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出现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可以切实做点儿什么，也许真的能让两个国家联手探索火星。

我在桑塔芭芭拉的朋友简·诺贝尔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的朋友：制片人大卫·伍尔孔波。7月下旬，伍尔孔波恰好要来旧金山，他想顺便到位于东湾的我家拜访，看看火星的照片。

巧的是，他过几天要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一个名叫“空间之桥”的项目——使用一颗双向卫星，在美国与苏联的一些城市播放电视节目。

看完照片后，我们谈了几个小时，我拿出弗拉基米尔·埃文斯基的论文给戴维看，然后问他：“你明天能带几张照片和我的论文到苏联去吗？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弗拉基米尔·埃文斯基，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他？我想让他知道我们两人的想法非常接近，而他手中甚至可能还没有海盗号的真实照片。”

伍尔孔波一口答应，我小心地把最后两张火星之城与“火星脸”放大照片的其中一张卷起来。如果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开启美苏之间关于火星异常地物的对话，这样做完全值得。

伍尔孔波非常热心，他希望在与苏联谈判时提到我们的事情，并且放在“空间之桥”节目中播出。劳滕贝格与我都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情况将在美国与苏联的电视栏目中播出，而在基本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在电视上谈论“火星纪念碑”，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还觉得，这样做也会破坏两国的合作前景。

最后伍尔孔波只好同意在“火星脸”的问题上保持低调，只帮我把东西转交给埃文斯基。

几周过去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埃文斯基的回信，劳滕贝格和我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根据“非正式外交”原则，这很正常，特别是对于苏联这种喜欢保持神秘的国家而言。

由于我与埃文斯基的联系方式非常不正式，所以我们想出一个正式的交流方式：给苏联的“NASA”（属于他们的国家科学院管辖）负责人发一封项目建议书，并且附上一封信。幸运的是，我们的新项目助理吉姆·希克曼恰好也要去莫斯科——他在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学院负责苏联交换生项目。希克曼是非正式外交的先行官，他主动提出把我们的信件转交给主管此事的苏联有关部门。

这次行动并非两名独立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而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致苏联国家科学院的建议。苏联人对独立研究者的看法与西方国家很是不同，他们认为，无论所谓的“独立研究者”如何表现，他们最终代表的都是美国政府。而他们迟迟不作出回答的原因，也许是搞不清自己回应的人是谁、对方是想要恶作剧还是代表来自政府的诚挚邀请。我们希望，以加州大学的官方名义与苏联沟通，能促使他们作出回应。

1985年1月，争取苏联合作的机会再次出现。

我从伯克利前往纽约，再到北卡罗来纳（趁着圣诞假期与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然后去华盛顿，再到纽约，再回华盛顿。这趟“曲折之旅”的目的却很简单：继续为研究募集资金。

而且，我还听说1月12日在国家科学院有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主办方包括卡尔·萨根的行星协会。会议主题是“太空武器：太空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人们还给它起了个绰号——“星球大战会议”。与会者基本分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大阵营，讨论就在他们之间展开，苏联国家科学院宇宙研究学院的院长罗尔德·萨捷耶夫还将发表预测未来美苏太空合作局面的谈话。

对我来说这是个理想的场合，因为可以与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见面——特别是萨捷耶夫，并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火星项目。

观摩了上午的辩论会，我吃惊地发现，“星球大战”的争论与火星计划的本质问题“赛多尼亚的异常地物是智慧生物建造的吗？”之间存在有趣的相似之处。

“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对者熟练地引用了各种数据，来证明该计划是无法成功截获苏联导弹的。而且，与其说它能把导弹打下来，不如说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导弹发射出去。这简直是在浪费美国国防资金。

而该计划的支持者也熟练地引用了同样的数据，勾画出一副理想得多的图景。所谓的“多层防御”和“助推段锁定目标”可以有效地阻止任何入侵——敌人的导弹刚一发射就会被制止。

