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生态圈

创新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何打造它的高新区，如何孵化它的创新企业，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核心课题之一。

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都在高校的集聚区，科技创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孵化创新企业的根本不在硬件环境，而在于软的氛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问题在于：要如何才能培育一个适宜于创新的土壤，使得新的思路、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当全世界谈论这样的创新环境时，他们心中想到的都是硅谷，他们希望以各种方式复制硅谷模式。然而并非冠以“硅谷”之名，就能行硅谷之实。硅谷的外在形态容易学习，容易复制，但是“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则为枳”，即便紧邻麻省理工、哈佛的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都没有学好硅谷，中国的高新区又有怎样的底气，说自己可以成为硅谷？

作为中国高新区代表的中关村建区已经超过二十年。对于中关村的探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中关村的新革命》作者的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为代表，认为中关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派则以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为代表，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关村沉没》。观点非常鲜明：如果把硅谷比作一个不断冒出创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话，那么中关村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硅谷。早年的中关村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充满活力，是创新的摇篮。如今，“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的城区中关村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是作为新技术栖息地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已行将成为历史”。

在他们看来，中关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扩展了的意义上说，高新区的生死存亡，其实根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适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从硅谷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驱动是创新的源泉。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备的孵化环境，提供适宜于创新和创业的生存氛围，被视为硅谷成功中最关键的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要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们曾经为新谷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已死？

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被强烈地震撼了。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二十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应该说陈春先是非常敏锐的，他在硅谷看到了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陈春先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无悲剧性的经历证明，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段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路程。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场上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创新实属不易，然而能够把创新转换为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则更难得。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后来的硅谷。

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在比较了诸多指标和案例之后，其总结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

换句话说，硅谷成功的最根本秘密就是这样一种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新型企业得到最大程度的呵护，无论是资源、还是资本，无论是机制，还是文化，都让这些新型中小型企业如鱼得水，最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

硅谷是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育婴室和幼儿园。硅谷，就是一个大孵化器！因为，所谓孵化器，就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和资源网络支持，帮助新创企业成长和发展，使其具备自生能力，最终能够独自应对来自市场的风险。实践证明，在缺乏扶植的条件下新创企业成活率很低，而在孵化器中成活率则能提高到80%以上。

在方兴东等人看来，今天中关村科技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正是出于对于草根群体，对高科技创新群体关注的缺失，是这种孵化文化的缺失。虽然有清华创业园，但方兴东们认为，单就清华创业园这样一个小的孵化器，无法替代整个中关村曾有过的那种创新气息，那种曾经涌动在中关村的创业气息已经无可挽回地是落了。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关村，无论是高新区，还是一个城市，要想鼓励创新，必须先打造适合创新的土壤。这种创新的土壤不仅包括硬件方面，更包括制度、文化等软环境。

这个看似直白的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那么不言自明。

根本问题在于形成孵化氛围

当我们回顾孵化器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对企业的孵化非常类似于对人的培养，孵化器就是他的家庭。当这个人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需要百般的呵护，需要温床般的环境，但是当人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一个青年的时候，他需要的天地更为宽阔。这个时候的孵化器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而应该引入社会机制和资本，在孵化器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得孵化企业能够顺利走向社会，最后在真实的风浪中锻炼生存的能力。

孵化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社会孵化，孵化器的最高境界不是这个有形的“器”，而是要形成一种无形的“场”。

这个场就是“开放型的生产结构、人才的自由流动性、鼓励创业精神的文化、优秀的人才储备和适于筹资的通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硅谷人可以穿着T恤和牛仔裤去上班，硅谷人不会朝九晚五，硅谷人通常在咖啡吧里交流新的想法，硅谷人在车库里就可以创业，硅谷人追求成功，而把失败也看作平常事……”这里创业的门槛很低，创业的成本很低，创业风险很低，创业失败的代价也很低，这里信奉小的就是美的，这里小公司受到鼓励，而不会被大鳄挤得没有空间。

