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第二次火星案例研究会”即将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校区召开。会议的主办方包括美国行星协会火星学院、波尔德科学与政策中心、国家空间学会以及美国宇航学会。

换言之，这是正统的行星科学研究界举办的会议。

而我们这个号称已经找到“火星过去存在生物”证据的独立研究小组，也受邀参加这场以“秉承注重事实、客观判断的科学中立精神”为宗旨的严肃聚会。根据自己对上一次会议的了解，我感到一丝乐观。

不过，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的……

会议的第一道障碍物是约定俗成的报告形式。按照传统，一般的科学会议都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会议部分，发言者口头向一组同僚阐述其观点；其二是展示部分，把参会者的论文张贴在公告板上，展示给大家看。展示通常在正式会议的休息时间进行。

一篇论文，无论是拿到会议部分上阐述，还是放在休息时间展示，都完全由会议主席决定，而此次会议的主席是科罗拉多大学空间科学专业的卡罗尔·斯托克。

斯托克第一次与约翰·布兰登堡谈话时便明确表示，我们的论题“太过边缘化，偏离了本次会议的主题——未来的火星殖民”，因此，她能做的只有把我们的论文放到展示部分。

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给论文起题目时的优柔寡断所导致的：约翰先是想了一个体现迪彼得罗与莫伦纳长期以来的工作成果的题目——《火星上的异常地物之四：根据多次火星探索所作的研究》。因为1981年的火星案例研究会上，迪彼得罗与莫伦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连展示论文的机会都没得到，而我觉得这样做不对，就坚持要用一个表现我本人以及我们团队研究新进展的题目：《火星独立研究团队的初步发现：原始居民新证据？》我认为这个题目既与会议的主题一致，又可以准确反映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的主题是“火星未来殖民”，而我们研究的则可以算作“火星过去的殖民”。

不过，我们不打算因为论文只获得了展示资格而与主办方争论，我们决定顺其自然。毕竟，我们已经受到了比迪彼得罗与莫伦纳在1981年更好的待遇，至少能参加此次会议！这意味着“海盗号”任务过去八年后官方对“智慧生物假说”的认可，显然是一种进步。

越过第一道障碍，我们又面临另一个：如何描述我们的发现！

科学的宗旨应该是客观的、与价值无涉的，当研究对象十分遥远，而且与研究者自身利益无关时（例如测量某个遥远星系的原子辐射），这些就很容易做到；而当研究对象离得较近（从实际距离与心理而言），例如像我们这样在附近的行星上寻找古代文明存在的证据时，事情就有些难办。

不过，我们处理得很成功。

然而，最后还要面对的是达成共识的问题——5月底，我们把论文摘要寄给会议主办方，供他们将这些内容加到提前分发给与会者的材料中。摘要内容如下：

“题目：《火星独立研究项目团队的初步发现：火星异常地物的新思路》。”

在摘要中，我们用上所有能够搜罗到的各种科学术语，以实事求是的语气概括了整篇论文。

“……基于这些考虑，本项目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目前尚未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可以解释‘海盗号’照片中出现的异常地物。我们还认为，这些地物是某个已消失文明遗址的可能性是再也不容忽视的。”

我们明显让会议组织者感到难堪，这非常奇怪，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火星案例研究会议上，还是这些组织者，他们那时候以身为主流行星研究领域的局外人为荣。他们的口号并不受欢迎——“我们应该为人类重返火星而努力”。

而他们重返火星的目的非常惊人：殖民！

他们甚至自称“火星地下党”，只要支持火星殖民这个疯狂的念头、徘徊在“主流行星研究领域边缘”的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然而现在，这批曾经自称“激进派”的人却在1981年的会议上禁止讨论迪彼得罗与莫伦纳关于“火星脸”的研究成果。

显然，1984年的会议上，他们的规矩并没有改变。

有人彬彬有礼地欢迎我们的观点——“噢，这很有趣”，有人则粗鲁地表示它们纯属荒唐——“但是……火星人怎么没有修路？！”

我曾经提前打电话“警告”其中的几位老朋友，我们将展示什么样的论文，而他们的表现甚至更加古怪。其中一位著名的太空专家不仅拒绝听布兰登堡介绍，还拒绝和我共进午餐，因为他不想与我讨论我们在论文中提出的数据和它们的意义。然而，几个月后，在一份著名的国际刊物《欧米尼》上，他却声称自己熟知“智慧生物假说”并且非常有信心驳倒它。他表示：“……霍格兰德（关于‘火星脸’照片以及太阳角度的）的主张根本不符合事实。”

