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定知道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什么。你们会问，既然我们承认了分析疗法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移情，那为什么不利用精神分析疗法中的直接暗示呢？这又引起了下面这个疑点：我们既然承认暗示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还能保证精神分析的发现具有客观性吗？我答应你们，一定给出一个全面的答案。

直接暗示指的是直接针对症候表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疾病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此过程中，你们不关心动机，只要求患者压抑症候的表达。所以，你们是否对患者实施催眠是无关紧要的。伯恩海姆以一贯的敏锐眼光，指出暗示是催眠术的本质现象，催眠术本身就是暗示的结果，是暗示造成的状态。伯恩海姆尤其喜欢对清醒状态下的人提出暗示，得到的结果和在催眠状态下的暗示相同。

我现在应该先讲经验的证据，还是先进行理论的探讨呢？

还是从经验讲起吧。1889年，我前往南锡（Nancy）拜访伯恩海姆，成为他的一名学生，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了德文。我多年一直用暗示进行治疗，一开始只借助于“禁止的暗示”，后来与布洛伊尔的调查患者生活的方法结合使用。所以，我可以根据经验评价催眠或暗示疗法。根据古人对于医学的了解，理想的治疗方法必须迅速、可靠且不给患者造成不快。我们发现催眠疗法至少符合其中两项。催眠疗法实施起来可以非常迅速，远超分析疗法，速度快得简直难以描述；同时也不会给患者带来烦恼或不适。从长远角度看，医生会觉得催眠疗法相当枯燥单调，因为每个病例基本都是一样的；它总能遏制各种不同的症候出现，但不能了解症候的意义和重要性。这种二流工作不是科学活动，甚至有江湖术士之嫌。但为了患者利益，也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催眠术难以满足第三项要求，它在有些病例中可以生效，另一些则不能；有时成效显著，有些则收效甚微，理由难以解释。比技术的多变性更糟糕的是，催眠术的治疗效果还难以维持。治疗结束不久之后，我们可能听说患者旧病复发，或者患上了新的病症。我们可以再次使用催眠术进行治疗。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有经验的人士警告，重复使用催眠术可能使患者失去自立能力，习惯于依赖催眠疗法，就像麻药上瘾一样。反过来说，催眠疗法施行之后，有时也能达成医生的期望，用最少的劳力达成长久而完整的效果。但取得理想结果的条件尚不清楚。有一次，我用短时间的催眠疗法治好了一名患者，可患者又突然无故对我愤怒不已，以至于旧病复发。后来，我与她和解，治好了她的病，可她又对我恨之入骨。还有一次，我曾多次使用催眠疗法治愈的一名神经症患者，在治疗时突然伸出手臂环抱我的脖颈。无论你们是否愿意，既然出了这种事情，我们就必须探究暗示权威本质的来源。

经验就讲到此。它说明我们可以放弃直接暗示，然后代之以其他方法。

现在请让我们考虑一些其他内容。催眠疗法对患者和医生的工作量要求很小，这种疗法与大多数医生一致承认的神经症观点十分贴合。医生会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什么问题，只是神经失衡而已，我用几分钟、几句话就能完全消除你的一切病痛。”但这与我们的动态概念相违背。我们怎么可能毫不费力，不经过任何适当的准备就直接治好一种重症呢？只要病情具有可比性，经验便会告诉我们，这种操作不能成功治愈神经症。我知道这个论点并非无懈可击，但其中也有可取之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法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做如下区分：催眠疗法力图掩盖并消除精神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分析疗法则试图暴露隐事，再将其消除。前者好似化妆，后者则像手术。前者利用暗示，以求阻止症候显露，这样做强化了压抑，且并未对导致症候发展的所有其他过程有任何改变；后者在引起症候的矛盾中寻求病源所在，利用暗示改变冲突。催眠疗法让患者处于无活动和无改变的状态中，因此无力抵御任何新生疾病；分析疗法将一个困难的责任置于医生及患者肩上，患者内心的抗拒必须被消除。克服这些抗力之后，患者的精神生活便永久性地得到了改变，有了较高级的发展，而且有了抵御旧病复发的能力。克服抗力就是分析疗法的主要成就，然而，患者必须自己取得这些成就，医生则用暗示来协助患者达成目标。暗示的本质是一种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分析疗法是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

