给大学教授。因此，她完全可能爱上一个休·平克说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的人。她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喜欢他的生活，喜欢图书馆，喜欢文艺复兴时期大楼里的孤独，喜欢有思想的生活。
也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法。这个男人比她大，他不仅是一位老师，还是一位好老师，是权威。弗雷德丽卡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好老师。她曾经爱上和她父亲共事的亚历山大，在她的眼里，他是可以被颠覆和勾引的权威。她是个好学生。
从表面上看，拉斐尔·费伯就像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大房子的有钱单身汉，还加上奈特利先生那种保护欲很强的特征，绝对是适合的人选。
如果这样分析太过于理智，那就剩下相貌方面的原因。亚历山大很英俊，但他一直痴迷于凡·高，一心向往布卢姆茨伯里。这存在一定的社会价值，无关乎任何一方可能感受到或没有感受到的性冲动。弗雷德丽卡将“漂亮”这个词用在亚历山大和拉斐尔身上，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她也会说“漂亮的弗雷迪”，但弗雷迪不一样，他的漂亮没有那么正面。我们是怎么选择脸蛋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张面孔得到过万千宠爱。电影明星的塑造者都对几何结构了如指掌，双眼之间的宽度、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以及骨头的形状，比如海伦的脸，或者茅德·冈的脸，或者玛丽莲·梦露的脸。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很多小地方是否搭配，正所谓物以类聚，但也不能完全一样。好不容易对上眼的人，手指关节、脊柱、嘴巴宽度、音色、身高、气味，等等，都比其他随便拉来的人更相近。但不能完全一样，自恋和**代表关系过于密切。聪明的鸟会选择叫声跟祖先相似但有一点不同的配偶。
比尔·波特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弗雷德丽卡继承了他的红发。弗雷德丽卡在红发男人中肯定找不到适合的人。她不愿意让休·平克碰她，不是因为他不成熟、没有安全感，像动物一样，虽然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主要是因为他也长着红头发，脸颊也是红的，他的肤色和蓝眼睛也属于禁忌之列，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才发现。不过，由于她与平克的诸多共同点，她乐于认同他对拉斐尔·费伯的优点的总结：橄榄色的皮肤，黝黑，精致，而且聪明。
在图书馆的木兰树边上“认出”那张脸的时候，在梯形教室里的长凳上听讲座的时候，她感受到他的性吸引力了吗？她对拉斐尔·费伯有诸多的幻想。都是白日梦，有些是慵懒的白日梦，梦中的情景很复杂，他们相互靠近的过程非常缓慢，两人几乎从未认出对方。他可能在通往咖啡厅的狭窄楼梯上与她擦身而过，可能在图书馆里看到过她，然后走到她的椅子旁边，然后可能会感觉到、注意到……吗？也有快节奏的白日梦，他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打滚，或者在裸泳，或者直接上床，她从前梦里的那个人一般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莫克济盖玛也出现过一个星期，但拉斐尔·费伯没有出现过。
除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之外，还有神话方面的原因。
小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总会给自己讲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幻想生活在神话里。在这个神话里，她独自一人在森林里不停地行走，陪伴她的是一些动物，狮子、黑豹、豹子、野马和羚羊。动物都臣服于她。她用灌木生火，寻找水源，解决争端，包扎伤口，带领一群活蹦乱跳的动物，穿过斑驳的空地。她总是穿着一件飘逸的粉红色衣服，蒙着绣有玫瑰花朵的白色面纱。三十五岁时，她居然在一个手绘盘子上发现了这件衣服，感到十分震惊。那个盘子是温妮弗雷德为数不多的传家宝之一，画着一个丰满的金发仙女悬挂在峭壁上，一只手抓住一把灌木，身后是蔚蓝的天空和飘浮的云朵。那时她只有三四岁，没有人跟她说过长着红头发的人不应该穿粉红色的衣服。后来，可能在她八九岁的时候，森林里出现了一个男性，他有着拉斐尔·费伯精致、黝黑的容貌，但性格特征却完全相反，那些特征来自罗切斯特先生、悲伤而有罪的兰斯洛特、悲伤的火枪手阿多斯和其他虚构的纯真浪子。