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过的研究结果和图片中……确实存在……不是……自然的或正常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应该是某些智慧生物的手笔……因此，我要求NASA在进行火星探测器任务时提供有关（这些地物）的照片。”
——美国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A. 罗尔
1989年，国会议员罗伯特·罗尔发表了上述意见；2年前，本书出版；6年前我们开始研究；30年前，“海盗号”无意中拍摄下“火星脸”照片……然后被无视——最后，赛多尼亚地区的研究转为官方。
罗尔表示，自己对该问题（已经提出15年）如何解决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不仅代表内务委员会，而且代表美国人民，要求得到“火星纪念碑”谜题的答案。
所以，赛多尼亚地区的新发现非常值得详细叙述。它们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地区本身，而且使罗伯特·罗尔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而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知道该问题答案的权利——公民的知情权。
赛多尼亚地区的主要研究突破，始于NASA受到政治方面的推动而认可了“火星纪念碑”，这戏剧化地加速了1988年伊洛尔·图伦团队对“火星纪念碑”的研究。
图伦是美国政府官方制图机构——国防地图绘制局（下文简称DMA）——的制图师和系统分析师，DMA对地图的要求是精确到每英尺，它掌握着世界上每一处所谓的“战略目标”的准确地理信息。五角大楼若想知道苏联某个导弹基地的经纬度，或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核设施或化学武器工厂的坐标，都是由DMA来提供关键的地理信息。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DMA的分析员需要有能力分辨勘测照片上的“隐蔽山丘”与秘密核设施。因此，相对自然地貌，拥有从轨道高度辨认人造工事的能力，是胜任这里的工作的前提。
分辨赛多尼亚地区的人工与自然地物也是NASA一直以来的难题：NASA里没有人——至少在我们联系过的NASA“行星科学研究群体”中，没有一个人研究并认真分析过“海盗号”的照片，更不用说知道如何系统化地分辨火星上的各种山丘，以及外形有趣的地物了！
读者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来自DMA的专业人员加入赛多尼亚的研究会令我们兴奋不已了。基于国家安全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从轨道高度精确判断图像中的地貌。
图伦非常坦诚，在他的初期评论中也表现出这一点：
作为一名地理学家，我发现你的书对有趣的主题进行了同样有趣的描述，而且我被你的插图迷住了，我最感兴趣的是D&M金字塔。我在地形学方面有良好的研究背景，我知道任何自然机制都无法解释这些地物的形成原因……
图伦继续在信中写道：
（所以），我决定更为密切地研究D&M金字塔的几何形状——因为它惊人地对称（并且与“火星脸”对齐）。我还不知道自己将发现什么。这个地物的几何形状太让我惊奇，我很快写了一篇半正式的论文，这样就可以尽快把研究成果寄给你和火星研究项目组。我感到这些结果强烈说明，D&M金字塔是刻意设计出来的。
下一阶段的研究就是这么开始的——
图伦用若干页的篇幅，详细考察了火星上可能形成2英里长的五边形金字塔的各种自然原因，最后在地貌学方面得出惊人的结论：
……地形学假说（解释D&M的形成）找不出合理的自然机制（来解释它的存在）。该五边形对称地物不像太阳系中人类曾发现的任何自然地貌，甚至连小尺寸的晶体也不会是这种形状。
目前对火星地质物理学、重力、气象学以及地形学等特点所做的研究表明，火星上的物质运动遵循我们熟知的物理与地质规律，由于火星的重力与大气层密度和地球不同，因此表现方面会稍有差别，但假设火星上面的某个小区域的地貌不符合普遍规律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由于我们不知道何种自然机制能形成D&M金字塔，所以应该考虑其他成因的可能性。
“其他成因”的意思当然是“智慧生物假说”。
1988年7月，图伦亲自对赛多尼亚的图片进行了测量，结果他不仅更加支持我们的D&M金字塔“独特成因说”，还发现了确凿的数学实证，来解释我们提出的D&M金字塔的几何学关系模型——
它也是确认整个赛多尼亚地区符合“智慧生物假说”的关键证据！
令图伦本人吃惊的是，他发现了D&M金字塔的顶角“编码”包含一系列十分特殊的数学常数和表达式。而且，他发现这些关系至少是用三种方式来表达的：D&M金字塔的内角角度比、内角的三角函数、底角之一的弧度。
经过地貌学家伊洛尔·图伦的专业研究，D&M金字塔突然从“脸状台地”旁边的“一座异常、双侧对称的小山”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建筑。如果有关数据都能得到验证的话，那么这俨然是赛多尼亚地区的“罗塞塔石碑”！
收到图伦的论文后，我马上查阅了修正后的“海盗号”图片集，结合图伦的研究成果，我立刻有了新的发现：
照片中D&M金字塔的实际情况——角度、三角关系以及数学常数，与图伦的发现完全一致！
而且，这些特殊关系还把赛多尼亚地区的“神秘地物”——火星之城、“火星脸”、悬崖、圆顶和D&M金字塔联系了起来！
首先是图伦的，接着是我自己的一系列非凡的发现，从细节上确认了我们最初设想的关系模式：
在火星上这一小片区域里，如此独特的地物形态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它们之间存在数学与几何关系，我们面对的是本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图伦和我已经充分证明了上文预言过的数学关系！
9月8日，图伦的反馈：
我观察到的D&M金字塔的三角关系贯穿于整个赛多尼亚建筑群，我对你的发现印象非常深刻。你的结论与马克·卡罗图的图像处理结果是一致的，当然，也由此证明建筑群确系人造。我看到你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角度：50.6度，这是D&M金字塔与城市广场和“火星脸”的连线夹角。D&M金字塔用两种方式表达出这个数字：金字塔后视角的弧度，还有后视角分成侧角后的角度比。
可以说，这些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开启了赛多尼亚地区研究的新纪元：数学关系与几何重复研究阶段。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们在赛多尼亚地区的发现，只能是“重复”。如此多的数学常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让人觉得这一切根本不会是“随机”形成的。这些常数在赛多尼亚地物构造的角度中重复出现，不仅体现在地物结构本身，还体现在它们与周边地物的关系上，这绝非自然之力可为。
前文曾经引述过的卡尔·萨根的话：“地球上的智慧生物迹象，首先表现在具有几何规律的建筑上。”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十分有道理，而且，许多科学巨头——洛克耶尔、高斯、洛威尔等等的看法亦是如此，卡尔·萨根显然也从这些人的思想中取得了借鉴。19世纪的科学界认为，要在地球上寻找智慧生物的足迹，可能首先要找的是大型几何构造，例如三角形、圆形、方形等等。假如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了这些形状，就可以怀疑智慧生物曾在此出现……