希望我已经说清楚精神分析疗法中的暗示与催眠疗法中的暗示有何不同了。根据你们已经掌握的暗示和移情的关系，我想你们能够理解引起我们注意的催眠疗法是多么反复无常；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将发现为何分析疗法的暗示值得信赖。在催眠法中，我们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但我们无法对这一能力施加任何影响。移情的对象可能是消极的，最普通的是两极性的；患者也许会进行特殊的调整，保护自己不受暗示的伤害，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在精神分析疗法中，我们直接着眼于移情作用，使它能自由发挥而成为治疗的援助。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暗示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控制它，患者本身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暗示的感受，我们可以控制对患者的影响，从而引导暗示。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无论我们把分析中的主要动力称为移情还是暗示，医生对患者的影响还是难免让人怀疑其客观性 。这点对治疗有益，却有害调查。这是反对精神分析的人提及最多的话，这些话尽管没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假如它具备一定的合理性，那精神分析不过是暗示疗法的一种颇为有效的变式，而其关于患者生活的影响、心理波动和潜意识便都不重要了。这是反对者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是先由自己设想出性经验，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如果不是经验本身的话）“注入”患者的心灵之内。我们利用经验的证据来反驳这种攻击，要比诉诸理论容易得多。任何从事过精神分析的人都深知用此法来暗示患者是不可能的。当然，让患者成为某种理论的信徒，然后让他也相信医生的错误并不困难。在这一点上，患者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变得好似一名学生，但我们只能影响他的理智，不能影响他的病症。只有当我们告诉他，他内心的期望可以与现实相符的时候，患者才能克服抗力。在分析疗法的过程中，医生推想的错误会逐渐被消灭，更正确的观点会取而代之。借助一种慎重的技术，可以防止暗示结果的暂时性；但如果出现了这种暂时性的结果，也毫无危害，因为我们从不满足于早期的成功。直到所有模糊之处被一一弄清，之前引起压抑的所有被遗忘的情节都被发现，我们才认为分析完成。假如时机没有成熟之前先有了结果，我们就要将这些结果视作分析的障碍而非进步，同时揭露产生这些结果的移情作用，不断否认已经取得的疗效。从根本上说，这是分析疗法与单纯的暗示技术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它使分析所得的疗效异于暗示的疗效。在其他的每种暗示疗法中，移情作用本身都被细心地保存，其影响也不容置疑；而在分析疗法中，移情成了治疗的对象，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受到批判。在分析疗法最后，移情本身必须被废除。因此，无论疗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建立在克服内心抗力之上，而非暗示之上。患者在暗示的帮助下，实现了内心的改变。

假设在治疗过程中，我们持续攻击可能变为消极移情（敌意）的抗力，独立暗示的作用可能会被抵消。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也需要多加注意。分析有许多结果，虽然被疑为起于暗示，但可以通过其他可靠材料加以证明。我们作为病例的权威见证者，知道痴呆症和妄想症患者绝没有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无论患者告诉我们他们意识中怎样的符号翻译和幻想，都与我们对移情神经症潜意识的调研结果完美相符。这也为我们经常遭到质疑的解释增加了客观正确性。我想你们如果在这些因素上信赖分析疗法，一定不至于有多大错误。

现在，我们将治疗机制囊括在力比多理论的公式中，以此完成我们的论述。神经症患者既没有享乐的能力，也没有工作的能力.首先，这是由于他的力比多未指向任何真实的客体；其次，他不得不消耗大量之前存储的能量来压抑力比多，便没有余力来表现自己。如果他的自我和力比多之间不再有冲突，那么他便会康复。因此，治疗任务包括将力比多从当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摆脱先前的迷恋物，这些迷恋物是自我所接触不到的，而再次服务于自我。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找到，他的力比多依附于症候之上，而症候则给它以唯一可获得的替代性满足。我们必须成为症候的主人，并且消灭症候。当然，这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做的。为了消灭症候，我们必须追溯它的起源，查明以前发生的矛盾，然后借助过去没用过的推动力导向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只有追忆导致压抑的经验，才能成功修正压抑的历程。治疗部分取决于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移情作用。借助移情，早年的矛盾重新发作，患者尽力做出与以前相同的行为，于是我们才能使他召集所有可用的心理能量，做出不同的决定。移情则成了所有竞争力量会合的决斗场。

力比多的全部力量，以及与之相反抗的力量，无不集中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上。因此，症候的力比多必须被剥夺，于是患者表现出了人为构建的移情错乱，用来替代之前的紊乱；现在，患者的力比多只固着在唯一的对象——医生身上，取代了之前多种多样不真实的客体。然而，医生这个对象也是幻想出来的。由这个对象而引起的新冲突，便借助医生暗示的帮助上升到了最高级的心理层面，成了一种常态的精神矛盾。自我通过避免新的压抑，而结束了与力比多之间的疏离，患者内心便又恢复了统一。力比多再一次摆脱了医生这个暂时的对象，但无法恢复到之前的对象之上，现在便为自我所用了。我们在治疗任务中克服的力量，从一方面说，是自我对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这一方面表现为压抑倾向;另一方面是力比多的坚持性，它不愿意离开之前所依赖的对象。