这位骑士很英俊，但容易犯错，经常需要救助。获救之后(就如同兰斯洛特被阿斯托拉特的百合女郎解救，阿特格尔被布里托玛解救)，他又变得强壮起来，有些残忍，为了实现目标会不择手段。那个女士会感到伤心，因为骑士会遭到摩根勒菲、爱尔兰农民和巫师的伏击，再次陷入困境，需要救助。弗雷德丽卡早期的神话中的这个混合骑士形象，拥有拉斐尔·费伯精致的脸庞，而她青春期时幻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格鲁吉亚浪子可能有所不及。这个形象是如何被塑造起来的？她早期相信唯我论，那么，这是她本人的男性版本吗？是否跟她本人大同小异？这些形象黑暗而瘦削，蕴含着令人愉悦的邪恶，有撒旦和拜伦的意味，也很“敏感”。与之相对的是金发碧眼、健康、荣誉和坚定，弗雷德丽卡的故事里没有这样的男性。如果我们转而思考个体的多样性，每张面孔背后的隐秘偏好和情感历史，文化会将某种外貌归因于某种思维习惯或道德信仰，这很令人惊讶。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典型相貌的所有者必然受到影响。如果休·平克拥有拉斐尔·费伯的身体呢？这是概率的问题吗？还是疯狂的决定论？
她敲了敲他房间的门，心怦怦直跳。他打开门，似乎随时准备退却，随时准备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弗雷德丽卡说明了姓名和来意后，他笑了笑。
“请进，请进，波特小姐，请坐。那把椅子吧，大的那把。来杯雪利酒怎么样？”
“那就太好了。”
房间外面有一条小河，河面上**漾着淡淡的水光，从窗口可以看到一片“文明的荒野”，一群“哲学牛”经常在那里“吃草”。房间非常干净，但没什么色彩，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幅浅色的立体派拼贴画，有一只天蓝色的瓶子，有一把旧报纸做的小提琴，还有一个猩红色线用胶和图钉固定而成的玫瑰花结。一面墙壁上全是书，这些书被摆放得非常整洁连贯，形成不可思议的几何图案，这可能是法国出版社的习惯。方正的沙发椅盖着未漂白的亚麻布。桌子一尘不染，上面只有一只烟熏玻璃花瓶，插着白色的苍兰。拉斐尔·费伯把雪利酒倒进高脚玻璃杯里。房间里没有红色、黄色、绿色或蓝色，只有灰色、浅黄、棕色、黑色和干净的白色，亚麻窗帘也是这样的颜色。弗雷德丽卡坐下来之前掸了一下裙子。拉斐尔·费伯给她端来了一杯雪利酒，令她惊讶的是，他还送来了一块酥脆的黑色蛋糕，蛋糕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弗雷德丽卡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盖上蛋糕罐，刷掉桌上的一些蛋糕屑。然后，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的写字椅上，避开照进房间的光线，等着她。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脚，接着又看了看窗外，然后直直地看着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意识到她的胸罩吊带上有一根别针，长筒袜的接缝可能松开了，脖子上太热了。他礼貌而冷淡地等着她，没有帮她。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采访，以前艾伦和托尼采访她的时候经常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此时此刻，她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她问，他同时进行写作、阅读和教学，会不会有压力？剑桥是作家成长的好地方吗？
“当然是。我看不出你存在什么困难。好的作家应该也是好的读者。写作是一种文明的活动，剑桥是个文明的地方。”
弗雷德丽卡不依不饶。她说：“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觉得在这里很难进行写作，或许是因为这里有太多批评家吧。渐渐地，灵感就枯竭了。”
“也许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或者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
他非常客气，但他的回答都暗含着敌意。这是锋芒毕露，还是故意捣乱？他的回答似乎都在暗示，她居然会提这个问题，实在很愚蠢。她有点怕他。看着他那张漂亮的脸，她的腹部如同被针刺着，刺得她心烦意乱。她不抱希望地问他，他的作品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希望我的品位足够广泛，不至于受到压倒性的影响。有几个现代法国作家让我佩服，我也喜欢几个明显被低估的美国作家，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86。”
