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民众在整个国家被贬为行省以后，还认为罗马的胜利并非是来自才能而是共和国的运道。任性而为的命运女神盲目派发和施舍她的恩惠，现在情愿举起双翼从地球顶端飞下来，把不朽的皇座安置在台伯河畔。但一位智慧甚高的希腊人以哲学家的精神，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巨著，向国人揭示罗马的伟大在于其深厚基础，切勿再存有自欺欺人的慰藉。
罗马市民彼此间的忠诚，来自教育习性和宗教传统，对于国家亦复如是。荣誉与美德是共和国的立国宗旨，具有雄心壮志的市民都竭尽全力，只为求得举行一次凯旋式的殊荣。罗马青年看到家中悬挂的祖先画像，奋发图强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要与同侪比个高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终建立了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平民会议的自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智慧以及帝王身份的官员拥有的执行权力全部结合起来。每当执政官展示出共和国的旗帜，全体市民都会受到誓言的约束，要拔出刀剑为国家效命，直到完成10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运用此立意完善的军制，可以把新生代的自由人和士兵源源不绝地送上战场。同时数量庞大的军队还会得到意大利诸多城邦的增援，忠诚的盟友不仅黩武好战而且人口众多。他们过去与罗马人为敌，但在经过英勇抵抗后终于屈服，最后结成齐心合力的同盟。
那位见识恢宏的历史学家，激起小西庇阿立德立功的雄心，他曾亲眼目睹迦太基的毁灭。在他的著作中精确描述了罗马的军事制度，诸如征兵、武器、训练、指挥、行军、扎营；指出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较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更胜一筹。波里比阿根据平时与战时的法则，推断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成就，在于无视恐惧和弃绝安逸。一个极具野心的征服计划，虽然会因敌人及时的筹谋而遭受挫败，但一定要不断尝试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战争是毫无正义可言的摧毁行动，它获得以谨慎和勇气为重的政治德行的支持。共和国的军队有时在会战中被敌人击败，但最后还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以矫健的步伐向着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大西洋进军，代表各民族和国王的金像、银像和铜像，纷纷被罗马帝国的铁拳击得粉碎。
一个兴起的城市最后竟然扩张成伟大的帝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值得哲学家深入思考。罗马的衰亡是到达巅峰后的必然结果，非常自然而且无法避免。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向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战的扩张而倍增。一旦时机到来或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移去了人为的支撑，庞大无比的机构，必将因无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压力而倒塌。衰亡的过程非常简单而明显，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并非是罗马帝国为何灭亡，而是帝国怎么能维持这么长久？百战百胜的罗马军团进行遥远的战争，从而沾染了异国和佣兵的恶习，先是压制共和国的自由权利，接着侵犯皇室的统治权威。帝王为维护个人的安全和公众的和平总是担惊受怕，到头来还是束手无策，最后只有采用低劣的权宜之计，放松对军纪的要求，结果被军方当成敌人般予取予求。军事政府的组织松散缺乏进取心，最后为君士坦丁带有私心的制度摧残，从此罗马世界为蛮族的洪流所淹没。
经常有人提到罗马的衰亡应归之于帝国权力中心的转移，本书的观点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分割而非转移。东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座，这时西部仍旧有皇帝定都在意大利，声称自己对军团和行省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这种双重统治所造成的危险情势，不仅损伤帝国实力也酝酿了对立的恶行，增加了一项可供压迫和专制体系运用的工具。在狄奥多西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产生的竞争，并非是以才能和功勋当做标准，而是相互比较奢华和颓废的生活。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在遭遇极大的灾祸时，应该精诚团结上下一心，但对于衰亡的帝国而言只会加速内部倾轧。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宠臣相互仇视，把国家出卖给了共同的敌人。拜占庭宫廷对此漠不关心，甚至以难掩喜悦之情看着罗马的羞辱、意大利的灾难和西部的沦陷。后续几代的统治期间，两个帝国恢复了联盟关系，但东部的罗马政府即使承诺给予援助，也总是保持拖延、迟疑和应付的心态。希腊和拉丁两个民族的分裂，因为永远都存在着语言、习俗、利益和宗教的差异，最后变得水火不容。但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不幸的事态也产生有利的结果，证明君士坦丁的判断非常正确，在长时间的衰败过程中，他固若金汤的城池多次击退了蛮族的大军，让亚细亚的财富保持着原有的水平。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们都能控制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海峡。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应该说有助于东部的存续，这并非是导致西部的灭亡的原因。