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球上竟然出现了地道的人类面孔形象，这颠覆了目前所有进化理论的基础。如果我们是“一百万种随机因素在地球环境中排列组合生成的独特产物”，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此时此地之外的任何时间或地点（或星球）都不可能具备所有这些因素，无法创造出我们人类这种拥有觉知能力的生物。
然而，“火星脸”就摆在火星上……如果它是人造的，并非外星岩石在地质和气象作用下形成的巧合图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它的存在，同时还要将“殖民假说”和现代科学理论与之联系？
我根据所有已知事实提出的最简单的假设，也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
火星遗迹在某种程度上，与地球有着直接的联系。
然而，仅是承认上述假说的可能性，就要求我们跨过一条“魔力线”——即目前的科学体系中，真实的研究与科学的“无人区”之间的分界线。因此，主张外星文明与地球甚至人类有关，似乎是对现代科学的“无礼冒犯”。
然而，如果我们系统地排除其他所有对火星“纪念碑”的合理解释，则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诚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奥卡姆剃刀理论的驱使，力求找出一条能够解释“火星上的人脸”悖论的唯一合理假说。
是否其前提需要假设“火星脸”——我们心目中的人造物——代表着火星与地球的特殊联系？
1959年，主流科学界曾经严肃地——不，是热切地——探讨过以上问题。什克洛夫斯基在《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一书中引用了苏联人种学家M.M.阿格雷斯特的论点，阿格雷斯特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探究过“外星人访问过地球的可能性……也许《圣经》中描述的许多事件实际上是外星宇航员造访地球”。
1966年，什克洛夫斯基的合作伙伴萨根针对该问题形成了自己的大胆想法，在什克洛夫斯基引用的阿格雷斯特原话后面，萨根写道：
“几年前，我读到一个传说，（与《圣经》故事相比）它更符合我们对外星人访问地球情景的想象，说它有趣，是因为它与苏美尔文明的起源有关……”
然后，萨根引用了三段各自独立但又可互为参照的材料，它们围绕着“一段传说，声称人类在波斯湾地区曾与某个拥有强大力量的非人类文明接触……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展开叙述。
萨根的传说引自三位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阿比德斯和阿波罗多罗斯的著作，它们描述了居住在波斯湾地区的人与“生物”接触的故事，萨根称那种生物为“阿普卡尔”。根据萨根的说法，奥涅斯及其同类来到地球，将基本的文明要素传授给人类，例如法律和建筑学等等！
以上故事的原作者是马尔杜克神的祭司，名叫“贝罗苏斯”，他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巴比伦。贝罗苏斯想写一部关于自己文化的历史书，包括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他的依据是巴比伦、阿卡迪亚和苏美尔等一系列古老文明流传下来的，刻有古代楔形文字的泥板和图画资料。
贝罗苏斯写作的几千年前，这些文明先后在波斯湾地区盛极一时。苏美尔文明出现得最为突然，它是唯一一个突然出现的文明。
苏美尔文明的成就可谓是前无古人。苏美尔人创办了第一家公共学校、第一座大型公共建设工程、第一批网格构造的城市……不胜枚举。对考古学家而言，这段历史让他们感到既尴尬又神秘。世界上最杰出的苏美尔研究专家之一萨缪尔·诺亚·克兰默博士也许对苏美尔人给出了最高的一句评价，它后来成为克兰默的经典著作的标题：
“历史始于苏美尔。”
1966年萨根是如何评价这一切的呢？
这些圆柱形印章（贝罗苏斯根据它们描绘了本族的一部分历史）也许是古人对有时复杂、有时恶劣的环境的下意识理解与描述。阿普卡尔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巴比伦人或者贝罗苏斯编造的。苏美尔社会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或许有过一定的发展。无论如何，仅靠文献资料是无法充分证明外星文明曾与人类接触的。不过，像奥涅斯之类的传说故事可以代表地球最早的文明，值得进行更多的严肃研究，与外星文明接触的描述或许可以另作他解。
以上这种关于外星文明的思考既具有合理怀疑，但又具有开放坦率的科学精神。
但某一研究课题或者数据变得过于敏感而成为理性讨论的禁忌话题，这不是科学史上的第一次。