劳滕贝格在说服行星学界研究者的过程中也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试图以即将成立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火星研究小组的名义，联系会议主办方之一、火星学院的负责人克里斯·麦凯。然而当他问麦凯：“您是否希望加入一个新成立的正规小组来研究该问题呢？”对方干脆地回答：“这些照片连NASA都没有研究定论，你们又能搞出什么名堂？”

如果连NASA都没发现“海盗号”拍的照片里面有什么蹊跷，我们又怎么能发现？这种观点是会议上大多数行星学界专家的普遍反应。

我的回应是：“不去尝试，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没有扭转大局。

甚至当我表示“NASA没有把这些照片中的全部数据都挖掘出来，而迪彼得罗与莫伦纳凭借有限的资源却做到了这一点”时，也没有改变大家普遍认为“NASA不可能犯错误”的印象。

在这些科学家对我们的否定背后，隐藏着恶毒的言外之意：局外人不能插手他们的领域。他们似乎在说：“只有我们才拥有研究火星照片的专业能力……而且只有我们有资格断言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卡尔·萨根也曾经比较委婉地告诉布兰登堡：你们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都不重要，先生，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

同样令人烦恼的是报道此次会议的记者们的一知半解。遇到涉及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大部分看起来都对NASA的“规矩”持赞同态度，这与新闻界在“水门事件”时候的表现截然不同。毕竟，对于一个投入10亿美元公款“搜寻火星生命”（而且可能一无所获）的官方机构而言，如果承认我们的发现，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假如我们这批“圈外人”真的取得了官方机构无法取得的成就，他们又该怎么办？NASA将给国会和公众留下怎样的印象？

然而，对于NASA这种“希望讨厌的火星独立研究者走开”的态度，报道会议的记者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是十分危险的。

为《发现》杂志采写会议报道的记者在最后定稿时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我们的论文——尽管论文的作者来自各大著名机构，如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桑迪亚实验室等等。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是“圈内人”，所以我们不存在，听起来很熟悉吧？

而这种“奥威尔式”的潜规则后来甚至影响到了会议本身：大会论文负责人克里斯·麦凯向我们索要了团队合创的论文，用于编入会后出版物。然而不知为什么，共40页的论文却没被编进会议记录中，好像我们从未参加过会议似的。

不过，我不能就此断言，我们会一直吃闭门羹。

对我们来讲，会议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会场与正规议程之外。我到波尔德去的真正原因，是寻找机会与到场的一些关键人物面对面地讨论某些数据，他们对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制定“重返火星”的长期战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些关键人物其中之一是哈尔·马苏尔斯基。他是一名高级地质学家，任职于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天文学分部。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哈尔和我保持了近15年的远程联系，当时我刚刚加入CBS的新闻栏目，开始为沃尔特·克朗凯特以及“特别事件新闻组”采写“阿波罗号”与“水手号”项目的报道。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马苏尔斯基有一种认真谨慎与大胆好奇兼具的品质。他正直坦率，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和捍卫乏人问津的冷僻观点，这总会给我惊喜。

自1971年“水手9号”项目开始，哈尔一直处于“火星渠”争论的前沿阵地。他坚持认为火星表面一度存在液态水，而以当时的情况，即使提到火星上可能存在过流动的水，都会被大多数行星科学家踢出主流圈子之外；马苏尔斯基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指出，“水手号”拍摄的照片显示，火星过去曾出现过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他甚至大胆地推测，照片中的地貌与地球上河谷的成因是相似的——

都是瀑布形成的！

因为我们需要几位一流的地质学家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火星研究小组，而至少有一位要熟悉常见的火星地质问题以及相关的争论，毫无疑问，我的第一选择就是哈尔·马苏尔斯基。实际上，他也打算参加波尔德会议，宣读一篇主题为“备选火星车/样品返回登陆点”的论文。这对我来说，是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当面介绍给他的好机会。虽然之前哈尔没有加入我们的火星独立研究项目团队，但通过他，我们就有可能呼吁科学界安排一次探索火星赛多尼亚地区的项目——如果以后美国打算重返火星的话。

因此，布兰登堡的十分钟陈词开始前，我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与哈尔·马苏尔斯基一起站在会议展示室里，指着一张11×14英寸的D&M五边金字塔放大照片，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能解释这个吗？！”

马苏尔斯基好几分钟都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照片中的异常地物。布兰登堡陈词结束后，他才转向我和布兰登堡，提出他的看法。

科学家、前宇航员布莱恩·奥拉利的反应也很有趣。他是为了到火星去才立志做宇航员的，他还是个为人忠厚的行星科学家，1974年曾担任“水手10号”水星无人探索任务图像小组的副组长。

这些丰富经验使得奥拉利成为从事我们新研究项目的理想候选人，如果能吸引更多的拥有多样化背景的研究者，我们就能尽快建立起一个科学模型，来有效解决火星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