瞧他说的，好像她没听说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或读过他的作品似的。她问他小时候读过什么书，他说他小时候主要读德国作品，但现在不读了。然后，他开始凝视窗外。
“我是一个难民，一个被放逐的人。我已经忘了德语。我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弗雷德丽卡的兴趣，无关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她感觉到，他现在跟她说的这句话，他一直都在说，这句话经过了他的精雕细刻，变得非常精确，可以信手拈来应付好奇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这时，一种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记者本能，跟妇女被忽视而产生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她意识到她必须停止采访，因为他已经感到厌烦，开始走神了。
“《练习》里的诗，主题是帮助人体延伸的事物。有些工具和机器，我真搞不懂，它们看上去那么精确，但怎么感觉就那么吓人？”
“有一篇评论说，这几首诗表达了现代社会对工业文明的厌恶。”
“哦，不。不至于。关键是界限，它在讲我们的身体延伸到物体里，比如卡钳、夹具扳手和相机镜头。《异物》也差不多，就是情况比较不同。”
“也许吧。”他坐直身子，“再来一杯雪利酒。它也涉及工厂和战争对欧洲的破坏。”
“有一首关于碎石路面上的油的诗，我很喜欢。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一首诗。”
“为什么？”
弗雷德丽卡说了很多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因为那是流动的。这是个隐喻。对于油，你赋予了意象，它五彩斑斓，反射着天空，你提到它的黑暗和潮湿，我却想到了溢出的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错了？”
“不，不。你说得很对。”他又倒了些雪利酒，转过身来面对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没有一个评论家提到那首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写得非常准确，但意义要深远很多……”
“的确如此。所以，在《温室》里，我也想写这样的诗，但是，在我看来，那些诗没有一首比得上。你觉得呢？”
她表扬了拉斐尔·费伯那首关于油的诗，他竟然如此欣喜，以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弗雷德丽卡很惊讶，也许她本不应该这么惊讶的。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也遇到过许多人，最终注意到并理解了自己思考或创造的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东西，他们同样迸发出了极大的**。而此时此刻，她更关心自己的社交情绪。弗雷德丽卡想，一个男人开始时把你当成一个笨女人，后来却开始重视你，你会觉得既高兴，又丢脸。她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她的社交生活是一场战争。她要在别人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很聪明、很善于说话的形象。她接着采访，说《练习》中的机器与《温室》的机械环境有关。拉斐尔·费伯不再泰然自若地坐在沙发椅上，也不再摆姿势。他边走边谈，滔滔不绝地谈着水泵、锅炉、加热炉、玻璃窗、电话亭、汽车和自来水笔，深刻而兴奋。他向弗雷德丽卡介绍了嫁接和繁殖的隐喻历史，他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将人类心脏当作水泵，这既有本义，也有比喻义。他又给她倒了一些雪利酒。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刻。他听到有人说《温室》和《异物》是相互关联的微观世界，就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在这次采访中，弗雷德丽卡碰到另一个更神秘、更有趣的尴尬。与根有关。这些植物的根茎异常突出，因此，她将《异物》中的身体意象与先前几本书中的有机体联系起来。《温室》里有一株植物外表丑陋，不断往上长，盲目地寻找气根。《练习》里有一段话描写钢笔笔芯，笔芯消耗着空气和墨水，所以，她大胆地认为钢笔和根是相互关联的。