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引自《圣经》

“重返火星”，说来容易做来难。

1983年7月，迪彼得罗向我提供他与莫伦纳合作处理的“海盗号”照片时，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帮忙确认他们的工作成果，呼吁人类“以纯粹的探索为目标”，派遣宇航员或飞行器重返火星。

重返火星也许是30年后的事情，到下个世纪才会被提上日程。目前（1983年间夏天），美国与苏联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安排。而且，据说美国打算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一次无人飞行器探索计划，但是飞行器上可能连摄像机都没有！

考虑上述问题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该如何利用那些照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

应该建立火星之城的立体全景模型，表明地物对应天体排列的位置安排，并对火星之城周边地貌进行彻底分析。而且，我希望用电脑重建一个“火星脸”模型，模拟从火星表面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站在地面上，可以看到“火星脸”后方的悬崖——似乎是刻意设置的“人造地平线”……还有夏至日的太阳从“火星脸”与悬崖背后升起！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是，即使在NASA提到火星上的人脸，都会引起不解和怀疑，要么便是被当成纯粹的笑料，所以要让他们重视起来似乎很难。不过，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全部研究资源——假如得不到他们的全面重视的话。

如果我们果真首次发现了外星文明在另一颗行星上留下的人造物，那要如何来证明呢？

我首先需要得到更准确的数据——至少要比我现有的数据形式更好一些。迄今为止，我所做的所有测量工作都是根据迪彼得罗提供的一张5英寸的35A72照片以及迈克·卡尔寄来的两张8×10英寸的照片进行的。显然，真正的严肃研究首先需要的就应该是更好的印刷效果，起码要让人看懂数据的内容。而像我这样尽管已经苦苦研究近两周之久，手头的工具不过是一台简陋的立体观察仪和自家书桌上的小照片，是很难有什么说服力的。

而且，我还急需确认“蜂窝结构”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它不是自然形成，那就可以确定整座“城市”也是人造的，甚至可以进一步了解建造“城市”的目的……

如果它不是自然形成。

如果再来一张相关的照片，我们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造的，所以，我迫切希望从卡尔那里得到照片的打印件，包括70A11，“海盗号”轨道器从另一个重要的太阳角度抓拍了火星之城难得的一幕。但是，检查完这张照片上的“蜂窝结构”之后，我意识到只有SPIT处理过的同一太阳高度角的照片才能提供给我更多的细节。

只有迪彼得罗与莫伦纳才具备细化这张照片的能力。

然而，与他们交流时，我发现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迪彼得罗根本不知道70A11上有什么，他和莫伦纳根本没有处理过70A11！

理由：照片上根本没有“火星脸”。

而且，他似乎不太愿意处理35A72的负片，看起来是因为怀疑我隐瞒了使用这张照片的目的。他一直认为我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他和莫伦纳所经受的批评和不公正待遇已经够多的了。

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运，因为我至少还有一张35A72的小样，而且，我想知道为什么迪彼得罗愿意把它寄给我。他显然不相信我能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么说的：“你无法和NASA作对！”

我决定最好还是先确定一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奋笔疾书，给《纽约》杂志以及我的朋友拉斯·加伦寄去四章样稿。拉斯立刻把稿子的复印件寄给了纽约“前二十家最好的”出版商，然而，让人困惑又失望的是，一位编辑回应道：“虽然我们以‘果敢和富于想象力’著称，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稳妥行事。我们需要的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作品……”

对此，拉斯只有一句评论：“我要说……这个人根本看不懂你的作品，知道吗？”

还有一位女士一定也没有看懂，因为她以为人类宇航员已经去过火星了——“如果真有‘火星脸’，他们一定会报告的！”

有的人确实清楚书稿的重要性，并且愿意提供协助。其中一位是人类学家兰迪·波佐斯，他自荐为我的书稿写一篇评论，评述我早期对所谓“火星废墟”的人类学与考古学分析。另外，他还建议由他自己发起一个研讨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讨论我书稿中提到的突破性发现，并进行更多深入的分析。

