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并不是以宗教面对世人，特别是孔子时代的中国风俗，正带有一切以义务为先、权利居后的倾向。

——涩泽荣一

世人动不动就说，《论语》缺乏权利思想，还有人认为没有权利思想的东西，就无法施行文明国的完整教育。我认为这些论者的主张必然是谬见和错想。诚然，孔子之教从表面上看或许缺乏权利思想，特别是把它拿来跟以基督教为精髓的西方思想比较时，可能会发现，孔子的思想在权利思想方面的观念就显得十分薄弱了。但是我还是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孔子。

孔子与一开始就以宗教家面目出现的基督和释迦不同，孔子并不是以宗教面对世人，特别是孔子那时代的中国风俗，正带有一切以义务为先、权利居后的倾向。所以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把他拿来和思想全然不同的基督相比，这种主张一开始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所以，其比较结果也必然产生差异。那么，孔子之教是否全然缺乏权利思想呢？以下就我所看到的稍加披露，以对社会作一启蒙。

《论语》主义的教旨在于律己。教人这样那样，或者应该这样那样，全是用消极的方式来说明“人道”。如果我们真能将这种主张推广，那么最终结果一定可以让人立足于天下。虽然孔子从一开始就好像没有想过要为宗教而立其学说以教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下定结论说孔子完全没有教育观念。假如孔子有机会掌握政权，那么他必然会采取施行善政、富国安民、推行王道等等措施了。换言之，孔子最初的意向是成为一位经世济民的政治家。由于孔子以一个经世家的立场立于世间，当门人提出各种问题来问他的时候，他都曾一一给予回答。而他的门人也是来自各阶层的，因此询问的内容就显得相当广泛，有问政事的，有问忠孝的，也有问礼乐、文学的。将这些问题与回答收集起来便成为《论语》二十篇了。孔子到了晚年（六十八岁时）才研究《诗经》，注解《书经》，编辑《易经》，作《春秋》，如同福地樱痴居士所说，孔子仅仅在六十八岁之后的五年间（孔子享年七十有二）才真正用心于传道性的教学。他生在缺乏权利思想的社会，又不是以宗教家的立场立于世以引导他人，所以说，孔子在教育学说上很刻意地不去强调权利思想，实在是不得已之事。

与此相反，基督教完全以权利思想的充实来立教。本来犹太与埃及等国的风俗就是信预言家所说的话，所以当时他们的社会出现了许多这样的预言者。从基督的祖先亚伯拉罕至基督的近两千年中，就出现过几位像摩西、约翰这样的预言者，他们或预言圣王即将出来治世，或说将有国王一般的神来率领世人立于世。就在此时，基督诞生了，只因国王相信预言者的话，以为将有取代自己的统治者出世，这可是大事。惶恐之余，命令兵士将附近的所有孩子都杀害了。由于基督的母亲玛丽亚带着基督逃往他处，所以幸免于难。实际上，耶稣教其实就像这样，产生在这种错误梦想的时代，因此教义的命令性较强，权利思想也很强烈。

然而，有人认为，基督教所谈的“爱”与《论语》所教的“仁”，几乎是一致的，只是有着主动与被动的差别。比如说，基督教教人“凡吾所欲，应施于人”，孔子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乍一看，孔子似乎仅管义务而无权利概念，但正如所谓两极相通一样，二者的最后目的是一致的。

.但我认为，以宗教或以经文来说，耶稣教比较好；以人们所应操守之道而言，孔子之说较好。或许有人并不赞同我这一观点，可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不谈奇迹是人们对孔子抱有较高信赖度的原因吧！不管是基督，还是释迦，都有很多奇迹。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又复活了，这不显然是个奇迹吗？不过，因为这奇迹出在最优秀的人身上，因此我们就无法断言绝无此事。但我不得不指出，这些奇迹，是凡人的智慧所不能及的，如果完全相信，那岂不迷信到了极点？一旦我们同意这些事迹为事实，人们的智力就完全暗淡无光了，就像有人相信一点水竟有神药的功效和砂锅上烧的艾草也能具有医疗效果等等。长此以往，最终会造成很大的祸害。日本虽然已被人们肯定为文明之国，但仍然存在着像寒冬季节白衣朝拜、不动之神撒豆驱邪等习俗，则被讥为迷信之国也无可奈何。而孔子对此令人讨厌的奇迹与迷信一件也不谈，这就是我深信他的原因，这也是产生真正信仰的答案。

很明显，《论语》也含有权利思想的观念，其中的一句“当仁不让于师”足已证明了。只要道理正确，就该坚持自己的主张，勇往直前。老师固然应该尊敬，但是，只要仁之所在，也可以不必礼让老师，这句话难道没包含着很生动的权利观念吗？其实，不只是这一句话而已，只要你能广泛猎取《论语》各章，便可发现很多类似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