《异物》中最不愉快的，也是最实在、最核心的意象是一棵巨大的榕树，它的气根越来越多，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拱门，一个藏身之处，藏着一个个陷阱、一张张网、一个个圈套。赶路的人会被拉进去，被捕获。这不好。弗雷德丽卡坐着，听着拉斐尔夸夸其谈地介绍他作品中难以发现的高明之处。读到根这一部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似乎很有文化，她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是否希望她有，或者希望他自己有。她感觉还不如刚才有把握：他是否了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不是那种会承认有些工作很重要而自己却没有认识到的人，不论这些工作有多重要。
知识革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影响到我们，而且不会一成不变。弗洛伊德对能量来源和人类性追求这两者的关系做出了新鲜的解释，让人感觉获得了解放，又令人震惊，这是无可争辩的。“不可救赎”这个词来自另一场知识革命，那场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来得更早，如今只是偶尔得到认同或付诸行动。现在知识界流行的，是书写人的欲望，还有另一种渴望，即文本对自身的渴望或对另一个文本的渴望，或者说语言对不可理解指示物的渴望。在斯特拉·吉本斯87的《冰冷的安慰农场》中，可怜又可怕的麦布先生把每一片云彩、灌木丛和蜜蜂都视为**，把地球上每一处柔软的事物都视为维纳斯的**。威基诺浦教授用瓶子、水壶和咖啡壶比喻**，让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很不舒服。弗雷德丽卡读大学的时候，思维主要关注“意象”，这也许只是流于平庸的思维。有些人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但他们知道自来水笔、帽子和钥匙在梦里是阴茎的象征，于是，他们都会把这样的意象“解释”成弗洛伊德式的意象，这很普遍，就像弗雷泽笔下的稻草人和金枝一样普遍存在。朗基努斯戳刺耶稣侧腹的长矛[2]，以及装过神血的圣杯，是男性和女性生育能力的象征，而这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什么是救赎，什么是不可救赎，早就无人知晓了。根也是如此。春雨拨动了迟钝的根，艾略特说。弗雷德丽卡对拉斐尔·费伯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知道根意味着什么。如今，她把《异物》中的榕树气根看作是一团相互缠绕的性器官，作家本人也曾用“粗糙”“肿胀”“难以穿越”和“危险”等字眼来加以描述。他其实很少使用形容词，这就更令人惊讶。弗雷德丽卡真希望看到笔还是笔，帽子还是帽子，钥匙还是钥匙。有一次，她用新发明的双面毛线编织毛衣，那根粗钝的针有节奏地从打结的毛线网中**，她突然想到了性，毫无来由地心生怨恨。但她做不到。她了解文学上的类比，她接触过男性的器官，她能想起男性器官的种种形状，有苍白绵软的，有细长的，有粗壮的，有深色圆柱形的，有鲜艳玫瑰色的，有深紫红色的，有张扬**的，等等。她是否会因此想象藏在拉斐尔·费伯整洁的灰色法兰绒裤底下的阴茎是什么形状？不。虽然她注意到了榕树周围的灌木丛散发着腐烂和枯叶的气味，对作者产生了距离和厌恶感，但她无权了解或者揣测。
她对拉斐尔·费伯说：“那棵榕树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失乐园》中那棵让人犯错误的树。”费伯的回答让人惊讶不已，“不是生命之树，也不是善恶知识树，是亚当、夏娃摘叶子做衣服的印度榕树，是被耶稣诅咒的无花果树。弥尔顿说，无花果树，不以结果而值得称颂的树……”
“继续。”
“但如今印度无人不知，
马拉巴尔、德康地区枝繁叶茂，
树枝长且宽，虬茎扎根于地下，
子树长在母树的周围，
圆柱高耸，树荫成穹，
步行其中，便起回音。”
“之所以让人犯错误，是因为枝丫繁复，真理只有一个，生命之树只有一棵，这棵树却从自身生出子树，就像罪恶不断生出地狱恶犬。”
“在马拉美讲座上，您说我们不能繁殖，马拉美说，树林盛产木材。”
“萨特在《恶心》74里也写了一棵树，无法命名，无法描述。非常可怕的他者。有点过分。”
“我没读过《恶心》，我在读马拉美。”
“我可以把这本《恶心》借给你。中午想吃什么？我这里有奶酪和萝卜，喝一杯葡萄酒，这些可以吗？”
“当然可以。”拉斐尔·费伯拿出这些东西，放松下来，愉快而尖锐地评论英国人狭隘的文化。弗雷德丽卡品着奶酪屑，也很愉快地承认英国文化确实狭隘。她举例说，《幸运的吉姆》中英国人对所谓的“正派”过分崇拜，她很不高兴。拉斐尔没有读过《幸运的吉姆》。他给弗雷德丽卡一杯酒。他说：“英国人没有根源感。”
“我有。我有很强的根源感。”
“哦，我以为你是犹太人。”