因此，一项可行的火星独立研究方法诞生了。

我一直在关注加利福尼亚的“智囊团”——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下文简称SRI）。它有可能加入火星研究的行列，因为该组织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兰伯特·多尔芬几年前就曾领导过一个团队，使用最新的“高科技”研究埃及金字塔。我认为，如果火星金字塔是真的，而且与埃及的金字塔类似，那么，除了那些已经熟悉它们的人，也许没有谁，能比这样一支优秀的科学家团队更有资格研究这些“火星异常现象”了。

大约一年前，在研究“土星光环之谜”的时候，我成功地从SRI“借来”一架巨大的150英尺射电望远镜，以便从地球上证实“航海家”号在沿土星中部光环运行时发现的东西。而且，在无线电物理学实验室与SRI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合作研究土星的几个月里，我曾多次经过一个长廊博物馆，那里陈列着1974年SRI考察古埃及时拍摄的各种彩色照片。然而，出于某些原因，那段时间里，我从未遇到过那次考察的队长：兰伯特·多尔芬。

现在，数年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觉知研究学院，我遇到了保罗·谢伊，SRI公司事务主管。谢伊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感觉自己可能在火星表面发现的东西。我讲完之后，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诸多成就中，包括曾获“罗德斯学者奖”以及二战后曾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他开始谨慎地考虑SRI进行火星研究的可能性，例如邀请“一位著名的SRI物理学家……他最近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埃及金字塔的研究……兰伯特·多尔芬”。

第二天，谢伊将会面的建议告知多尔芬后，我决定完成几年前我就应该做的事情：我给多尔芬打了电话。我提到自己的故事——在研究土星光环期间多次亲身走过他的“埃及长廊”。他的回应非常令人满意，他说他“很荣幸从保罗·谢伊那里听到你的不同寻常的发现”，而且“热切期待着见到那些照片”。

焦急地等待几个月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告奋勇提出带着“海盗号”拍摄的照片到多尔芬办公室拜访，多尔芬立刻同意了。

火星的“长夏”刚刚过去，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独立火星研究”的前提正在形成。

兰迪·波佐斯的一位好友瑞恩·布瑞克曾是ABC电视台制片人，他后来突然被邀请到硅谷的一家计算机会议公司担任经理。兰迪是此事的幕后策划，他10年前就协助该公司完成了许多项目，并看出将公司对吸引新客户的需要与至今搁浅的火星研究的需要相结合的好处，于是向瑞恩建议，运用计算机会议技术进行一场火星研究说明会，向公众展示这个缺少资金支持的科学项目，仍然能召集到地理学界的翘楚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与兴致勃勃的兰伯特·多尔芬交谈过后，我给瑞恩·布瑞克打了个电话。

“你是否愿意陪同我到SRI进行一次火星侦察之旅？”我问。

两天后，坐在兰伯特的办公室里，我意识到面前这个人必须参加火星研究，他的办公室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空间虽大，但是摆满了各种展现其主人好奇心的东西。在这样一位物理学家的办公室里，书架上却摆放着你能想象出的最神秘的著作，例如卷帙浩繁的《佛陀语录》，其间夹杂着《化学与物理手册》和《中东圣经考古学》。屋子里到处都是手工艺品，包括埃及女神塞尔科特的小雕像（张开双臂守护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就是她），旁边是用硬纸板做的大金字塔模型。

我知道我来对了。

与多尔芬一起等候保罗·谢伊的时候，我先费劲清理了桌面上的纸堆、报告和各种高度的航空测绘图，腾出一块地方后把“海盗号”拍的照片排放在书桌上。多尔芬博士弯腰仔细查看火星照片，我则在一旁给他讲述那段复杂的历史。这些照片是NASA的“搜寻火星生命”任务的最终成果，数年来却被拍摄它们的机构NASA自己忽视了。迪彼得罗与莫伦纳以其顶尖的技术增强了“火星脸”的图片，却遭到NASA行星科学家的排斥，后来我自己的努力和发现也遭此厄运。

