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君主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凸显君主的真正伟大。再无所作为的帝王，谨慎也可以补才能之不足，能够制定与天资卓绝的帝王相同的行为准则。塞维鲁把罗马帝国视为他的资财，上位后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贵的产业，制定有益的法律，并刚直坚定地执行，不久以后就矫正了自马可去世以来，政府各部门的滥权恶习。依法行政的程序，皇帝的判决以详察、明理和正直为特色，即使有时会稍稍偏离公平的严格分际，通常也是为了帮助穷苦和深受压迫的人民。他的做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所有的臣民都处于绝对隶属的同一水平。他兴建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完全不惜成本，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这些都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内讧的灾害已经清除干净，行省再度感受到和平繁荣的宁静，许多城市因塞维鲁的慷慨施舍而恢复生机，新创立的殖民地以他的头衔，用大兴土木对他表示感激和幸福。罗马的军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原有的名声。他有资格大肆夸耀自己的成就——即位于帝国蒙受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后来却建立了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但专制政体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即使具有首任恺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也还是无法控制战功辉煌的军团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出于感激的心情、错误的政策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了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地住在军营，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皇帝给他们史无前例地加薪，以致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担任危险的任务或参加公开的庆典，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萎靡衰弱，因拥戴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长此以往，士兵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对成为谨守本分的部属而不耐烦。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私函，他对于军队表现的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信中告诫出任要职的将领，要从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言传身教，但以其帝王之尊，对他们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但难以取代的军勤制度虽然危险却有必要，塞维鲁很快用新的形式加以恢复，而且将人数增加了4倍。这支军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但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了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便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举止优雅的军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塞维鲁以新血接替，规定从所有边疆的军团中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调到禁卫军服役，并以此当作荣誉和奖励。等到新制度实施以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衷练习武艺，罗马街头出现的奇装异服的蛮族，使人惊骇不已。塞维鲁对此深表满意，军团势必会将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现有5万人的兵力，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可以随时开入战场，从此粉碎一切叛变的希望，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的强大军队的指挥官，不久就位居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统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其行政部门代表皇帝本人并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的政府自然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普劳提阿努斯是塞维鲁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等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看上去可以长保荣华富贵了，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但同时也令皇帝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宠爱一如昔日，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声名显赫的优秀法学家帕皮尼安，奉派出任禁卫军统领这一繁重的职务。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至少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塞维鲁即位以后，由于他自年轻起就在军营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习惯于专制独裁的军事指挥，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承认，皇帝和军队之间存在一个中介的力量；须知元老院即使是拿来摆样子，但还是有很大的用处。他们即使憎恨掌权君王，但针对他的不悦表现也会惊惶战栗。塞维鲁不屑向议员声言自己是公仆。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达命令，毫不避讳行使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制伏元老院可谓轻而易举，但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选出，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然而其处境不仅脆弱，还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行省，不论是否有意或所得成果如何，共和国历久不变的传统也逐渐产生变化。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帝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时期，元老院充斥着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无碍，用奴化理论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新来的特权拥护者，他们一边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一边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宫廷乐意倾听，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史学家一致认为，帝国的权力并非由推派的委员会掌握，而是基于元老院最后的顺从得以维持。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处理帝国如同处理私人财产。知名的民法学家诸如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期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达到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有强势治理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其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产生的变局，无不斥责他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