治疗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所有力比多从症候转移到移情之上，并聚集在那里；第二，进攻移情而恢复力比多的自由。为了使新的冲突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决定性的改变在于消除压抑，因此这次力比多就不能通过进入潜意识之中来逃避自我了。在医生暗示的影响下，自我完成了这一改变。在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阐释过程中，自我以牺牲潜意识为代价取得了发展；它学会在某种程度上谅解力比多，允许力比多获得一定的满足。自我既然能使少量的力比多发生升华作用，则对力比多要求的畏惧也逐渐减弱了。治疗的经过越接近这一理论描述，精神分析疗法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力比多灵活性的缺乏成为一大限制，这会阻止其离开客体；患者固执的自恋不允许客体移情取得某种程度的发展。治愈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略述如下：我们既以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力比多到自己身上，便是收集了脱离自我控制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了。

至于因治疗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推想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假如我们使病人把对待父亲的感情转移到医生身上，然后再消除这种“父亲移情”（father-transference），最终成功治愈了患者，我们也不能以此认为他之所以患病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中的力比多依恋。父亲移情只是我们能够克服力比多的战斗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位置向这里集中。战斗场不一定与敌人最重要的堡垒一致。敌人保卫首都，也不必作战于城门之前。我们只有再一次消灭移情，才能开始推想出患病时力比多的分配情况。

从力比多的角度，我们最后可以再说说梦。神经症患者的梦，以及他们的过失及自由联想，都可以使我们求得症候的意义，进而发现力比多倾向。从欲望满足的形式中，梦向我们展示了何种欲望冲动受到了压抑，而力比多在离开了自我以后，又依附于哪种客体。所以梦的解析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在许多病例中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手段。我们已经了解，睡眠状态本身便可使压抑作用略微松懈。因为压抑的减弱，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症候在白天有更清晰的表达。所以，梦的研究是探究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的力比多最简单的方法，而被压抑的潜意识则是从自我中脱离出来的。

神经症患者的梦和正常人的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们甚至可以说两者并无二致。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对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应用在正常人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差别仅在白天，并不延续至梦的生活中。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神经症症候与梦的关联应用到正常人身上。我们必须承认健康的人在精神生活中也具有那些形成梦或症候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得不断定正常人也使用压抑，而且也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来控制冲动；他们的潜意识隐藏了仍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其中的力比多也有一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所以健康的人实际上也是神经症患者，而梦是症候唯一的表现。不过，如果我们对正常人白天的生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也可发现与这一表现相抵触的事实，因为这个看似健康的生命也有许多琐碎而不重要的症候。

神经健康和神经症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差异是由个人享乐能力和成就感决定的。两者因自由支配的能力和困于压抑的能力之间的比例而不同，是定量的而非定性的。我不得不提醒诸位，这一概念是神经症可被治愈的理论基础，尽管神经症建立在体质的倾向之上。

因此，我们可由健康人的梦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推知健康的属性。至于梦本身，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不能撇开它与神经症症候的关系单独讨论。我们不认为梦的重要性可以被定义为将思想翻译为古老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假定它解释了力比多的倾向，以及实际活动的欲望对象。

我们的讲座即将结束。也许你们会有点失望，在这一章中，我只探讨了精神分析疗法的理论部分，而没有提到任何实际治愈的事实，也没有说明它取得的成就。但我必须这样做。我省略了第一点是因为我的目的本不在于讲述精神分析实践的实际训练；省略第二点也有许多理由。在讲座开始的时候，我便再三申明，我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不亚于其他方面的医学疗法中最辉煌的成就。我要补充的是，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取得这些成果。在此之外，如果我还要多说些什么，就不免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了，你们也许会以为我要打压反对意见。我们精神分析学家不断受到医学同事的威胁，甚至在公开的会议上也是如此。他们宣称，受害的公众一定要睁大双眼，从分析失败和伤害的统计学数据中断定这种治疗方法的无效性。但是，抛开其中的偏见和恶意不谈，材料的收集就不足以给分析疗法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判。正如你们所知，分析疗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开创这项技术花费了很长时间，只有在工作的过程中和逐渐累积的经验的影响下，这些技术才能得到改进。由于传授这种方法存在诸多困难，所以比起其他专家，精神分析学家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学习，早年取得的成就绝不能用来衡量其在分析疗法上的造诣。