我指着照片中那两个神秘地物旁边的一个明显与其有关的“结构”，告诉多尔芬它与“火星脸”的数字关系。

然后，我又指着“蜂窝结构”，解释其阴影是如何说明它是一个立体结构，以及其位置安排是如何强烈说明它绝非自然产物的。

后来，多尔芬这样记述这次会面：

迪克·霍格兰德为我简述了迪彼得罗与莫伦纳的早期成果。照片上是“火星脸”和一座大金字塔的清晰影像，金字塔的两个面遭到了毁坏。迪克还给我看了“火星脸”西边的山地放大后的影像，那里的地物看上去不像自然形成的，而迪彼得罗与莫伦纳之前没有标注出来……

“火星脸”似乎与（D&M）金字塔有关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火星之城……显然值得我们更仔细的研究……霍格兰德深入研究了火星之城，使它“重见天日”……而且给早期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谢伊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大家的话题转移到如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方面。

我重申了自己的目标：1）确保从NASA得到必需的数据，验证迪彼得罗与莫伦纳的所有原始成果；2）得到迈克·卡尔给我的局部不清楚的照片的清晰版本。我还需要对火星之城进行全面的三维分析，确定“蜂窝结构”的真面目，以及在其他照片中寻找“蜂窝结构”的踪迹。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配备足以处理NASA数据的电脑设施，数据只有经过了处理才能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这需要我们筹集资金租用这样的设备，或者研究机构在工作时间之外自愿租借给我们必要的设备。当然，后一个办法只有在使用设备的专业人员，如图像处理专家与电脑程序员愿意抽时间帮助我们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瑞恩告诉我们他愿意组织一次火星计算机展示会，利用该公司的电脑，连线多尔芬等身在美国甚至海外的数位科学家。这样的会议形式在现代管理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它可以确保记录下各种数据以及整个研究过程的运行细节。每次登录的时间都会被记录下来，甚至包括参与者的私人笔记。每次讨论的内容都可以即时调出或打印出来，也可将之前的数据与较新的数据或理论进行比较。

对于可利用资源有限的长期科学研究来说，该工具的价值特别体现在能够客观对待各种有争议的数据方面。瑞恩提供给我们的，是唯一能对火星资料进行研究的途径，当然前提是如果某些资金可以用来支持电话“连接时间”成本的话。不过，如果SRI能使用瑞恩的计算机会议设备操作其他项目，从中获得的部分利润就能够抵消火星计算机展示会的成本。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多尔芬提出的“更仔细的研究”有望得到资助，甚至全面支持。我们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从多家研究机构的联合，到说服SRI直接资助研究。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与不足，都需要找到自愿为此次不寻常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人。

最后，谢伊与多尔芬自告奋勇，把我的建议推荐给了他们的内部管理层。

几天后，保罗·谢伊和我飞到洛杉矶会见制图专家莫尔顿·戴维斯，他在著名的兰德公司工作。莫尔顿与我多年前就认识，我们的友谊从我担任记者报道喷气推进实验所的各种探索任务时就开始了。

莫尔顿是“太阳系测绘图”的“项目负责人”——这是我个人加给他的头衔，因为这是他的实力所在。他利用的资源主要包括无人航天器拍摄的天体，也即过去20年中我们访问过的行星与卫星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经过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锐化和校正。

会见莫尔顿的目的有两个：进一步确认我没有疯——赛多尼亚地区的地物真的如我想象的那么古怪和不寻常；确定火星之城与“火星脸”的准确坐标。

根据我们之前的电话交流，我从迈克·卡尔那里得到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可能不准确。至于不准确到什么程度，只能由莫尔顿将图像输入计算机化的“火星控制网”才能知道。赛多尼亚地物的准确坐标与方向是细节分析的必要前提，也是确定“智慧生物假说”的要件。

换言之，你必须知道火星的“北”在哪里！

身材高大、态度友好的莫尔顿在兰德公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他带我们走进一间小会议室，于是我又拿出那些火星照片，然后，在保罗·谢伊的注视下，我把给兰伯特·多尔芬做过的介绍又对莫尔顿重复了一遍。

