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方遭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纷怀牒于朝上书言事，朝野气氛正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与军事失败后的尴尬情形相比，召对上书一类事情本身并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陈亮这两个名字，还是给了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南渡后，一度入朝，因言论与秦桧不合而被贬出。朱熹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南剑州龙溪，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时进士及第。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朱熹小十三岁。其父名次伊，身名不显，大约只不过是一地乡绅。

朱熹与陈亮两人虽然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差距，但经历仍有一些相似之处，最主要的是同属于南渡以后的南方新生之辈，且都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聪睿的才智。朱熹幼年就被其父课以《孝经》，自题其眉曰：“不若是，非人也。”从小就对古代礼训产生倾慕之心，十八岁时贡于乡，一举登第。陈亮虽终生未仕（五十二岁时曾被朝廷授以官职，未到任而卒），但一样是才气超迈，卓尔不凡，年轻时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酌古论》，得到了所居郡守周葵的赏识，目为他日国士。

但从早年的经历上看，两人也存在着绝大的不同。朱熹是个沉潜思深之士，对传统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五六岁就知道向天发问，十五六岁时便能读经传而为之警砺奋发，自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朱熹遵从遗嘱，跟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继续学习。这三人都是朱熹的父执之辈，也都是德养深厚的名士，特别是在程颢、程颐所倡之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朱熹最后归入二程的洛学起了很大的影响。二十四岁时，朱熹执弟子礼第一次拜见了父亲的同门学友、在当时极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延平先生李侗，从此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学术的旨归。朱熹当过一任崇安县主簿，此后一直挂衔赋闲，其间不断向李侗请教，同时孜孜于儒学，特别是对二程之学进行了深入钻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哲学观念。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向孝宗上书，建议皇上首以明理，次以养气，复以任贤修政经纬其中，以此三纲治天下之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时的朱熹三十四岁，已全然是一位饱受圣训且心有所得的儒学之士，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理想来到临安，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朱熹在第一札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务须以儒学圣典《大学》之道为本；在第二札里明确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合战守之事为一；第三札则向皇上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要天子以正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可以看出，朱熹早年的思想尚不失积极进取的精神。遗憾的是，当时孝宗正为军事的失败与和战的选择而大伤脑筋，对朱熹高深的理论并不十分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天子尚能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孝宗便沉默不语。失望的朱熹从此辞职归里，专心于探究学问、著书立说，近十年间一直力辞征辟。

陈亮与其不同，他生来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来岁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轻的陈亮善于机辩，议论风生，同侪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笔千言立就，具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和豪放的性格。他虽然没有师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使他在世事学问上独具慧眼。一贯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陈亮来到临安之后入居宰执，在朝士间为他大事揄扬，凡有官员前来办事，周葵必命其访见陈亮，于是一时俊杰，多与结交，陈亮也因此声名鹊起。绍兴末朝廷与金人缔约，天下人多为之忻然庆幸，独有陈亮力持不可。他的禀性是激扬踔励不甘默守，因而断然向天子上书极言抗金。与朱熹的遭遇相同，书入不报，没能得到任何的回应。统治者的下诏求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安慰士心的姿态而已，它的意义在于求言本身，而不在于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书的忠臣义士除了能达到宣泄的目的外，其实别无所得。

此后的十年间，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乡贡解元赴临安省试未第，并于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兴五论》外，陈亮一直在故里砺志读书、著述传学，四方学者慕名访问者不绝。所不同的是，陈亮家贫日甚，为生计不得不托于讲授，但乡闾却不信其说，对他的激进言论更有所不满，这使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陈亮家童杀人于境，恰巧被杀者又曾与陈亮的父亲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状告，陈亮父子遂被执于州狱。朝廷台官认为情节严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当时的宰执中有一位叶衡是陈亮的同乡，对陈亮的印象甚好，于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很有名气的辛弃疾看重陈亮的才志，又从中出力，方使陈亮父子幸免于难。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陈亮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十年的磨砺使得陈亮的志气益坚，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学，以“推倒一世之勇，开拓万古心胸”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便与朱熹的主张差之千里。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吕祖谦亦退居故里讲索学问，祖谦极博学，虽亦主张“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讲究经世致用。陈亮往谒，祖谦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而不倦。吕祖谦与张栻、朱熹极相友善，陈亮也许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朱熹的学术蕴义，不用说，他对这种理论是不以为然的。