弗雷德丽卡盯着他。她看到自己红色的头发，轮廓分明的脸上有很多雀斑，她看到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他也看到了。他们四目相对，脸马上红起来，两个人都一样。
“不，不是。我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宗的英国人，大家都知道。北方人，你知道的。我们的根源在北方，我们非常清楚。北方的中低阶层。不信英国国教的北方人。”
弗雷德丽卡很想回避这些标签。他似乎不太理解，有点茫然，好像这些标签都很难得。
“真奇怪。我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我平时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这样的错误。我为什么会把你当成犹太人？”
她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皱起眉。他居然把人家的情况弄错了。
“你的根源感一定很不一样。”
“我出生在吕贝克市，托马斯·曼的故乡。你知道托马斯·曼吗？”
“我们在高中德语课上学过《托尼奥·克律格》64。”
“那么，你肯定对德国的根源有所了解。我没有受过非常犹太化的教育，我父母不信教，虽然我们是犹太人。我1939年来到英国，身无分文。贵格会的一家慈善机构把我送到萨福克的一所公立学校。”
“就你一个人？”
“还有我妈妈和几个姐妹。我爸爸、爷爷、哥哥……家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男人……都在贝尔森集中营被杀害了。”
最后一句话中有点指责的意味，她觉得那句话也有点敌意，也可能是她误解了，他未必是在指责她，但她感受到了指责。作为无知的不信奉国教的北方人，她感到羞愧，甚至有负疚感，尽管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的妈妈和姐妹呢？”
“她们住在剑桥郡，住在乡下。”他想了想，“据说，东盎格鲁人特别排斥陌生人。”
她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忧郁的女王和一群穿着白色围裙、戴着蕾丝帽子的忧郁公主，在陌生的土地上照料着乡下的花园。她想说，告诉我，告诉我，但他的经历似乎过于遥远，过于陌生，她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来诱导。他面无表情地跟她讲了一些小细节，她读过关于那些人和那些事的书籍，好像有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躲在橱柜里，他的家人被搜到捉走，还有人藏在手推车的毛毯下面逃出去，白天走路，晚上睡在谷仓里，然后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登上了船，漂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上。
“人非常善良，也非常残忍，我一直都很害怕，一直很害怕。”他说。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的想象偏了，她想重新来一遍，但只能想起小制作电影里的口头禅，而始终无法触及恐惧的边缘。他问起她的根源，她却突然短路了，约克郡家里的那些小细节，所谓的正直和抱负，根本不值一提。比尔·波特的怒吼与贝尔森集中营的悲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她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一边盯着他，发现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下层中产阶级”，不可能明白浓重或优雅的口音对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她索性说：“很像劳伦斯，我的根和劳伦斯一样，我们这种人都很努力地改善自己的条件，就像劳伦斯笔下倔强的女性。”
从前，她没有机会说“我们这种人”。
“我不读劳伦斯的书。我不喜欢他盛气凌人的语气。我觉得他小说里的人物难以理解。当然，人们不能再认为艺术应该创造人物，包括给他们起名字和构建社会背景，细致地描写服装、住房、金钱和聚会情景。这样的看法过时了。”
