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自然的，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藉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日“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显然不同于他的前任，并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尚还不失锐意进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时，孝宗对恢复大业就十分向往，导致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然而符离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热情陡然浇灭，从此不敢轻言出师。不过，孝宗并没有忘怀恢复大志，内心深处也时时都在考虑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问题是时势又有所变化，敌国的金世宗果断息兵专治内政，同时不忘广蓄严备，使我们的帝国根本无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到了恢复故疆的事情，同知枢密院事刘珙的意见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刘珙早年曾因忤秦桧被逐，论事峻切，一向主张收复旧地。这样的人说话都如此保守，看来其中不乏原因。当廷臣中有人提出疑问道：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工夫。帝国恢复之业，如何竟要十年？刘珙说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汉之高、光起于匹夫，所以他们无所顾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轻重程度，岂彼两君所能比！”这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帝国所经历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敌人几度兵临城下的危机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难免让人们心惊肉跳不已。尽管国家用丧失绝大利益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隐藏的祸患并未根除，久积的弱势也尚未改善，若置宗庙社稷之安危存亡于不顾而一味好战，确实也不见得有效果。相反，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危及帝国根基的灾难，这都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记取的。当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复仍是第一急务，但关键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无疑，刘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说，刘珙此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符合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仍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此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分，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请求朝廷下哀痛之诏，明示复仇之义。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今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为此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把“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统一起来。张栻在后来又不断向皇上阐述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虽是刘珙、陈良祐两派理论的综合，但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年十二月，代表着激进思潮的太学生中有一位叫袁枢的上书天子，也认为今日图思恢复，应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显然，在这一点上君臣的意见已经大致相同。

事实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里，在主观出发点上一直都把人才、财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内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别是理财方面，朝廷虽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改革举动，但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在加强国家储备上多做一点文章。与金国的和议在客观上为理财创造了条件，而南方优厚的物质基础又使它成为可能，因此帝国开始幸运地走向一条繁荣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经济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个南方帝国的人口数已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尽管其中有不少南迁的北方人口，但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临安的风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华之风，都是国家财政开始好转的必然产物。

当然，帝国的国力尚远远达不到充裕有余而能应付强大军力的程度，这一点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负担依然很重，为了收拢士心而继续采取的优厚政策，使冗官闲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既无事职，犹还挂名食俸的现象甚至还要超过南渡以前。国家既重视文治，又必须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兴盛必然也伴随着物力的消耗。民生条件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区之间、贫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除此之外，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里的各项措施，也频繁发生差舛错失，政府有时应付偶发的天灾人祸尚还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用兵征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如盐、茶、酒专卖的绝对控制外，只有沿袭高宗的做法继续重税重赋。尽管朝廷上下对此反应强烈，要求拿出切实的惠民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善。帝国的物质状况固然是处于上升之中，但正如刘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训需要时间。

在采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在整军肃武、增加军备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孝宗对这位有胆识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专门派他到蜀中任职，想让他在富庶的四川地区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载，始终没向朝廷报告进兵的规划，于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诏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军需未备，不能出击。

孝宗十分不满，又派人持御札敕谕允文尽早行动。但传令者到时，允文已不幸病殁，使天子的愿望又一次破灭。这是孝宗的第三个年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从此出师之议便再没有被提起过。

无情的时势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终还是趋向于折中。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对宰相虞允文等人谈及他的为政之道，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孝宗道：

“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它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

天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立一华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

最初，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纠时弊，就是更张以往一味退守不思进攻的废弛之政。所以他坚持认为：天地间若无肃杀，就无所谓发生。言下之意，为政之道并不忌讳暂时的用强。为此他发挥出一套“适中”理论，拿来为他的“猛纠”政策服务，其用意不可谓不深。不过，宰执大臣们却不同意皇上的观点，比如虞允文虽然承认救宽之道在于猛，但他也说，虽然“杀之”是为“生之”，但天地之心终归于仁，政治仍须以重德厚生为准则。在这当口，聪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阴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壮志，但最终让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东西却是时间，这个造物主最伟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终于无奈地承认：本朝家法虽远过于汉唐，但唯独用兵取胜一道，实不及之。孝宗此时已开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对宰相龚茂良道：

“治体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时，春生秋杀而能成一岁，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无杀则无生”的理论整个颠倒了过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

早在几年以前，帝国便已经明显呈现出无为而治的状态。值得赞许的是，政治妥协在客观上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宽厚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效果，从而使整个当政期间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静的局面，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当今天子的政治作风无疑也有着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为人可以说是当得起“淳厚英毅”四个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这位帝国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而能做到克尽宫廷之孝，自古而来确实无有及之者。他后来的庙号为“孝宗”，就这一点来说实在也是当之无愧。

然而帝国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于现状积重难返，后果便不堪想象。天子最后返归到保守的老路上，饱受国禄的宰执大臣们要负主要责任。乾道时期的虞允文等尚还有些作为，但大多数人都是无所建树。本朝优待士人，而士大夫亦能不懈砥砺，所以也还能算得上人才辈出。然而党派斗争剧烈，政治迫害严酷，再加上蔡京、秦桧之流的钳网之风，使人才摧抑亦极。此际终于看出了恶果。而士气一旦摧损，流弊必及于百年之后。士大夫们虽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不求尽忠，但思无过，各有安身立命之术，以使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云：举世习与相安，为获一吉人之誉而随事俯仰，始以容容，终以靡靡。孝宗一朝，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已而全无实效。最后在天子的妥协方针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线的实践者。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幸运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参半。不知不觉间，帝国迁来临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则使南渡帝国的第二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后，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长大，虽没有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血泪洗礼，但他们自束发受教之日起，面临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惨痛现实。在父老耆旧的教诲下，他们同样为帝国的奇耻大辱而愤懑难平；即使在耽于安逸无所更张的无奈现实中，犹能不忘砥砺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这一辈人已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年轻的新一代，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