同样的数据，两个极端的不同解读。

午餐休息期间，我站在国家科学院的穹顶下面与几位朋友交谈，突然瞥见卡尔·萨根大步穿过科学院的圆形大厅。他很快看见了我，于是调整了一下前进方向，恰好从我们身边走过，随口问我：“你打算在这待上一段时间吗？”

我知道萨根的来意……不是为了讨论新太空防御计划的。

几个月前，《发现》杂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参议员斯帕克·松永曾经在国会召开听证会，讨论萨根提出的美苏合作火星探索项目的实现方式。劳滕贝格与经济学家大卫·韦伯曾在华盛顿和萨根、哈尔·马苏尔斯基以及路易斯·弗里德曼（行星协会的执行主管）见过面，他俩给萨根看了一些可能对火星探索有帮助的“海盗号”照片。

卡尔沉默地察看着劳滕贝格的放大照片（这是他数月前从我那里“借走”的），还时不时地给弗里德曼指点一下——说明这些照片引起了他的特别兴趣，弗里德曼却坚定地拒绝看它们，还说所谓的火星远古文明“完全是胡说八道”。

卡尔还研究了一下我们以加州大学名义提出的建议——引进新的图像处理技术，分析他刚才仔细看过的这些照片。

看完之后，萨根鼓励劳滕贝格和韦伯继续为加州大学的火星计划打好基础，但他也表示，一旦研究成果公布，如果把握不当，可能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引导作用。

有趣的是，他甚至把韦伯拉到一边，特意强调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他会“否认今天与你们见面的事……而且我也没有看过那些照片”。

现在，在国家科学院的穹顶下面，卡尔·萨根竟然主动和我——所有麻烦的焦点——说话。我们已经认识了15年，早在我们把“先驱者10号金属板”的主意告诉萨根之前，我们就认识，所以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意图。

“你是不是还对火星上的东西感兴趣？”这是他的开场白。

我们两人都靠在一根巨型大理石柱子上，一共有十二根这样的柱子支撑着科学院的穹顶，一些人故作镇定地看着我们，表情和动作却难掩好奇之意。

萨根是著名的公众人物，也是行星协会的主席，他的举动自然是人们注目的焦点，大家通过观察他的行为来猜测其想法。现在，萨根在科学院圆形大厅这么显眼的地方与一个“陌生人”讲话，毫无疑问会引起路过者的兴趣。

“是的，”我一边回答，一边担心周围人会“窃听”我们的谈话。

“你还打算写一本相关的书吗？”这是他下一个问题。

啊哈！此次“偶遇”的真实原因浮出水面了。

“是的。”我又说，意识到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我会写一本书，让全国的人都来关心火星上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萨根似乎有讨好的意思。他很了解所谓的科学出版物，其本人就曾获得普利策奖，他担心我的书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从而造成政治效应——而这正是我的打算。

火星异常地物的存在以及它们向现代科学提出的难解谜题——这些内容确实会吸引一大批读者。

“你知道吗，”萨根接着说，“有人委托我评价所有关于那些‘东西’的论文和资料……”

“是的。”看起来这个词是最合适的回答，我只好第三次重复一遍。我回想起萨根对约翰·布兰登堡的独立研究小组论文的评论——论文的对和错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作者没有资格参加讨论。

“我相信你已经看过我写的这方面的论文了，”我提醒他，想起他看到我对伊利森金字塔的评论时的表现，“它就在‘加州大学建议’的附件里。”

“是的，”他抗议道，“但是论文里没有插图和示意图。”

“对，”我说，“我们做出插图之前，论文已经装订好了，如果你想要，等我回到加利福尼亚，我可以给你寄一份带插图的论文。”

这场条件交换似的对话，让我觉得非常惬意。

卡尔·萨根——寻找地外智慧生物领域的权威领袖——与一位可能找到地外文明证据的人正在互相刺探对方的动机，都试图了解一个关键问题：火星上曾经存在生物的证据是不是真的藏在“海盗号”照片里？我注视着大厅穹顶上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堂之火”与“阿波罗驾驭太阳车穿过天空”壁画，它们表现的是源自希腊神话的西方文明精髓，代表一个文明的起源，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我和卡尔·萨根靠着的柱子所支撑的穹顶，似乎是人类哲学的隐喻，与我们研究与探寻的内容息息相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我带着强调的语气表示：“我希望完成这些数据的研究，我希望彻底弄明白这一切。我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在火星上！”