听我讲完，莫尔顿叼着烟斗坐在那里“噗噗”地吞云吐雾，什么也没说，这种沉默，就像老话说的那样，让人有“震耳欲聋”的感觉。

上帝，我想，他一定觉得我疯得不可救药了……

“噗……噗”。

终于，他单手放下烟斗，开腔说道：

“好吧，我总认为进化——作为一种理论——会引发一些悬念……”

后来，谢伊承认，像莫尔顿这种科研背景的人，凭他20年来对天体研究的熟悉程度，竟有如此表态，确实让他感到十分意外。

莫尔顿从其专业角度与力所能及的范围出发，同意参与“火星独立研究计划”并提供赛多尼亚地区的制图数据。

通往火星之路上的又一个关键障碍扫除了。

几天后，我在门罗公园——实际上是在SRI实验室外面的一个角落里与兰伯特·多尔芬、兰迪·波佐斯会面。我们的目的，是得到NASA的数据磁带，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就没有所谓的火星研究；我们的目标：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迈克·卡尔，这位“海盗号”轨道器图像处理小组的前负责人也在门罗公园。

我认为迈克是我的朋友。多年来，自从他对我发表的解释了“航海家号”在土星“辫状光环”上现象的理论表示支持开始，迈克就被认为是尊重我的“理论研究”这一爱好的几位行星科学家之一。在人类首次发现土星“辫状光环”的那个晚上，迈克与我见面时就表示，他愿意接受任何能够解释“辫状光环”的符合逻辑的理论，即使该理论不是行星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提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小记者。

然而，当天下午我见到的迈克·卡尔却像换了一个人。我把那张火星之城与“火星脸”的放大照片放到他办公室中的会议桌上，他甚至都没怎么看。多尔芬与波佐斯把他们对这些照片的看法告诉他时，他也是心不在焉。他彬彬有礼，但是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以任何形式参与“火星独立研究计划”，即使凭他与“海盗号”项目的深厚渊源以及火星地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现在回想起来，他能听我们讲完也是看在我们两人过去友谊的份上。不过，会面结束时，他同意给我们数据磁带。没有这些磁带，我们的研究寸步难行。

迈克建议我们与亚利桑那州地质勘探局弗莱格斯塔夫办事处的磁带管理员琳达·索尔联系，因为门罗公园办公室没有磁带原件。

谢伊打算说服SRI动用“总统基金”资助整个研究项目。

米勒是美国总统前科学顾问乔治·肯沃斯的朋友，还是著名的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计算小组负责人。加入SRI之前，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多年来一直负责物理学研究方面的管理工作。

在兰伯特·多尔芬、兰迪·波佐斯与保罗·谢伊的陪同下，米勒平静地听我介绍了情况。然后，兰伯特提出资助要求——最少5万美元的内部资金扶持。谢伊表示，这样的研究可以提高SRI的公众形象，还有可能使该机构获得美国政府以后重返火星项目的资金支持。

等我们讲完，米勒提出了许多棘手而尖锐的问题要我们回答，例如“假如研究证明所谓的火星地物只是‘一堆石头’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兰迪简练地回应，他指出：“该研究的社会科学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你如何回答‘这些地物是否真的具有火星人造物的特点’这个问题？”

与SRI大约3亿美元的年度预算相比，我们的要求——为了研究火星上可能的“世纪发现”——简直是微不足道。

我们的发言结束了。

最后，米勒向后靠在椅子上……直接盯着我问：

“好吧，你们是要现金还是旅行支票？”

几天后，根据兰迪对瑞恩的介绍以及保罗·谢伊向米勒作出的承诺——向他事先报告资金的使用计划，瑞恩正式安排了火星研究计算机会议，兰迪与我给此次会议选定了唯一适合的名字：

“火星编年史”。

如果我是对的，如果那些地物真的是某些生物留在火星这片不毛之地上的，那么“火星编年史”这个名字会让人想起多年前同名小说中描述的奇异场景……

兰迪担任会议的项目主管。我则是研究主管——主要负责制定研究计划。

欢迎参加一次最不同寻常的活动……

研究火星上存在远古文明的可能性

如果你并不熟悉这个课题，可以听听下面的梗概：

1976年7月，“海盗号”轨道器抓拍下一张火星表面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