“火星人”也是如此！
放下喧嚣的科学史不谈，我们来看在赛多尼亚地区发现的数学常数和几何关系。根据常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赛多尼亚地物群是刻意设计的，而且可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标。
整个建筑群及其建筑规律，显然都是为了这个宏大目标而服务的。
换言之，都是为了传达一条信息。
来自赛多尼亚的信息……
当然，批评家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想要把自己的看法植入到一些随机出现的石块里面”。这无可厚非，批评家的职责就是：让大家都保持坦诚。
好在我们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假说：只需验证测量结果即可！
图伦对D&M金字塔的测量结果，可以从逻辑关系上分为6个点，即金字塔的5个底角及其顶角。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数学关系在这6个点中重复出现，反复展现的是几组非常具体且彼此相关的数学常数。如果这还不够，不妨看看D&M金字塔是如何以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表现同样的角度关系的——
我在研究较大的建筑群时，不仅多次发现重复出现的角度、数学常数以及它们的三种表达方式，而且发现若干其他的特定角度。它们也精确地表现着同样的数学常数。这些常数并非随机出现，看起来是经过刻意设计、并分配给建筑群中的特定地物的；有的和其他地物相比，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形态。
重复——暗示着“意义中的意义”。
上述统计结果都是可以验证的，任何人来测量的结果都是一样，也会得出与图伦一致的结论。
但是，图伦和我在进行测量工作的3年中，没有一位批评家——无论NASA的或外界的——觉得，在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之前，应该亲自验证一下。特别是卡尔·萨根。如果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玉米粉圆饼上发现了类似耶稣基督的脸的花纹”，那么他们亲自验证的结果一定会驳倒我们的发现。
他们不去验证……是不是因为根本做不到？！
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是第一个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人，他的话一直被广为引用：
“先生们，无法用数字表示的科学根本不叫科学！”
所以，NASA一直拒绝验证任何数字的做法就成了不解之谜——他们不应该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
因为，我们在实现这些突破的同时，也开始接到官方的邀请，包括NASA的各大研究中心，向NASA在全美国的数千名工作人员和科学家展示那些数字。首先，是1988年12月19日举行的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工程讨论会，邀请我们到会作报告。
此事的过程如下（借此我们可以分析官方是否掩盖了目前发现的赛多尼亚数据）。
在我们收到邀请参加戈达德工程讨论会，可以在数千名技术人员面前展示我们的赛多尼亚研究成果，而我也做好了参会的准备之后，NASA总部突然介入，想要取消会议对我们的邀请！幸好一些新闻界的人士施加压力，阻止了NASA总部的企图。
见上面这一招失败，NASA总部立刻只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便计划在华盛顿市区，于戈达德会议的同一个下午举行一场“火星”新闻发布会。自“海盗号”项目之后，多年来NASA第一次允许“智慧生物假说”在“官方”场合发声，而这场新闻发布会则无疑被用来分散国内媒体对戈达德会议的注意力。
结果，只有ABC电视台的基斯·摩根去了戈达德。后来他对华盛顿总部的同事报告说，他们“被耍了”。
当时，我们认为这只是NASA“时间安排不对”而已，但后来，被NASA的另一个研究中心邀请时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产生了怀疑：在内部简报会开始前，本应与我们一起出席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成员的行程计划突然“出错”，这在20年来尚属首次；到北卡罗来纳州向著名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其成员包括现在与过去的政府高级决策者——介绍火星研究成果的计划被莫名其妙地否决；最后，NASA总部甚至向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千方百计阻挠“以NASA官方名义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我们的工作成果——这一切应该绝对不是“不幸的巧合”。
NASA总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其他人究竟在怕什么？他们真的害怕对赛多尼亚地区研究数据的讨论或者测试，会公开证实智慧生物假说吗？！
因为，除了我们的研究遇到的这些戏剧化的事件，以及NASA方面“欢迎”我们公布实际研究的数据之外，一些媒体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在悄悄进行：
NASA总部悄无声息地正式批准，将精密仪器“马林照相机”安装在“火星观察者”飞船上。此前，他们曾以预算不足为由，禁止装配该相机，现在却要求探测器重新对火星进行全面拍照。
这下“火星观察者”可以帮助我们验证“智慧生物假说”了，虽有以上技术进展，但是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科学家们，似乎不愿意公开测试我们量得的赛多尼亚地物数据，或者说，不同意进行最有效的测试：由1993年重返火星的“火星观察者”在赛多尼亚地区拍摄新的照片——其清晰度将达到“海盗号”照片（分辨度为50米）的50倍。
荒谬的事情集中出现在1988年下半年，在官方回应“赛多尼亚问题”的时候……
一次在密歇根州北部举行的“火星观察者”项目简报会上，史密森尼学会地质小组的高级成员兹波尔曼博士极为详细地阐述了马林照相机拍摄的火星照片将创造出怎样的“技术奇迹”。
有观众提问说：“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火星观察者’飞船上的这台新相机的性能非常高的话，你们是否打算用它来拍摄‘火星脸’和‘金字塔’？”
兹波尔曼博士郑重地回答：“我们希望如此……但是我们无法控制相机的对焦。”
显然，赛多尼亚问题逐渐成为“火星观察者”项目参与者的禁忌。1989年，我们决定打破这道阻碍，从政治方面为这条“科学死胡同”找到出路。
我们特地雇用了一位华盛顿方面的说客来完成这个任务。1989年4月初，我们写信给美国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尔，希望与他见面，目的很简单：给他看看我们的研究数据和成果。我们还准备了一段在NASA戈达德会议上的展示录像。