在朱熹和陈亮之外，第二代人中还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为援救陈亮出过大力的辛弃疾。辛弃疾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优良品性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最光辉的精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种闪光的结晶发挥到极致，从而又一次给天地之间的浩瀚正气添加了一抹壮丽的色彩。辛弃疾的一生再次使我们相信，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对国家民族的赤子忠诚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还能激扬奋发、跌宕升腾而至于永恒。

辛弃疾与朱熹和陈亮等有着绝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济南历城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沦陷敌手已经十多年。辛弃疾一家和所有无力南来的众多士人百姓一样，都成了无奈的亡国之民。人在檐下，百事艰难，弃疾的祖父辛赞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出仕金国的地方守吏。辛赞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能以杀身成仁的壮烈证实他的忠诚，但在心中始终未能忘记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应尽的匹夫之责，他把这一切都教给了他敏而睿哲的孙子，在弃疾的身上寄托着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弃疾没有让他失望，二十二岁那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两千多人，在济南山区英勇起义。

弃疾尽管年轻，但文才武略兼备，他遵从祖父的教导，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因此从未在繁文缛节上下过功夫，而代之以对文韬武略的刻苦学习和广收博蓄。弃疾先后两次借赴金廷科举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开始在心中谋划恢复故国山河的大计。弃疾心怀高志而又能临事有方，正是惨淡现实所磨砺出的那种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义军，其首领就是在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时，被南渡朝廷遥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的耿京，弃疾率众起义，正是为了响应耿京。

弃疾来到耿京军中，耿京委任他为掌书记，负责军中书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后，弃疾就显示出他文学以外的杰出才能，开始在义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金廷正挥戈南下，为后方安稳计，对起义各军施展以分化利诱和压迫围剿等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耿京义军显得内外困窘，处境十分艰难。弃疾当仁不让，他首先为耿京处理了内部的叛贼，然后审时度势，果断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归靠朝廷，以保存这支起义力量的建议。这个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赞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等数人经楚州来到当时天子行驾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见，并同意耿京军南来。

但弃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顿生变化。其时完颜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后一方面与宋廷讲和，另一方面在境内招抚纳降，采取怀柔政策，使得耿京义军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张安国的人在弃疾走后，竟联络了一些人杀掉了耿京，劫持部分义军向敌人投降，自己并且去做了金廷的济州知州。弃疾走到海州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约集了当地义兵五十人轻骑突袭径奔济州，在张安国五万大兵的军营中将其缚捉，并策反近万人渡淮南归。他在后来回忆此事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豪迈俊逸之风，溢于言外。可以想见，在弃疾的心目中，上马杀贼是一件多么酣畅淋漓的快事。弃疾的脾性显然接近于陈亮，所以在南来朝廷任职后便全力援救陈亮，并与之在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辛弃疾所没能想到的是，他的南来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南国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负的坟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论札的奏疏，他称之为《美芹十论》。在这篇书奏中，辛弃疾不仅为皇上分析了金国的虚实，提出了帝国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向天子大声疾呼必须破除朝廷上下惧于争衡的懦弱之气，反对承认南北定势而安于东南。在十论书后，弃疾又着重强调，绝不能再把和战之权让于敌夷，尤不可以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根本大计。同样，他的观点也是接近于陈亮而又更富于现实意义。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议的国是，弃疾的主张便同朱熹、陈亮一样，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搁置。

南来以后，弃疾便再也没有回到军队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后再度入对，亦未能被天子认同。此后任职朝廷又近两年，其间反复献策宰相虞允文，仍没能达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弃疾赴职滁州，开始了任职地方官的生涯。身怀大志而不能伸，这对弃疾这样一位忠贞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尽管他在各个任所都克心尽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闷。辗转徙驻之间，登高临风，悲世伤生，满目江山，献愁供恨，缕缕幽绪岂堪怅惘；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时代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分水岭，因为南渡后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渐步入了他们的壮年时期。然而现实给他们划下的种种藩篱，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陈亮乃至辛弃疾等，他们都未能对政局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大都声名卓著，空怀才智而无处施展。不过，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样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第二代中的杰出之辈从个人遭遇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他们得以把心灵升华在无尽的时空中辉映千古，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识较早，而朱、辛直到绍熙时期才第一次见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龄最长，就他们对时局及后世的影响来说，朱熹也无疑要排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