卡尔·萨根好笑地看我一眼，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

“好吧，”他最后说，“我猜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下在文献上发表的论文。”

所谓的“文献”当然是讨论科学问题的传统阵地——正规科学期刊。萨根既然这么说，就是承认火星问题确有讨论的必要性。这是我们招募他加入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萨根确实担心我们的研究会产生一定的公众影响，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其他方面我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下午的重点是，我将会见苏联国家科学院宇宙研究院院长罗尔德·萨捷耶夫博士。

我决定等到会议结束再找到萨捷耶夫，邀请他与美国合作进行火星研究。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以我的能力还远不能引起萨捷耶夫的重视，还有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萨捷耶夫究竟是谁。

在会场中等待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主席台，正和几个与会者交流，并回答听众的提问。我想，在我正式邀请他参加火星研究之前，也许这就是他与美国进行合作“研究”的主要方式。

萨捷耶夫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看法并不出人意料：他认为，人类应该和平地探索宇宙，而美国总统提出的这一计划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将会影响到未来的美苏合作。

虽然他与苏联官方腔调保持一致，表示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是为了“太空军事化”，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感是发自内心的。萨捷耶夫显然认为，美国的新太空防御计划将在技术上与防御战略上彻底败北。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从他的专业观点来看这一计划也将对未来的行星探索产生重大影响：它会使美苏两国把本该属于行星探索的资源都用于太空军备竞赛。

意想不到的是，他重复提到“将要在火星上发现的奇迹”，也许是暗示美国与苏联联合探索火星——如果美国提前部署“星球大战计划”的话。我发现，萨捷耶夫对星球大战的反对是基于他个人的观念与科学方面的考虑。他惧怕的是，如果防御计划失败，即使一场小规模的核战争也会导致“核冬天”的到来。

换言之，他看起来是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致力于探索宇宙的奥秘，而不仅仅是个政客。我希望他对赛多尼亚地区的神秘地物研究持欢迎态度，支持相关的合作研究。

会议主办方开始设宴招待与会者和新闻媒体，我认为这是向萨捷耶夫介绍我自己的好机会。

科学院的圆形大厅再次热闹起来，觥筹交错间，我终于和萨捷耶夫见面了。他旁边站着一群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怀疑其中几个一定是克格勃——面无表情，在一旁暗中监视人们的谈话），尽管如此，我还是迎上前去。

“萨捷耶夫博士，”我说，“我名叫迪克·霍格兰德，我这里有——”我拿出加州大学建议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份项目计划书，里面列举了我们发现的火星上的一些奇怪现象，还有一份愿意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单……”

“是的，”萨捷耶夫回答，我甚至还没说完，“我看过这份文件。”

这说明吉姆·希克曼的“信使任务”成功了！

“好的，如果你看过的话，”我继续说，尽量表现得冷静克制，“你已经知道它的内容了。我想正式邀请你参加这个重要的研究，如果火星地物确实如我们中的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的合作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也对我们两个国家的未来关系有利。”

这时，所谓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开始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再加上萨捷耶夫的反应，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还没确定如何回应我们的邀请——这也是我们几个月都没收到回复的原因。不过，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建议书，而且受到我的当面邀请，至少这有利于开启接下来的协商阶段。

我郑重其事地把文件交给萨捷耶夫，他立刻把它交给其中一名“使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我得体地告退，顺便表示我诚挚希望他能“在研究我们的建议之后”答复我们的邀请，接着便向吧台走去。

这时，我发现了萨根，他显然从大厅另一边看到了我与萨捷耶夫见面的全过程，我很想知道他对此事的忧虑会如何影响到他在苏联科学院中的同僚，以及美苏联合火星研究。

再过几个月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