罗尔答应三天后同我们见面。
1989年4月，带着赛多尼亚地区定量地质分析与卡罗图的“火星脸”三维地形分析的成果，我们终于和美国国会中权势最大的科学委员会主席罗伯特·A.罗尔见面，并坐下来讨论，在政治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NASA内部接受这些重要的发现，以便确保“火星观察者”能够拍摄赛多尼亚地区的关键照片。
一番寒暄客套之后，卡罗图开始扼要地介绍他在1985年的“火星脸”三维分析成果，然后讨论了一些额外的关于赛多尼亚地区计算机分析的问题：使用一种不规则的数学模型技术“在行星表面寻找人造地物”。卡罗图的最新成果有力地表明，赛多尼亚地区最“不自然和有规律”的两组地物便是火星之城和“火星脸”。
这一客观推断显然与NASA多年来不断重复的“‘火星脸’只是一座普通的火星小丘，它‘恰巧’非常像一样我们熟悉的东西……”完全对立。卡罗图的数学技巧在应用到这一所谓的“完全正常的火星小丘”上之后，竟然揭示出，无论“火星脸”看起来像什么，对电脑而言，它的形状从数学方面看完全不正常！
但是，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海盗号”原始数据的NASA仍然拒绝承认这些颠覆性的结论。
我们接着向主席先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几何学发现：赛多尼亚地区特殊的数学常数与几何重复。我适时地评论道：
“关于智慧生物假说的这些结论没有一项不是符合科学的，就是说，它们都是经得起测试的！”
国会议员先生立刻问道：“谁说它们不符合科学了？”
“NASA。”我回答。
“噢，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不是吗？”主席先生立刻说。
我们的正式简报结束后，罗尔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有大约一万七千人想要挤进那个门，”他意味深长地朝着自己的转角办公室——位于雷伯恩众议院大厦，就在美国国会大厦街对面——的大门挥挥手，“你们今天上午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我停顿了一下，再次想到我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争取到了这次重要会面的机会，在华盛顿越级（至少跳过了NASA）与位高权重的国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讨论“火星上可能有外星废墟”之类的事情！
“因为，”我继续说，“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问题。至少，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证据有力地表明它是真的。因此，我们需要某个联邦机构迅速采取行动——最好是若干个联邦机构——请他们来验证我们的论点和证据。但是，显然，我们还遇到了某个机构施加的政治阻力——NASA，而且持续施加了13年多……他们竟然对这种非常简单的科学测试保持奇怪的反感态度，现在已经有记录在案的事例。”
我给他一封来自密歇根州的信函，里面记录了NASA/史密森尼学会自相矛盾的言论——“无法让相机镜头对准赛多尼亚地区”。
“我们只希望在‘火星观察者号’任务期间重新给‘火星脸’和‘金字塔’拍照。”
“好的。”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会见显然到了尾声。
“下面是我希望你们做的事情：给我写一封信，简单讲一遍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事情，特别说明你们希望我怎么做。注明它是‘私人信件’，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能直接收到信。我会跟进这件事的。”
我给了他一本我们的书，还有各种论文、图表和照片，这些都是我们带来供主席先生“回家研究”用的。鲍勃·梅特林以及我们五个人开始向门口移动，这时罗尔主席走到图伦身边，伸出胳膊圈住他的肩膀，友好地说：“顺便说一句，不要听（NASA）那些人说它们不科学，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与美国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尔的“突破性高层会面”就是如此。自从“海盗号”任务后的13年来，我们第一次卓有成效地展示了长期以来辛苦积累的研究成果，其时，我们的研究已经进行了6年，终于让美国政府内部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知道，火星北部一个叫作“赛多尼亚”的沙漠地区可能存在一处外星废墟。
只是到了后来，在不断思考我们为什么那么快就争取到这次关键性会面的机会时，我才发现，这位罗伯特·A.罗尔主席，在那时除了担任国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之外，还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高层成员。
6个月过去了……
罗伯特·罗尔首先给选举人写了一些动员信，然后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了我们的研究，最后，我以嘉宾身份参加了一次广播电台的直播采访（我们保留着采访录音带），罗伯特·罗尔议员在采访中表达了他对我们赛多尼亚研究的无畏。坦白地说，在揭露NASA长期掩盖整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令人吃惊的立场：
我曾见过的研究结果和图片中……确实存在……不是……自然的或正常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应该是某些智慧生物的手笔……因此，我要求NASA在进行火星探测器任务时提供有关（这些地物）的照片……
关于要求NASA通过“火星观察者”任务验证赛多尼亚地区的关键问题方面，罗尔接着说：
我个人和委员会认为，是的，NASA应该重新对这个地区进行拍照，就像他们曾经表示的那样。我会重新确认这件事。我们非常有兴趣看到这件事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是，NASA显然没有从命。
1990年底，罗尔提出要求一年后，NASA突然撤销了之前“不重新拍摄赛多尼亚地区”的计划。一位名叫沃尔特·吉利斯的自由记者发给《华盛顿时报》一篇报道我们研究工作的稿件。《华盛顿时报》杂志的“世界与我”栏目的自然科学主编詹姆斯·G.奥斯本就吉利斯的报道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吉利斯先生：
……你提供的“NASA的‘火星观察者’计划将探索赛多尼亚地区”的消息，与外星生命研究方面的科学议题有关。
为了证实你的消息，我给（华盛顿的）NASA新闻办公室打了电话。太空探索部门的主管维拉·赫什伯格说，她非常清楚有些人认为火星表面存在某些所谓的文明遗迹，例如一张脸和一座金字塔，但是NASA仍然认为，这些东西只是光线和阴影效果偶然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她否认赛多尼亚地区是“火星观察者”计划中的目标区域，并且希望知道是哪些官员散布的谣言。
除非你能证明是哪位NASA或国会的官员说过“火星观察者”将要探索赛多尼亚地区的，否则我不会同意发表这篇报道……