他真的很生气。他讨厌劳伦斯。这让她感觉很新鲜。她温顺地问，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这些人写的都是“死细节”，那么，他认为她应该读些什么？在这些人的书里面，有很多她深深了解和喜爱的人，包括安德烈公爵和他的小妻子，他是个有责任感却充满疑虑的人，也包括多萝西娅出于道德考虑选择了一个老男人、亨利·蒂尔尼渴望得到爱而接受了凯瑟琳的爱情。这是她第一次和拉斐尔·费伯谈话，感觉很奇怪，他非常照顾她的感受，吞吞吐吐却又很坚定地跟她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零碎信息，但她根本无法像想象伯金或皮埃尔那样想象他的人生。他的情绪在一句句话中不断转变，有时慷慨激昂地批评一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批评异想天开，批评狭隘的文化，批评语言的惰性，有时，他却突然变得很温和。他们就像一对认识不久的情侣，两个人在相互诉说人生经历。后来，他再也不会这样轻易地向她敞开心扉。弗雷德丽卡觉得很难再开口说出什么。他没有母语；此前，她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母语表达能力，觉得自己说话很有技巧。如今，她说什么对他都毫无意义，无论她说什么，他原则上都不会当真。
他拿了几本书，包括《恶心》和《墨菲》88，给她带回去，还有一首诗的打字稿复写本。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理解这首诗。题目是《吕贝克的钟》，指吕贝克圣玛丽教堂的大钟。1950年，我回到了那里，那是我的故乡。当时轰炸很厉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教堂的宝贝都藏在钟楼下面，后来钟掉落下来，碎成无数片。战后，他们保留了这些碎片，在钟楼周围新建了一座小教堂。我想写欧洲历史，但还没有实现。”
她不清楚他是说写诗，还是写历史。
她漫步穿过空气清新的灰色剑桥。他让她很头疼，他借书给她，这是一个开始，借书通常是第一步。有借就有还。他刚刚从眼前消失，她心中又重新充满了爱，而爱就像特效药一样，她的头突然不疼了。她数了数她喜欢他什么：忧郁、精确的思维、记忆中的恐惧、激**的内心。她记得她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时他们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情景。他们相互不认识。她爱上了一个陌生人。她的世界比从前更大了。
弗雷德丽卡挑选了一个好时机把《恶心》和《墨菲》还给他。她没有还那首诗，因为她不想一下子用完去找他的理由，也因为她看不懂这首诗。她肯定能看懂的只有一句，那就是奥菲利娅说的那句话：“像一串美妙的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这首诗采用小块的语言形式，没有标点符号，词语像一列列长方形排列，像是视觉或智力测试题，她做不出来。诗里面有德国人的姓名，好像还有希伯来语，还提到一些距离，以英里和公里为单位。有许多很接近的词汇，格林、格瑞、格外和格里魔，等等，在读马拉美的《写给埃桑特的散文》时，她查过最后那个词。他说，巫师的所谓魔法之书，全是胡言乱语，荒唐可笑。诗里还说欧芹的灰色种子像苏打粉，这个比喻容易理解，但她确信粉末是邪恶的。诗中还有曼、男人、男子气概等，在英语里面，这些词形式相近，容易混淆。她看到了浮士德和亚当的名字。她知道这首诗写的是毒气室、炸弹、教堂和集中营，但她看不懂这首诗的组织逻辑。她怕他问起那首诗，于是，她带着两本小说，去敲了他的门。
他打开门，表情茫然地看着她，仿佛不认识她。
“我来还书。”弗雷德丽卡说。
“谢谢。”拉斐尔·费伯说着伸出手来。
“我不理解《恶心》结尾的那首诗歌。”弗雷德丽卡说。然后，她举了一些她其实已经理解的例子，希望对话可以继续下去。
“抱歉。我还有一位客人。”
他站着，没让她进门。在干净而没有色彩的房间里，卡尔马格海滩派对的哲学家文森特·霍奇基斯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打扰了。再见。”
“改天吧。”拉斐尔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一步。
“那首诗还在我那儿。”
“哪首诗？”
“很难理解。”
他微笑着，像在嘲笑她，又有点冷漠。
“你慢慢读吧。”他然后说，“抱歉。”他关上了门。
爱是可怕的。弗雷德丽卡反复分析和反思了最后几句客套话。他“改天”真会见她吗？他抱什么歉？是在拒绝她吗？拉斐尔更愿意和文森特·霍奇基斯说话？这样说倒也轻巧，但弗雷德丽卡·波特更想知道他对她有什么感觉。不过她没有想到过，那两个男人也会琢磨她是不是觉得很尴尬，他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跟她在一起，里面为什么会有另一个男人？
一周后，她拿着这首诗又去找他。他又站在门口跟她说话。她很勇敢。
“我来还你借给我的诗。我有很多地方没看懂，但还是非常感谢……”
“什么诗？”
“《吕贝克的钟》。”
“我没有借给你这首诗吧？”
“那天我们吃过午饭后，你告诉我说你的故乡在吕贝克……之后我们聊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说？”他很生气，很懊恼，“诗还给我吧，还没写完，还不能公开。”
“当然。”
他抢过那个本子，飞快地翻着。
“很抱歉。不过，读了这首诗，我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没有完全看懂，但是我……”
