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至于穿越这段未知区域的民族，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很多重大事件的记载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匈奴人[1]受到哲欧根人(中国人称之为柔然)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以后，很快向西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部族所占有。匈奴人仓促地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广大的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马上展开勇敢的攻击。匈奴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了警觉，这里变得**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给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整个地区的居民在古代被认为是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他们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者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

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四年，另一个蛮族在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的率领下，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其所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族发现在新的居留地能获得友善的接待，就派出行动快速的骑兵军队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斗力；哥特的冒险分子也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国王”(即“东哥特国王”)。1.2万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他们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军队。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40万众，势不可挡的迁徙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蛮族离开故土，只留下彰显其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后，这里仍旧是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直到后代子孙运用权力建立起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这空旷的土地。要是欧洲的政体无法保护统治和财产的所有权，现在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即使没有能力耕种，也很快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居给予协助。

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变成翻滚在上多瑙河两岸的震耳雷声。此时西部皇帝若是听到大臣带来的信息，说有迫近的危险将打扰他的休闲生活，他也宁可做战争的旁观者，任凭蛮族自相残杀。罗马的安全完全被托付给了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帝国已经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境地，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更不能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霍诺留宫廷当中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形势希望能够只防卫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军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惩罚极为严厉但服役人员还是怯懦避战。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逮捕逃兵或引诱他们归营，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当中，组成了一支有3万到4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立即可以组成一支军队。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族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军队，他们分别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出于利益和仇恨都起来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其时，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已经势如破竹(406年)，其所率领的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其距离遥远的军队在没有集结完毕之前，看来是打算避免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的。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成为这个共和国在历史上初次遭遇的此类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行进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急切地拿出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即将来临的灭亡做着比较。

阿拉里克身为基督徒和战士，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他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他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残酷的信仰更能激起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作为祭礼上的牺牲品，要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国内灾祸产生之际，往往伴随着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这给公众带来危险。朱庇特和墨丘利那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北方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他们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

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维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将获得快速救援的应诺，然后便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面，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当代的作者叙述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时有不同的版本，虽不乏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信仰而关系密切，胜利被视为奇迹，归之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作战的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时，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不予理会，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蛮族紧密包围，这是第三次以此来对付哥特国王，只是这次的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全歼敌军的效果。

罗马的将士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这等于变成了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军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虽然作战的英勇早已江河日下，但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当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必亲赴战场，但靠着构筑工事挖掘壕沟，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受到包围无法动弹，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罗马军队花费时间着手进行极其艰巨的工程，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不断的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陷入绝望的处境，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血腥的战斗。

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遭到围困。这位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但在损失大量精锐士兵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他这个具有帝王身份的俘虏终究还是死于可耻的斩首，这给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经过了短期的延迟，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几成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了协防军的杀害，也被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出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是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最终人财两空。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了他惊人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