吉利斯立即回信：
亲爱的奥斯本先生：
感谢你9月26日发来的有关我的“火星之谜”文章的来信。
……此处附上两封来自国会议员罗伯特·罗尔的信……罗尔议员在写给ABC新闻台的基斯·摩根的信中说：“我认为NASA确实打算用窄角相机拍摄赛多尼亚地区的照片，包括你提到的‘金字塔’和‘火星脸’等独特地物……”罗尔议员在写给（选举人）拉里·考德威尔的信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NASA联络人海宁格和另一位NASA官员确认了罗尔议员的话——NASA将在“火星观察者”任务中重新对赛多尼亚地区拍照。NASA目前正出资拍摄一部迷你影片，叫作《霍格兰德的火星》，将会深度报道理查德·霍格兰德关于火星之谜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NASA刘易斯制片中心）打算将它在PBS电视台播放。鉴于NASA已经作出承诺，罗尔议员公开宣布，他的科学委员会将密切监视“火星观察者”重新拍摄赛多尼亚地区的情况。
……你的信令我十分不安，因为它说明要么维拉·赫什伯格（她的名字的意思是“真相”）在说谎，要么NASA突然改变了政策，过去这些年，（它）一直在对最有权势的国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说谎，故意误导国会议员罗尔以及美国人民……
然后，吉利斯把奥斯本的来信、他给奥斯本的回信的附件寄给罗伯特·罗尔，另外附上一张便条，重申他对该问题的关注：
亲爱的罗尔议员：
附上的来自《华盛顿时报》的信件令我感到十分困扰……我写了一篇关于霍格兰德工作的严肃的、科学性的文章。看起来NASA目前正在说谎（或者说完全改变了它的态度），为的是不让公众看到我的报道。
我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建议你能立刻关注此事，期待你的回复。
几天后（10月9日），罗尔回信：
亲爱的吉利斯先生：
感谢你最近关于NASA计划重新拍摄火星赛多尼亚地区的来信。
为了确定不再出现任何有关重新拍摄“火星纪念碑”计划的沟通问题，我已经让NASA对你的来信表态，一旦收到他们的回复，我将转交给你。
再次说明，感谢你的来信，我会与你保持联系……
然而，这是吉利斯最后一次收到来自罗尔关于此问题的正式来信。罗尔承诺的“NASA的回复”——澄清赫什伯格对《华盛顿邮报》的奇怪言论的信件——从未寄到吉利斯手中。而罗尔本人再也没有就此问题联系过沃尔特·吉利斯。
其他事情却发生了……
1991年1月3日，罗伯特·罗尔突然毫无征兆地辞去了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职务。我们的“掌舵人”，在和我们会面后，以无畏的态度，公开重申他对赛多尼亚研究数据的看法，坚定地站在美国人民一边，要求NASA履行它对国会科学委员会许下的诺言，重新给赛多尼亚地区拍照的罗伯特·罗尔，就这样走掉了。
这令人非常怀疑，NASA在1993年的重返火星计划中对赛多尼亚地区究竟有何真正企图……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让我们严重怀疑NASA一直以来对“赛多尼亚”这个有争议地区的企图，虽然它过去曾对罗尔和国会作出种种承诺。我们疑问的焦点是NASA总部缺乏坦诚的行为：在“火星观察者”任务之前，1990年，NASA刘易斯中心制作了一期电视节目，内容是介绍我们的工作，供PBS电视台在全国播放。
刘易斯中心特地给这部片子取名：霍格兰德的火星。
下面详细介绍事情的背景。
1990年初，为了回应各种“NASA官方邀请”，我仓促地准备了一些赛多尼亚的研究数据。俄亥俄州克利夫兰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的约翰·克兰伯格博士请我去向全中心的人介绍我们的赛多尼亚研究成果，不仅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参加，还将在中心的闭路电视系统中实时转播。
对方告诉我，如果我接受邀请，他们会在刘易斯中心的自助餐厅、其他建筑的礼堂、各个办公室以及休息室等处专门布置一些“观看室”，还给这次活动建立了一个项目编号：X01-2497，以便刘易斯中心的四千多位科学家与工程师看到我们7年来的研究成果。
克兰伯格博士的一位非常认真敬业的助手乔伊斯·伯格斯特姆是我们的展示项目联系人。伯格斯特姆负责安排3月20日所有的演讲事宜，包括NASA官方录像的制作、录像带面向电视媒体的发行、将录像带寄给美国各地来信索要“NASA刘易斯赛多尼亚情况介绍”的个人……等等。我们已经与NASA达成协议，如果参加展示，他们会寄给我们录像带的底本——这件事将在后面成为重点。
我动身前往克利夫兰的几天前，伯格斯特姆女士打来电话问：“展示会的前一天晚上，你愿意接受NASA为PBS电视台所作的采访吗？”采访将由林恩·邦杜兰特博士主持，他是NASA刘易斯教育项目办公室的主管。
我要和NASA面对面地讨论“赛多尼亚”问题！
3月19日傍晚6点，我们准时抵达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的正门。由于采访是在我们历时两天的正式访问之前，所以必须安排在非工作时间。采访在主行政楼的底层进行，伯格斯特姆在刘易斯的电信会议中心精心准备了美味的开胃零食、饼干、小吃、新鲜水果和碳酸饮料，甚至还有鲜煮咖啡！这些都是她和态度同样认真的助手们安排的。
这一切都是为迎接两位客人——南希·麦金托什-麦克尼和我，另外还有邦杜兰特以及两位电视台的技术人员。
现场甚至还铺着“红地毯”！
采访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
邦杜兰特已经做好充分的事先准备工作，他了解我们的这本书，在一共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提出一系列广度与深度兼具的问题——从火星地质史到确定“地质关系模型”的测量工作，再到我最后提出的（也是最有争议的）“金字塔建筑说”。
总之，邦杜兰特的问题非常中肯、低调和严肃。
采访现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邦杜兰特让我坐在一张长条形的橡木抛光会议桌旁边，桌子四周摆着一圈奢华风格的高背椅子，他坐在桌子一头，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摄影师的镜头从他的肩膀处拍过去，一直拍到我身后的墙壁，上面有NASA的标志和一串红色的大字母：“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
一切都是那么庄严正式、细节到位，非常“官方”——对于一个“光与影造成的错觉”而言。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之后。导演一边帮摄影师打包设备，一边问我：“你有相关的图片或者图画吗？”我错误地回答：“是的。”于是我立刻被带到了刘易斯中心的另一座建筑里，把我们的幻灯片（实际上是为第二天的展示准备的）交给摄影师，对方立刻拿出设备拍摄起来。
直到凌晨之后我们才离开刘易斯中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回到刘易斯中心参加“正式”的贵宾参观活动。其后还有一场贵宾午餐会，参加者有中心的高级职员，之后再和中心主管约翰·克兰伯格私下见面，最后才是到大礼堂进行演讲和展示。
鉴于我们的研究尚未得到“NASA官方发言人”的承认，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
“大事”定于下午2点进行。