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及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了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窒碍难行，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因此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中很大的一部分都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而且他们假借虔诚之名的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被浪费在成群无用的善男信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权野心，燃起了神学争论的火焰；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斗争极其惨烈而且永远无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从军队营地转到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到另一种新形式的暴政压榨，受尽迫害的其他教派成为国家躲在暗处的敌人，然而朋党的精神无论多么有害和荒谬，却能成为团结或分裂的基本原则。来自各地教会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他们经常举行会议，不断通信，相距遥远的教会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正统教会在属灵层次的联盟，可以强化福音书的博爱精神，当然在世俗方面也会加以制约。僧侣保持无所作为的神圣性质，在一个奴性十足和牝鸡司晨的时代倒是大受欢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条安全的退路，产生的种种败德恶行会诱使一无是处的罗马人，出于更卑鄙的动机而抛弃共和国的旗帜。宗教的训示只要能满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基督教真正纯洁的影响力，可以从它对北部的蛮族入教者产生的有益作用当中去寻找，当然其间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么胜利的宗教却减轻了颠覆所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原本残暴的心态。
如此重大的变革对后世有教诲的作用。爱国人士的职责完全是为增进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但一个哲学家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把其居民已经到达同样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权力的均势仍会发生忽高忽下的波动，本身和邻近王国的繁荣交替起伏不已，局部的事态对整体的幸福状况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损及欧洲人及其殖民地，艺术、法律和习俗体系，明显有异于其他人类。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极为关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欧洲是否处于外来灾难的威胁之下。须知不同民族的外敌，在过去一再破坏罗马的军备和制度；或许我们同样可以反思，证实再强大的帝国仍旧会落到崩溃的处境，这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确保安全应该注意下列的主要因素。
其一，罗马当局不知道其所面临的危险到达何种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敌人的存在。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充满无数狩猎和游牧民族，他们贫穷、贪婪且残暴，凶狠好斗，渴望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蛮族世界很快受到战争冲动的刺激，遥远的中国发生变革都会动摇高卢和意大利的和平，匈奴人从获胜敌人面前逃走转而向西方进军。汹涌的洪流因俘虏和同盟的增加而日益声势浩大，举凡被匈奴人击败向西窜逃的部落，反而激发了征战求生的精神。无数蛮族队伍用逐渐累积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要是前列的战士被消灭，留下的空位就立刻有新来的攻击者补充，势不可挡的民族大迁徙已不再仅仅来自北方。当下长期的安宁一直归因人口的增加，事实却是工艺和农业进步的必然结果。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早已不再是一些散布在森林和沼泽之间的简陋的村落，现在可以提供一份名单，上面列着2300个有城墙的市镇。丹麦、瑞典和波兰先后建立基督教王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和条顿骑士，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兰湾。俄罗斯从芬兰湾到东部海洋现在已经形成实力强大和文明进步的帝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被引进伏尔加河、鄂毕河和勒拿河的两岸地区，连最凶狠的鞑靼游牧民族都受到教训，只有降服归顺。完全自主的蛮族统治被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卡尔梅克人或乌兹别克人的残部为数有限，组成的军队对欧洲大共和国已不能构成威胁。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让我们忘记，新来的敌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险，仍有可能在名不见经传的民族中出现，甚至其所在的位置从世界地图上都无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征服的地区从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过去他们一直在贫困和卑贱中过着悲惨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他们野蛮的躯体中注入了狂热的信仰。