这是一个“企业逐人才而居、人才逐环境而居”的时代。一个创业企业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吸引教育程度高和训练有素的高科技员工，而他们是一批“以创业为工作、以创业为乐趣、视创新为生命”的人群，他们崇尚自由的创业空间，可以在咖啡馆、茶餐厅、街心公园甚至是楼道等等一切适宜于聚会的地点工作与办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更加自由、舒适的工作方式。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打造适合创业人“工作中休闲、休闲中工作”的社区环境。所谓开放式的孵化理念，就是不仅要为孵化企业提供内部支持孵化服务，包括如场地等硬件支持和如物业管理、培训等软件支持；更要创造一个开放式的“交流、交际、交易的平台”，提供外部孵化的互动环境，即为创业孵化企业提供一个有“圈养”到“放养”再到“野生”转变的过渡环境。所谓创业场的孵化理念，就是就像磁场、电场一样，构建一个“创业场”，为创业人群提供交际平台、交流空间、交往场所。

其实，由于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孵化器的概念，容易将其想象成为一个有固定边界的容器，但是实际上一个真正成功的孵化器更多的是一种“场”，一种氛围，一个平台，一个生态。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有自己的亚文化，又时刻与大社会互动的社区空间。不光有“物”的形态，还要有软的氛围形态，空气中有着一股创业创新的味道，它激励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被激起灵感的个体又增加了这种氛围的强度。

创业生态圈

这种理想的孵化器形态，落实到实践中，工作室叫“创业生态圈”。

工作室曾经将孵化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办公园区阶段、创业社区阶段和创业生态圈阶段。办公园区阶段的孵化器仅仅为企业提供孵化办公场地，关注的核心是办公场地的价格和大小，租赁价格是孵化器核心竞争力；创业社区阶段的孵化器除了提供办公空间、企业所需的政策环境和商务环境外，更多提供了一种适合创业人群工作、休闲、生活的成长环境，关注核心是创业的人。相对而言，创业社区阶段相比办公园区阶段，孵化器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但在营造创业氛围、创业环境方面，仍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进一步打造创业生态圈。

创业生态圈是以创业者为中心，利用孵化器自身优势并协同最广泛的合作伙伴，为创业者提供全程、全方位服务，从而成为一个汇聚创业生态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开放共享空间。它是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导，基于创业社群理念而创建的新型孵化器形态。相比前两个阶段，创业生态圈更强调孵化器内外的资源的互动、创业者之间的互动，拥有更好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

工作室认为，创业生态圈通常由三大圈层构成：

创业生态圈示意图

最核心层是服务对象。与传统孵化器不同，生态圈服务对象为“双链”企业。一是“全孵化链”企业，不仅要服务初创型，还要将服务延展到成长、成熟的全孵化链条企业；二是“全产业链”企业，即服务从科技研发、产品制造、销售服务、物流配套等全产业链条上的企业。

第二圈层是孵化平台。生态圈平台应更强调开放性、社交性和全程性。通过打造创业社交平台、全链型创业孵化平台、以及生活休闲平台等，为创业者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服务，更便于创业者社交和休闲需求。

第三圈层是支持群体。由于创业生态圈提供的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物业管理、工商注册、法律顾问、财务管理等简单服务，而主要是创业导师、社交互动、媒体传播等高端、个性、互动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孵化器自身力量已远远不够，必须最大限度协同和整合外部资源，以满足创业者的需求。

创业生态圈作为一种新的孵化器形态，是对办公园区阶段、创业社区阶段孵化器的扬弃。时代浪潮滔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国家要求之变、商业模式之变、创业需求之变，我国的孵化器行业需要与时俱进。传统孵化器的运营者必须改变思维，真正做到以创业者为中心，从政策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不断思考如何才能为创业者提供独一无二的价值，如何才能构筑更好的创业生态圈。如果运营者不改变思维，甚至不改变基因，就很可能成为这个颠覆时代的牺牲品。正如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面对在线教育的威胁时，对其员工所说：“必须更换我本人的基因，同时更换整个新东方的发展基因。更换基因这个坎过不去，基本上就要死……所以我现在做好了准备，宁可在改的路上死掉，也不死在原来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