NASA刘易斯中心主管约翰·克兰伯格博士站在被观众塞得水泄不通的礼堂里，中心的工作人员都盯着闭路电视屏幕。这时克兰伯格博士开始讲话了。他提出几个与展示有关的主要问题。
克兰伯格说：
——理查德·霍格兰德还说服总统，宣布重返火星计划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赛多尼亚研究小组的几位成员也在场。听到这里，我们震惊不已——这条新闻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
事后，我们一起回想当时的情景：
是的，克兰伯格讲这番话的时候看上去非常严肃，而且，讲这番话之前，我们刚在他办公室私下会晤过——从NASA的观点出发，讨论了赛多尼亚研究的“政治敏感度与现实问题”。
那么，发生了什么？
会晤中，克兰伯格特意提到NASA要受国会的监督，因为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有争议的事件（例如“挑战者号”的悲剧）。他表示，“在这个新时期”，所有“（与NASA有关的）政治表态”都必须受到“政治官员以及新闻界的进一步监督”。
接着，发表这番谨慎言论几分钟后，约翰·克兰伯格就在数千NASA雇员和电视摄像机面前这样宣布，难免让人觉得他的话十分不负责任，特别是与NASA目前对赛多尼亚研究的态度相悖。
除非他说的是真的！
后来，当一位记者问克兰伯格我们“对总统产生影响”，让他“决定重返火星”的事是否为真，克兰伯格又矢口否认，说这只不过是他的“幽默”而已。
他又补充道：“我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就是我的初衷。”他的解释还算说得过去，但我的演讲结束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上文提到，NASA刘易斯中心已经承诺，把我的展示过程制作成一盘3/4英寸格式的广播级别的录像带，最后我收到了这盘带子。然而，当我播放它的时候，发现约翰·克兰伯格的整段介绍——包括他说我们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那一段——都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老套的介绍，封面是现在那张著名的“飞越火星”的图片，由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用加强后的“海盗号”三维计算机照片制作。
录像带上标注的时间也相当奇怪。
这盘带子上标明，我在刘易斯中心做展示的“时间”是1990年3月21日，但这个日期是错的，应该是3月20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之前这盘录像的某个奇怪之处也和这件事情有关。
ABC新闻台在我筹划去克利夫兰之前，已经知道我要去NASA刘易斯中心做展示，他们甚至还邀请我与华盛顿ABC新闻台彼得·詹宁斯的“今夜世界新闻”栏目的制作人之一见面，讨论即将到来的展示会，我也答应了。因此，在我参加下一场NASA展示会的几天前，这位制片人给伯格斯特姆打电话，特地要求NASA用“联邦快递”把3月20日展示会的3/4英寸录像带寄给他。
几天过去了，ABC没有收到任何录像带，所以，最后“今夜世界新闻”栏目组的人致电刘易斯中心，对方答复说伯格斯特姆办公室的人“忘记”了寄送ABC新闻台索要的录像带！
一周多之后，当带子终于寄到时，他们发现不仅约翰·克兰伯格的整段介绍消失了，而且寄给ABC的带子并不是3/4英寸广播级别的录像，只是家庭观看级别的卡带。
我收到自己的带子时，也发现克兰伯格的介绍消失了，便立刻致电刘易斯中心，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中心主管的致辞被替换了，对方答复说，展示会当天下午“两台录像的机器上……出现了同步设备故障”，恰好删除了我讲话之前的克兰伯格的发言！
这只是整串“录像带事件”的一个注脚。
如上所述，NASA制作的录像带最终版上面的日期都是“1990年3月21日”，比实际的录制日期晚了一天。
如果片子录完后被寄到刘易斯中心以外的地方——如华盛顿的NASA总部——进行“剪辑处理”，删掉克兰伯格有问题的开场白；如果它第二天才寄到目的地，那么处理它的人自然会把第二天的日期（3月21日）标注在最终产品上，而不是原始的录制日期（3月20日）。
另一方面，如果剪辑是在NASA刘易斯中心做的，那么中心里面的标示牌几周以来一直写着我的展示将在3月20日举行的字样。所以很难想象其工作人员会搞错录像带的日期，特别是这盘带子里面，中心主管的整段开场白因为“设备故障”还被删除了，而主管克兰伯格博士等人非常重视这个展示会，甚至通过闭路电视系统进行了现场直播。
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证据与事实一致”。录像带的底本由于某些原因，被送往别处进行后期剪辑，而且处理它的人，是并不熟悉“霍格兰德NASA刘易斯中心赛多尼亚研究展示会”日期的NASA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剪辑”过的带子开头出现的缩写是“LRC”，“LRC”是什么意思？只有资深的NASA人士才明白，“LRC”指的是“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
这也许就是事实真相。
当我特地询问伯格斯特姆此事的时候，她听了非常生气，并且告诉我，刘易斯中心制作的音像制品都应该全部标记上“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的字样，这才是“正常”状态，因此我的展示录像带也应如此，而且她也指示过制作者。
通过ABC电视台没有及时收到录像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带子实际上是被送到了别的地方——也许是华盛顿，那儿的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删除约翰·克兰伯格的整段“令人尴尬”的开场白。
被删的内容，也包括了中心主管承认我们的研究促使布什总统决定“未来重返火星”的那一段。
NASA认为，只有删掉上述不当内容，才能将带子寄给ABC，而且寄的是“家庭观看”版，以便进一步确保这盘带子不会给ABC带来任何“新闻价值”。
以上是唯一合理的推测。
幸运的是，NASA刘易斯中心的人并不知道，我们在展示会的当天下午，请人到现场用录音机录下了整个过程——恰好把约翰·克兰伯格的“怪异”开场白永久保留了下来。
“火星纪念碑”第一次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有了直接关联！
读者还记得刘易斯展示会前一天晚上，由邦杜兰特精心准备的“NASA正式采访”吧？
围绕展示会录影问题发生的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件，其中的所谓政治重要性与后来邦杜兰特打算将《霍格兰德的火星》拿到PBS电视节目中播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1990年12月13日，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拍摄的这部极不寻常的影片制作，被华盛顿NASA总部的直接命令叫停。该项目历时九个多月，而且被NASA纳入正式计划，准备于1991年1月6日通过卫星在美国各大电视台播放。
然而，1990年12月13日，NASA华盛顿总部教育事务分部主管罗伯特·布朗博士下令，所有工作全部停止。