其二，罗马帝国牢牢建立在成员独特而完美的联合基础之上。臣服的民族不仅放弃了独立的希望，甚至还忘掉自主的念头，愿意接受罗马公民的身份。蛮族把西部各行省强行从母体的怀中夺走，重新结合的联盟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是牺牲民族的自由权利和尚武精神。有些依赖性强的行省缺乏活力和勇气，靠着佣兵和总督保护他们的安全，派驻的军队和将领都听从遥远的宫廷发号施令。一亿人的幸福为一两个人的行为所支配，何况有些决策者还只是孩子，他们的心灵被深宫的教育、奢侈的生活和专制的权力所腐化败坏。狄奥多西未成年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帝国遭到了最重大的伤害。这些无能的君王成年后，就把教会丢给主教、国家丢给宦官、行省丢给蛮族。现在18世纪的欧洲分为12个强大的王国，虽然面积大小不一，还有三个颇受尊敬的联邦和各式各样较小仍然独立的国家。随着统治者人数的增加，君王和将相的才能更有发挥的机会。正当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在波旁王朝的宝座上酣睡不醒的时候，有一位尤里安或塞米拉米斯在北部进行统治。当政者彼此产生恐惧或感到羞耻，可使暴政的滥权行为有所收敛，不仅共和国获得秩序和稳定，君主国也能吸收自由与温和的原则，就是缺失甚多的制度也具有荣誉心和正义感，这是时代进步的风气使然。平时有很多活跃的敌手争强斗胜，刺激知识和工业的快速发展。战时的欧洲军事力量在比较节制且不分胜负的斗争中，获得更多练习的机会。要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从鞑靼的沙漠里崛起，必须连续击败俄罗斯身强力壮的农民、日耳曼声势惊人的军队、法兰西作战勇敢的贵族和不列颠顽强剽悍的战士，他们或许会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纵然得胜的蛮族将奴役和破坏带到大西洋的岸边，会有1万艘船只装上文明社会的残余部分，好逃脱他们的追击。现在的美洲世界全部是殖民地，欧洲就会在那里靠着原有的制度，重新恢复并且繁荣起来。
其三，寒冷、穷困以及危险和劳累的生活，强化了蛮族的力量和勇气。不论在哪个时代，他们一直欺压讲究礼节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这些民族从不在意要使军事力量能与自然财富保持均衡。古代黩武好战的国家像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训练出大批士兵，通过操练锻炼他们的身体，加强他们的勇气，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他们把获得的铁全部打造成强有力的武器，形成的优势逐渐随着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而衰退，君士坦丁和继承人的软弱政策，把只知匹夫之勇的蛮族佣兵武装起来，教导他们作战用兵的法则，从而对帝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火药的发明改变军事技术，人类能够控制自然界两种最强大的能量，那就是空气与火。数学、化学、机械和工程都用来为战争服务，敌对双方运用最复杂的攻击和防御方式进行交战。历史学家很气愤地看到，过去准备一次围攻作战的费用足够建立和维护一个繁荣的殖民地。不过也不能把覆灭一座城市看成费钱而又吃力的工作，心里就感到不高兴；更不能因为勤劳的人民要靠着技术才能获得保护而心生不悦。工艺的技术只要存在，就能增强已经衰退的军事能力。后来为了对抗鞑靼人的马队，大炮和防御工事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欧洲在将来肯定不会受到蛮族的侵袭，因为他们在有能力进行征服之前，先决条件是必须不再是野蛮人。战争科学之所以进步缓慢，是因为要伴随和平时期的技术能力和国家政策的改进。
要是认为上述看法可疑或不够正确，还是可以找到等而下之的例证，使我们充满希望并且获得安慰。古代和现代的航海家，以及文明民族的历史或传说，都曾经提到真正的野蛮人。他们身躯**，但心灵有如赤子，没有法律、技艺、思想甚至语言。或许原始和普遍状况下的人类，便是从这种最低下的条件中逐步获得发展，一直到能够驯服动物、耕种土地、渡越海洋、观察天象的。智能和体力的改善和练习所获得的进步，可以说包容的范围很广但并不均衡，开始比较缓慢随后速度逐渐加快，经过多少世代的辛勤努力向上攀登，随后会出现迅速下滑的现象。地球上有几个气候带感受到光明与黑暗的变迁情形，然而4000年的历史经验应该可以增加我们的希望，减少我们的恐惧。我们无法确知在迈向完美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到达何等高度，然而可以准确断言，除非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有所改变，否则没有一个种族会恢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社会的进步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
其一，诗人和哲学家只靠本人的心灵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但这种超凡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非常稀有，而且是自发性的产物。要是凭着帝王的意志和学者的说教就能造就出荷马、西塞罗和牛顿这样的天才，他们也不会羡慕。
其二，法律和政策、贸易和生产、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利益更为实际而长久。许多人经由教育和训练，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谋福利，但这种整体架构是技艺和劳动的结果，复杂的机器会因时间而耗损，为暴力所摧毁。
其三，最实用而且最起码的生存技术，不需要高超的才能和民族的屈从，便能进行各种运作，也无须个人的特殊能力，或是众人的团结合作，这对人类而言是何等幸运。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能力和意向，永远掌握对火和金属的使用，知道繁殖和驱使家畜，熟悉捕鱼和狩猎，明了初步的航行知识，大致清楚谷物的耕种，以及其他营养的获得，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易。个人的才华和公众的勤奋都可能绝灭殆尽，但坚强的植物能忍受暴风雨的摧残，在贫瘠的土壤扎下永恒的根。奥古斯都和图拉真光芒四射的时代，因笼罩着无知的乌云而黯然失色，蛮族就用暴力颠覆罗马的法律和宫廷。但农神以镰刀为象征，仍旧年年在收割意大利的作物，坎帕尼亚的海岸再也不会重现莱斯特里冈人的盛筵。
自从生存技术被首次发现以来，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这些无价之宝，便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蛮人中间散播开来，四处流传再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大可以欣然接受可喜的结论：世界上每个时代都会为人类增加财富、幸福、知识和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