托马斯·库恩认为，阻碍人们接受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主要障碍“不是物种的变化，也不是人由猿进化而来。几十年来人类进化的证据层出不穷，生物进化的观点也广为流行”。“自然选择的观点植根于有机体的生存竞争，达尔文理论最令人为难和困扰的部分就是将人列为高等动物。如果人这个物种并没有特殊性（不是上帝唯一选中的），那么所谓的进化、发展和进步还有什么意义？对许多人而言，这些概念看上去都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直接忽略“‘火星脸’与地球有关”的假设，科学家就不得不寻找其他解释……
包括对“完全不同环境的类似进化结果”的准科学/准神话解释，如鲁伯特·谢尔德雷克的主张。
近年来，英国生物学家谢尔德雷克提出“基因形态场”的概念，即宇宙结构中广泛存在一种非实体的“模板”，它能通过非物质方式引导进化，包括形态从变异到非变异的反馈，体现出宇宙万物保持成功进化形式的固有倾向，尽管各种物态的体现之间并不存在实体联系。
谢尔德雷克的初步实验目的是测试该理论的一个必然推论——有机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已知的通信系统之外传递其行为。例如，接受过特定迷宫训练的动物显然能够将自己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对照组，而其所在的实验组与对照组是完全隔离的！
如果这种传递是可能的，则它显然超越了西方人的空间与时间的概念。火星上出现人脸这种“错位”也许只是没有实质联系参与之下的行为传递。火星人（或者火星殖民者）可能在不知道人类存在的前提下创造了我们形象的复制品，也许只是凭空捏造！
然而，谢尔德雷克的理论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火星脸”的存在。尽管有标准理论“基因编码”和“DNA控制遗传进程”的限制，谢尔德雷克还是试图把胚胎学视为基因形态场理论的附加效应：生物的形态即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也能拥有同样的“习惯模式”，从而进化出同样的基本形态……
两颗完全不同的行星上，也许能独立进化出类似的两种人类！
让我详细说明一下：我在这里提到谢尔德雷克的原因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如果一直拒绝考虑“其他行星与地球的直接联系是‘火星脸’存在的原因”这一可能性，则势必要彻底改变目前类地生物学，或者火星进化理论的概念。
换言之，要对“火星脸”的存在给出彻底的解释，与其他假设相比，行星间的实质联系等设想最后也许更易为人理解并最终接受。
后来格罗辛格这样概括我们的讨论结果：
如果其他行星也能进化出人类，那么自然界一定存在一些基本的类人架构，像卡尔·荣格的心理原型那样。实际上，它更像某种生物或天体物理学原型，是宇宙物种进化的核心，包括基本的原子形态到生物形态和心理形态的转化，它是一套被本世纪理论界完全忽略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假设地球上的人类与火星上的人类是一体的两面，那么宇宙中可能存在某种固有的“类人化”力量（这是与科学的无神论基础相悖的），地球与火星上的人类又或许全部起源自太阳系之外。如是前者，我们很有可能将宇宙精神化，如是后者，则无形中支持了所谓的古代宇航员理论。
如果我们将谢尔德雷克的观点暂时放到一边，同时排除人类在远古时代的一场破坏了地球上所有文明的大灾难前，曾经访问火星的极端设想，则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人类肇始之初，我们就与其他星系的生物之间存在一种宇宙联系，从而在各自生活的世界中留下类似的印迹。
诚然，以上假说令人震惊，尽管它不会提出影响生物学核心理念的“原型”概念，但却挑战了我们所知的全部历史，不仅包括西方或东方的历史，还有整个地球和太阳系的历史。事关我们的历史性起源问题，甚至还包括我们的命运！
如果读者从上述文字中嗅出了冯·丹尼肯的味道，是的，我们是在冒险推测。如果不推出貌似丹尼肯的观点的假说，我便无法解释“埃及金字塔与火星金字塔”为什么如此相似。他的幻想是如此强大，我的设想一经产生便会落入其思想的窠臼，我的“埃及-火星”假说立刻变得更像丹尼肯的原著，因为他的主张完全俘虏了我们一整代人的想象力……
一句话，我们无法绕开冯·丹尼肯。
让我们先看看能否在埃及找到宇宙之谜的蛛丝马迹——古埃及遗迹与赛多尼亚的联系。应当承认，赛多尼亚地区的历史非常久远乃至模糊，而古埃及遗迹已成废墟，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仅剩残垣断壁。
请注意，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古埃及金字塔和赛多尼亚地区废弃的金字塔具有古怪的相似性，它们几乎在叫嚣着表现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联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无论火星上发生过什么，赛多尼亚的遗迹已经在沙尘中掩埋了50万年。
而古埃及在尼罗河畔营造的辉煌文明则是后来的事情。
这两个文明不可能有接触的机会……它们之间的历史距离就像我们现代人距离古埃及时代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