除了介绍我们的工作，从内容上看，邦杜兰特制作的这部30分钟的片子《霍格兰德的火星》还概括了一下其他人多年来对火星问题的研究。需要提到的是，我已经被两个不同的NASA中心邀请过至少3次，到他们那里宣传我们在赛多尼亚地区发现的“智慧生物假说”的证据。
但是，NASA总部在听取了8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决定不让美国民众看到这部由NASA“官方”制作的仅有30分钟的电视节目——其中包含支持“智慧生物假说”的重要证据。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不行？
如果火星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研究的只是一些“光与影造成的假象”，为什么连一部探讨它的电视短片都要禁止，而且这部片子还是在NASA的全权控制下制作的？
为什么要对由一位在NASA工作了30年的教育家制作的一部科学研究性质节目，进行行政干预？
在媒体反响方面，为什么宁愿引来各种猜测，也要遮掩事实——如果“火星人”只是“纯粹的无稽之谈”的话？
另一方面，假如“火星人”并非无稽之谈……
就在公众与媒体因NASA刘易斯中心的电视节目取消的不满爆发期间，NASA总部布朗博士的办公室中，负责接电话的秘书毫无防备地对记者承认，在头几天里，他们就接到了“数千个愤怒的电话……来自美国各地”，都是关于节目突然取消一事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每星期五都要参加恰克·哈德尔的一档叫作“为了人民”的全国广播节目，星期六则要参加ABC纽约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在这两个节目中宣布NASA取消了电视短片《霍格兰德的火星》的播出，公众对此的反应是极为愤怒，几乎不可控制——显然，有数千个电话立刻打到了NASA的华盛顿总部。
这些电话完全影响到了其他来电的接入。为了应付它们，时任NASA华盛顿教育办公室副主管的弗兰克·欧文不得不用公事公办的口气搪塞：
霍格兰德打算利用（NASA-刘易斯中心的）电视节目销售他的书，我们必须调查此事。
私下里，他对同事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番话（这位同事立刻转告了我们）：
（负责“海盗号”项目、保管原始的“海盗号”照片的）行星科学家们发现刘易斯中心打算播放霍格兰德的节目后非常生气，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让这件事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他们的意见对这里（NASA总部）的影响很大。
那么，为什么NASA的某个中心的一些行星科学家，现在有权否决另一个独立的NASA中心的既定计划、有权决定美国人民是否可以知道一项完全独立，并由私人募集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的真相呢？
这一小部分喷气推进实验室科学家——他们对赛多尼亚地区的研究工作没有应有的丝毫贡献——是否认为，他们仍然有权把持15年前“海盗号”任务的资料……甚至可以左右科学真相本身呢？
或者说，因为他们是为美国政府、特别是为NASA工作的，就可以自视为“太阳系的主人”吗？！
考虑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美国政府对赛多尼亚地区研究成果的审查和控制，我们决定还击。
我们联系上一位曾经获得艾美奖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然后在30天时间里，用手中的NASA刘易斯中心展示会的母带制作了我们自己的《霍格兰德的火星》节目！
这部影片并非邦杜兰特的那段30分钟的“限制版”，而是长达83分钟的未删减过的版本，包括1990年3月20日，我在克利夫兰NASA刘易斯中心为四千多位NASA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进行研究成果展示的现场录像。我们只不过是加入了一些新的信息和色彩处理，还有一幅壮观的“火星脸”和“金字塔”的三维计算机“俯瞰图”而已。
NASA虽然取消了邦杜兰特的“官方”节目，但事情的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数千份《霍格兰德的火星：NASA-赛多尼亚研究报告-第一部》商业版已经在全美国和全世界发售，甚至还在公共电视上播出过——PBS电视台阿拉斯加安特律治分部曾经直接联系我们，希望播出两次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英国、法国、日本、非洲、南美洲甚至中欧也售出了难以计数的录像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也播出过我们的节目。
购买了家庭观看版录像带的人们通常都会叫上朋友、亲戚甚至不认识的人一起观看，让大家都知道NASA对“火星纪念碑”知道些什么（而且他们显然不希望你们知道）。
虽然公众的参与很活跃，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赛多尼亚研究工作遇到了一定阻力：NASA不断地加大审查和掩盖力度，实际上是对媒体甚至国会说谎。
NASA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自己曾对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及其前主席作出的关于赛多尼亚研究的正式承诺。
除了一些NASA行星科学家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之外，有些人的“特殊利益”似乎也受到了损害，因此他们不仅企图阻止公众谈论该话题，也不愿意我们8年来的火星研究成果最终得到验证。
那么，既然“火星人”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
NASA取消《霍格兰德的火星》的播出，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破解了赛多尼亚地区的密码。
难道“赛多尼亚信息”的确存在？
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次胜利。过去的8年中我们遇到过各种技术、资金和政治阻碍，包括NASA的各种阻挠和怪异反应。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诚恳地宣布自己“破译”了赛多尼亚废墟存在意义的“密码”。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这将是一个惊人的秘密。
通过这个秘密，我们或许可以了解物质、时间和能量是如何组合成为世间万物的，从恒星到行星，从原子到生物系统……到智慧生命。
或许“有人”在不违反银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帮助“另一些人”，在另一颗行星的表面留下了这些信息。
如果成功地破译了这样一条信息，我们将会怎么做？作为一个社会，一颗“发展进步”中的星球，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1990年9月，我们曾第二次受邀，在NASA刘易斯中心进行详细报告。我们相信，这一非同寻常而且可以证实的发现，蕴含着宇宙最基本的建设性能量。我们可以利用它，它也是赛多尼亚“建筑群”的主要建造目的之一：
通过在火星这样环境恶劣的行星上建造一个真实的社群，来展示如何利用这些能量与信息，改变生存的模式！