“这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借给你。这首诗还不适合阅读。很高兴你还回来了。如果这首诗让你感到困惑，我向你道歉。”
“不，不用，我……”
“谢谢你完好地还回来。”
“我很想跟您讨论一下这首诗。”
“当然可以，现在不行，以后吧。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下一期发表。”
“我很期待。”
“我……”
“再见。谢谢你。”
她和艾伦·梅尔维尔谈了这件事。对于拉斐尔拒绝承认借给她那首诗，艾伦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前进一步，很快再后退两步，这就是拉斐尔·费伯。他似乎很了解他。“你一定让他感到紧张了。”
“别胡说。”
“千万别爱上拉斐尔·费伯，没有意义，除非你喜欢单相思。”
“我可能爱上他了。”弗雷德丽卡说。她很难过地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采访文章如期发表，题为“诗人与学者：圣迈克尔学院教授拉斐尔·费伯先生画像”，作者是弗雷德丽卡·波特。弗雷德丽卡为此花了好几个小时。托尼和艾伦删减了几段话，把评论和个人描写糅合在一起。弗雷德丽卡对于诗歌的评论写得很好，她把马拉美的心灵语言之花和劳伦斯的情色拟人文学放在一起对比，她还提到，与一个没有母语、文化“根源”已被割断的人交谈时，她感到十分震惊。关于“根”的隐喻让她打了个寒战，所以，在文章里面，她把“根源”替换成了“纽带”。她还描绘了他的讲座风格和朴素的房间。这就是访谈得到的结果。
她又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波特女士：
我觉得我必须写信告诉你，你在《剑桥评论》的文章中提到我的个人生活，让我深感不快。如果我知道你打算采用这种风格写作，我就会只谈论诗歌的技巧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非常得体。
拉斐尔·费伯
弗雷德丽卡把这封信拿给艾伦和托尼看。她很生气。“我写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事。人们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我之所以写那些东西，是因为我钦佩他。”
“就是这样，”托尼说，“人们会跟你说一些话，却讨厌你把那些话发表出来。”
“那我怎么办？”
“等待。”艾伦说。
“等什么？他讨厌我了。”
“至少他认识你了。”
她还是经常去安德森阅览室。她看着他工作，自己也读了不少书。他去喝咖啡或吃午饭的时候，会从她身边经过，她对他微笑，但他都没有回应，也没有表现出认识她的明显迹象，她并不感到惊讶，却很伤心。有一次，她断定他要过一刻钟才回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看看他在读什么。意义不大。桌子上有几本希伯来语书和几本希腊语书，有马拉美书信集合、里尔克89书信集，还有一本《杜伊诺哀歌》(这本不是图书馆里的)。他的笔记就像他借给她的那首诗，黑色的字体写在白纸上，优美、小巧又清晰。有几行是希腊文，有几行是希伯来文。比较有人性化的，是在一张纸底部画了一系列小图画，有花瓶、罐子、瓶子、骨灰盒，有胖的，有高的，也有矮矮胖胖的。在小图画的上面写着“具体普遍性”几个字。对弗雷德丽卡来说，拉斐尔的笔迹是有魔力的。信封上的字曾经让她吓了一跳，而这里的笔记，一行又一行，看起来却非常舒服。拉斐尔静静地走到她身后，冷冰冰地小声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把手收回来，仿佛被纸刺痛了。
“很抱歉。我突然想知道你在读什么。我想知道……我在思考你的诗，突然想知道……这样很不好，我知道。”
“阅读和写作也是个人隐私，波特小姐。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我很抱歉。”
“有什么收获吗？”
“我看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语。我不知道‘具体普遍性’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慢慢想吧，”他坐下来，“想明白了，一定要告诉我。”
“那篇采访，费伯博士……我……我主要因为钦佩您……”
“请你肃静。”拉斐尔的桌子上有一条标识——“肃静!”他看着他的书，“都过去了，波特小姐。”
[1] “平克”英文为Pink，意为“粉红色”。在此为双关语。
[2] 中世纪及现代基督宗教传说中，耶稣受十字架刑后，罗马士兵朗基努斯为确定耶稣是否已经受刑而死，用一支长矛戳刺耶稣的侧腹位置。由于长矛沾上了耶稣的血液，被一些基督徒视为圣物，长矛亦以物主朗基努斯之名命名为朗基努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