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工作室前十年城市化实践与探索的重要城市。与大成都战略的政府强势推动不同，大西安的战略带有很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文化自信性体现在政府部门要求上，我们做策划中绕不过“历史文化”的选择，无论是曲江新区、西咸新区、浐灞新区、航天基地、大唐西市、国际社区；文化自觉落实到执行团队行动中，我们做策划感受到“领导人”的重要。

2002年工作室2000多亩紫薇田园都市项目的策划成功，让时任市委书记栗战书对紫薇地产公司董事长段先念的执行能力高度认同，并任命其为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希望他能短期内实现曲江新区的腾飞。曲江新区是1995年批复的省级旅游开发区，7-8年以来一直没有大的起色。今天回望有着内在的规律。根据工作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在1992年-2002年的10年间，中国绝大部分内陆城市都往往只能成就一个主导功能区，例如天津、广州、苏州是经开区，北京、上海、武汉是高新区，这与当时的城市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有关，西安成就的是位于城市西南板块的国家级高新区。“成者为王”，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段先念接受曲江新区任命时，我们站在城市发展大趋势来看，其实曲江新区已经进入到即将起飞的前夜。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国家的货币分房政策和中国加入WTO的全球产业转移，正在加速推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一方面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高速扩张，另一方面带来土地巨大需求和价格持续暴涨，只是时任曲江新区主要领导并没有意识到。

段先念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观点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官场中最懂市场、市场中最懂官场”的执行者。曲江新区快速崛起，必须要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个是讲故事，一个是找资金，前者是做定位，后者是创模式。续缘工作室担纲曲江新区策划是水到渠成的事。在讲故事层面，工作室与一般的咨询机构最大不同就是总喜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王志纲认为中国有三个首都，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西安是文化首都，曲江的故事不能就曲江讲曲江，而要站在中国文化首都的高度审视，以曲江新区启动为契机，通过腾龙换鸟、再造古城，实施伟大的“皇城复兴计划”，这个理念得到了栗书记的高度认同。这个计划在之后的多任领导和许多部门的努力下修得正果， 2009年西安被国务院正式批复为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实现了一个新区建议到一个城市战略的升华， 2010年，工作室有幸担纲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区——沣渭新区和泾渭新区的策划，之后合并成为西咸新区，2014年晋升为国家级新区。另一个是找资金，工作室把在天津探索的“城市运营”模式应用到曲江新区，即“以土地经营为中心，板块带动战略为抓手，重大项目为引擎，推动区域价值提升和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实践中，曲江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造大雁塔战略板块，建设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引擎，例如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迅速提升了曲江新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带来土地价值提升和市场投资浪潮。后来在曲江新区的这种实践模式被总结为“曲江模式”，更为传播和学习。

“曲江模式”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的根本是只关注区域价值提升，而忽略了持续发展。工作室在与曲江新区第一轮短暂合作之后，尽管在西安还做了许多项目，但始终没有“第二次握手”。回望十多年前的那次合作，至少有三点非常值得让人深思。第一，曲江新区运作成功，除了有超前的理念、明确的定位和有效的模式外，中国高速城市化时代和曲江新区最佳地理区位是十分重要的两大因素。第二，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官场与市场”的统筹能力十分关键，前者是主要领导的执政能力，它决定着利用公共资源的水平；后者是市场的运作能力，它决定着赢得市场青睐的状况。“曲江模式”后来引起社会质疑甚至诟病，其根本原因“官场和市场”统筹失调，具体表现在“官场能力超强，市场能力偏弱，注重土地经营，忽略项目经营”。相比较，深圳的华侨城开发，在打造成为深圳高品质生活居住区的同时，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欢乐谷、欢乐海岸等一系列重大项目都成为中国主题公园旅游的楷模，还形成具有自我造血机能和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超级引擎。第三，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许多成功的模式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扬弃。“曲江模式”本质上是中国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地方样板，在地方政府资金十分短缺的时代，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发展模式。后来，许多政府把土地模式当作发展目标，成为政府揽财和经济业绩的追逐中心，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随着国家新一轮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的实践和推进，过去的“土地模式”难以为继，从政府和社会都在呼唤“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土地为本”的新模式，工作室正在探索和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