“信息”是留给我们的，火星建筑群就像古埃及的神庙等地球上的神圣古代建筑一样，含有“神圣”的几何学“信息”，以建筑的形式表达建筑者对宇宙秩序的了解。
但是，现在看来，这些“神圣的建筑象征”，应该远不只是像地球建筑那样的诗化隐喻。
“赛多尼亚地物”是宇宙基本物理学的建筑体现，是最具有原型意义的“通用建筑形式”。
因为我们在1987年就已经初步确认，地球与火星的联系是存在的，而通过研究也发现“赛多尼亚信息”的各种实例——
这些信息最初是在太阳系的其他地点进行编码的……也包括我们的地球！
我们相信，“火星人”设置赛多尼亚建筑群及其内部联系的几何编码的主要目的是：
帮助首先破译它们的人，从全新的物理角度理解宇宙，理解智慧生物和宇宙的“终极”关系。
目前看来，从多个层面解读编码的关键，应该是研究球体的内接正四面体的几何与测地属性，这些特性在赛多尼亚地物的内部几何结构、角度、数学常数以及三角函数关系之中重复出现。
用一个简单的四面体便可以完全概括上述关系，它们是这个几何结构所真正代表的意义的体现。
所谓的“球内接正四面体”，是指一个有4个面、4个顶角的金字塔，即最简单的“柏拉图立体”，它的外面被一个球体包围。如果你把一个正四面体放到一个旋转的球体中，使它的一个顶点与球体旋转轴的北极或者南极重合，其他3个顶点就会位于南纬或北纬19.5度线上，它们之间的球面距离相等，弧度都是120度，加起来恰好是一个360度的圆，这个圆便是该球体的19.5度纬度圈（见图12）。
赛多尼亚地区频繁出现的一些几何线索显然说明，这个“球内接正四面体结构”与基本的行星物理学存在联系。大卫·迈尔斯最早提出，经过测量，“火星脸”的“眼泪”位置与D&M金字塔的楔形表面之间的距离恰好是火星直径的1/360！
而且，这条线穿过金字塔内部的一个36度的角。
这些细节让我们相信，无论谁利用360度几何关系建造了赛多尼亚建筑群，他们极有可能打算让我们通过这些构造获得知识。
以上便是我们的基本发现——赛多尼亚的地物构造与布局完全可以用360度的几何关系来解读，它就像我们在幼儿园学到的基本课程，“赛多尼亚建筑者”通过不断地重复来促使我们意识到这些关系的重要性。
另有证据表明，“火星脸”/金字塔以及城市/“火星脸”在火星表面的距离恰好等于19.5弧分①。如上文所述，19.5这个数字在360度球体的内部几何关系中相当重要。
它恰好是“球内接正四面体”的三个顶点所在的纬度。
赛多尼亚地区就像传授“初级宇宙奥秘”的“幼儿园”，似乎在暗示我们“把一个球内接正四面体放进行星这个球体之中，例如火星”。火星上最大的典型地貌是奥林匹斯盾形火山，它正好位于北纬19.5度，如果将该火山作为正四面体的一个顶点，我们发现，另一个顶点恰好在赛多尼亚地区的位置，该地区与奥林匹斯火山的距离是19.5度纬度圈的三分之一，坐落在火山东面。
当然，一切可能只是巧合。
以上便是“第一课”的全部内容。接着，我们注意到，太阳系中几乎所有的主要“地质物理扰动现象”——从地球上最大的火山到金星上阿尔法区和贝塔区的两个大型活火山群、从木星大红斑到最近发现的海王星大暗斑——几乎都出现在行星的北纬或南纬19.5度线周围！
甚至连太阳似乎也遵循“内切正四面体”规律，在太阳的11年黑子爆发周期中，太阳黑子活动最剧烈的位置也在太阳南北纬19.5度附近！
那么，是否液态的旋转球体（例如木星）、固态的有核行星（如火星和地球）以及高温旋转的气态行星（如太阳）都受到“19.5度规律”的支配呢？这一“全新的物理定律”是否控制着天体内部的能量运动，是否控制着能量的产生？
赛多尼亚地物的建造目的，是否正是为了促使我们提出此类问题？！
斯坦·特南在他长达21年的独立研究中发现，古代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过“正四面体的隐喻”，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手稿、希伯来古卷、古希腊文献等等。我们不禁要问：“球体的内接正四面体为什么对古代人来说如此重要？”
以上事实，与赛多尼亚信息中暗示的“正四面体模式”，又有何种联系？
除了特南及其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我们还发现许多主题有关“数学拓扑”的现代论文，它们可能是研究上述实例中内在联系的关键，理由如下。
一百多年来，一大批“地球人”学者已经用数字创造出各种抽象的理论世界，就像我们在赛多尼亚发现的“编码”那样，是纯数学的“拓扑”世界，充斥着各式理论模型、复杂的计算和拓扑学与几何学关系。这在我们熟悉的三维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它们是更高维度——俗称“n度空间”——的数学建模。
当把三维的球体投射到二维空间（例如球在墙上形成影子）时，只能把它视作球体的二维横断面——圆，因此，当“高维度”物体“旋转”或者从“高维度空间”投射回来的时候，只能在三维空间形成它们的真实、高维形态的影子。
根据以上逻辑，拓扑学家构建了一些精细的三维几何物体，它们是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物体在“n度空间的延伸”投射回三维空间形成的“影子”，如“超球体”“超立方体”“超正四面体”等等。
“赛多尼亚信息”提出的数学谜题的终极解答，隐藏在“纯数学”的奥妙世界中！
根据这些拓扑学论文和特南对球内接正四面体的物理建模，结合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神圣文献”的记载，我们通过高维度几何关系的数学建模发现，在一个旋转的物理参照系（例如一颗行星上）中，内接的“超正四面体”恰好在球体的南纬和/或北纬19.5度处旋转！
太阳系中可见的（或者潜在的）“旋转”活动都出现在特定的纬度，这些“内部漩涡动能”反过来在木星、海王星、太阳上面形成斑点，而且间接地在固态的“卫星”和行星上引起了火山爆发……
根据“高维度数学拓扑”，还可以预测大气的特征。人们发现，在行星的“超球体形式”的旋转轴附近，存在一种精确的六边形模式，它是两个互相重叠、旋转的四度空间“超正四面体”在“流体工作介质”中的三度空间投射。
就像20世纪80年代，“旅行者号”无人探测器在土星的旋转轴北极发现的“六边形云”（见图14），土星是太阳系中最理想化的液态旋转行星！
但是，还有一点。
这些巨大的、快速旋转的外太阳系液态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还具有另一项重要特征，它完全符合“超维度规律”：
这些行星辐射到宇宙中的能量，比它们从太阳那里吸收到的还要多。例如，海王星辐射出去的能量就是它吸收太阳能量的几乎3倍！
以上现象是否又是行星与高维度空间紧密联系的重要表现之一？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现象或许与“高维度属性”有关时，我们难以置信地自问，是否有可能，“赛多尼亚信息”的创造者希望为“未来访问火星的人”记录和保留一些重要的“n度空间物理学定律”？
这些高维空间定律或许就是行星内部释放出过多能量的原因，也是天体南北纬19.5度存在大规模旋转动能——来自高维度空间的能量外涌、天体旋转轴极端的六边形云等等太阳系以及外星系现象的原因？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些神奇现象都可以用高维空间定律来解释！
除了特南的惊人发现，及其后来对隐藏在地球古代神圣文献中的“正四面体信息”的解码——这些文献中的古代字体的几何形状，似乎代表着上文所说的正四面体在高维空间中的拓扑投射（影子），其他研究者发现，在古代神圣建筑和测地学理论中，也存在同样的几何模式。在许多考古遗迹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编码。
考古学家H.哈列斯顿在1974年的国际美洲研究会上公布了一篇论文，主题是特奥蒂瓦坎①的神圣考古建筑群，该建筑群位于墨西哥城东北，距离古埃及四分之一个地球那么远。
哈列斯顿震惊地发现，这座古代墨西哥建筑群中不仅包含“e”和“π”常数，而且还出现了球内接正四面体常数——19.5度。特奥蒂瓦坎建筑群的两座主要金字塔之一、著名的“月亮金字塔”的第四层的石头便组成了这个角度。建筑群中的许多精心堆砌的测量标记也多次组合出这个角度。
如果以上还不够惊人，那么，哈列斯顿在另一座梯级金字塔“太阳金字塔”上面发现，它的第四层的坡度是19.69度——特奥蒂瓦坎的测地纬度恰好也是19.69度！
哈列斯顿在特奥蒂瓦坎发现的“测地信息”竟然与我们最近发现的赛多尼亚密码吻合。
特奥蒂瓦坎的信息为我们理解时空的关系指出一条全新的途径，它通往宇宙中的新能量源泉，它所涉及的领域尚未得到现代科学的界定。特奥蒂瓦坎传达的基本信息是，从微观级别的原子到宏观级别的星系，物质宇宙是由正四面体组成的，人类位于中间级别……
哈列斯顿得出上述结论的几十年后，“海盗号”才离开地球，飞往火星。
显然，无论是谁建造的特奥蒂瓦坎建筑群，他们不仅知晓和理解“球内接正四面体”的几何规律，即“赛多尼亚密码”，而且还知道，并记录下了特奥蒂瓦坎在地球这颗“球形实体”表面的位置。
但是，这怎么可能？它们是由所谓的“石器时代原始文明”建造的，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并不掌握先进的数学知识！
这个基本问题必须得到主流考古学家的回答，而且，当一些研究者也在其他地方发现相关的“测地信息和数学常数”时，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得到回答。
这个“其他地方”甚至都不在地球上，而是位于另一个星球！
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一些同样惊人的考古发现。
卡尔·蒙克通过10年的独立研究，发现地球上存在十几处“赛多尼亚几何模式”。蒙克在古建筑中发现了一种重复的几何模式，如英国、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等等。一开始，蒙克将其工作命名为“全球网格的重新发现”。
回到英国，蒙克发现“巨石圈”的内层布局完全是按照“正四面体”的模式来设置的，而且多有重复。著名的巨石圈东北侧通道与正北方的夹角是49.6度——恰好是“赛多尼亚密码”中的另一个关键角度（见图15）。
这个角度不仅是“正四面体”模式的关键参数之一，而且D&M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也重复表现该角度两次！
这个角度几乎存在于地球上所有著名的古代建筑物中，促使我们再次提出“谁建造的”“什么时候”“为什么”的一系列疑问。
蒙克过去曾发现巨石圈、大金字塔的测地纬度和地理纬度以及它们的内部结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完全不同的内在联系，因此，他断定这些古代建筑群中一定存在某种古代的世界性的测地知识，充分暗示着地球上曾经存在某种高度复杂、统一、古老的世界性文化。
1991年，蒙克和迈尔斯开始合作研究测地学，他们发现，蒙克的“古代全球网格”不仅全部与“正四面体模式”密切相关，而且，它们重复表现的一系列特定角度也都出现在了我们破译的“火星纪念碑”密码中。
下面多举几个有关这一“跨行星谜题”的例子。
1991年底，自称“拙劣的埃及古物学家”的约翰·安东尼·韦斯特，在其地质学界同事的帮助下，在1991年的美国地质协会年会上公布了一篇杰出的论文。论文的标题是：
重新确定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年代
埃及古物学家的传统观点认为，狮身人面像——240英尺长的“半人半狮雕塑”，趴伏在大金字塔100码开外的地方——是大约4500年以前雕刻在吉萨高原的石灰岩上的，属于埃及古王国时代的第四王朝时期。若是这样，它与吉萨高原第二大金字塔就是同时建造的，据说当时的法老切夫伦下令将狮身人面像按照自己的面容雕刻。
反对上述传统看法的人指出，这个故事有许多矛盾之处。首先，狮身人面像的面孔并不像切夫伦，而且，它的地质年龄也根本不属于那个时代。
最有代表性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便是约翰·韦斯特。在研究一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古埃及哲学与宇宙学的书籍时，韦斯特读到另一位学者的话：“狮身人面像上面有多处水蚀的痕迹……”韦斯特立刻想到一个明显的问题：
“在沙漠里？！”
韦斯特的怀疑是有实在的理论依据的：
要在狮身人面像上形成多处水蚀痕迹，过去的撒哈拉地区必须不是沙漠。有据可查的古埃及气候学资料显示，撒哈拉沙漠形成于7000到10,000年前，自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便是黄沙万里，这意味着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和水蚀痕迹的形成必须在此之前！
如果狮身人面像上的侵蚀痕迹——1）从地质方面判断，形成于吉萨高原存在大面积降雨的时代；2）可以通过地质技术独立确定那个时代的具体日期是在切夫伦所在的“古王国时代”之前——那么，它当然就不是4500年前埃及法老切夫伦下令建造的。
1991年，韦斯特组建的“狮身人面像研究团队”推出了上述两条假设，他们得出非常重要的颠覆传统的结论：
根据一系列的论证推理……我们可以估测，狮身人面像可能是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建造的，这可能只是保守估计，从侵蚀痕迹呈现非线性状态的情况来看……狮身人面像也有可能建造于更早的9000多年前……
私下里，韦斯特团队的地质学家们甚至怀疑，这座了不起的古埃及雕像的历史还要久远。因为，他们不仅从狮身人面像本身发现了水蚀痕迹，而且在狮身人面像四周的“排水沟”内壁和底面上也有发现。在距离狮身人面像100码左右的斯芬克斯神庙中，也能看到深重的水蚀痕迹。人们一直认为，建造神庙的石灰岩是挖掘狮身人面像周围的排水沟时顺便开采的。
肖赫与多贝克吉指出，排水沟中的严重水蚀痕迹达到12英尺深，清晰可见，而这在吉萨高原其他的石灰岩建筑中是看不到的……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约翰·韦斯特认为：
如果狮身人面像建于埃及王国时代之前，则此事具有重大的考古学意义。简言之，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确定先进文明出现的时间……
著名的主流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文明的故事》一书中评论上述观点：
人们往往长篇累牍地阐释历史，用以遮掩我们对远古人类的无知……原始文明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也许是冰川时代结束时，人类的领导地位上升、高层次文明退化的结果。
就在我们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期间，卡罗图通过三维重建技术，把磁带上的一些数据转化成了一幅黑白影像。查看这幅图像时，我们确定了一年前的一个怀疑。
“火星脸”不仅莫名其妙地表现了地球人的面部的形象，而且它的其中一半还酷似猫科动物的脸——特别像“万兽之王”：狮子。
“海盗号”火星脸照片，以及经过特殊的计算机处理（本地对比度拉伸以及镜像）之后的火星脸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