早年的许多精神分析治疗都经历了失败，因为那时的分析家对不适宜采用分析疗法的病例也要加以治疗，现在我们根据症候的分类将某些疾病排除在外了。但这些分类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到了发展充分的阶段便无法通过分析疗法治愈；我们当然有理由尝试使用分析疗法治疗各种病症。此外，早年许多治疗案例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医生的过错造成的，也不是因为选择了不适宜的对象，而是由于外部情形的不利所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了患者的内心抗力，这种抗力不可避免，但却是可以被克服的。患者的状态和环境也会产生针对精神分析的外部抗力，它们虽然没有理论意义，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疗法可以被比喻为外科手术，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才能取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医生在手术前会做种种准备：合适的房间、良好的照明、助手、患者亲友的回避等。你们觉得如果外科手术在所有家属面前进行，他们对手术指手画脚，见到医生切了一刀便大吼大叫，那手术的成功概率还有多大呢？在精神分析中，亲友的干预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对于患者内心的抗力，我们认为必须予以应对，但又该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外部抗力的干扰呢？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患者的亲友，我们无力劝他们别插手干涉，也不能与患者的亲友为伍，因为这会失去患者的信任，患者有权利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站在他的那边。此外，凡是知道家庭分歧内幕的人，就不会像分析家那样，在发现患者的某些至亲并不希望患者痊愈，反而希望他保持原状时那么惊讶了。事实往往是这样，神经症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健康的家庭成员面对个人利益和患者康复的选择时不难做出抉择。丈夫怀疑治疗可能会揭露他的罪恶，难怪他对这种治疗毫无好感；丈夫的抗力加在患病的妻子的抗力之上，难怪我们的努力毫无成效，总被过早打断，这当然不能怪罪于我们自己。在现存的条件下，我们只是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想过多地罗列例子，现在只给你们举其中一个。出于职业的谨慎，我之前不得不隐忍不发。许多年以前，我为一名少女做过分析治疗。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上街，也不敢独居在家。这名少女犹犹豫豫地承认，这因为偶然撞见母亲和一个富人朋友举止暧昧。但她很笨拙，也可以说很巧妙地(6)用分析时讨论的内容给她的母亲做了暗示。她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坚持说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能解除她独居在家时的恐惧；母亲要离家外出时，她便坚决阻止。这位母亲之前也患过神经症，到水疗院休养之后，已痊愈多年。或者具体一点说，她在疗养院里遇到了这个男人并与他建立了一段亲密的关系，而这个男人能在各个方面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位母亲因女儿强烈的要求而起了疑心，突然意识到女儿的恐惧意味着什么。女儿必须让自己得病，才能囚禁母亲，剥夺她的自由，使她没有时间和情人幽会。之后，这名母亲立即终止了这一不利于自己的治疗，以女儿患有神经症为由把她被送往了水疗院，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她当作“精神分析的可怜受害者”。因为此病例的不良结果，我也为人所诋毁。我之所以闭口不言，是因为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同事访问了那所疗养院，他告诉我那名患有公共场所恐惧症的少女还被关在那里，她的母亲和富人朋友的关系已经成了全镇公开的秘密，连她的父亲也默许了。然而对女儿的治疗却已经成为这个的“秘密”的牺牲品。

在大战爆发的几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前来向我求诊，使我觉得别人对我家乡的毁誉也变得无关紧要起来。我制定了一个规则：不给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人治病。精神分析学家未必都要遵守这一规定。从我对患者亲友的警告中，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了使精神分析顺利进行，应该将患者与其家庭隔离开来，也许只有单独住在疗养院里的患者才适合接受治疗。对于这一点，恕我不能苟同。如果患者不处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那么在相同的环境中，应对平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更有利于治疗。患者的亲友也不应该因自己的行为而损害这种有利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妄加诋毁。但怎样才能反抗这种非我们力量可及的影响呢？你们十分了解，社会环境和家庭文化条件对治疗的预期有很大影响。

上面的论述为精神分析疗法效果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尽管我们可以将大多数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干扰。拥护分析的人建议我们从统计学角度汇编治疗成功的案例，以抵消我们的失败案例。但我绝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收集的例子不相称，统计的数据便毫无价值可言。实际上，我们治疗的各种神经症案例完全无法在同一基础上进行比较，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此外，可供统计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证明疗效是否持久；对于一些病例，我们甚至没有做记录的可能。这些病例中的患者不愿意自己的疾病和治疗被记录，即便康复之后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不过，精神分析最大的阻碍在于人们对治疗问题的非理性态度，他们难以接受合理论证的影响。治疗方法的创新要么受到狂热的追捧，就像科克（Koch）首次利用结核菌素治疗结核病一样；要么便不受信任，比如詹纳（Jenner）用牛痘苗防治天花病毒，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不少反对者。人们对精神分析学家的偏见非常明显。当我们治愈了一起疑难病症之后，常会听到人们说：“没有证据表明是你治好的，患者自己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也会好起来。”但是，一名患者已经经历了四轮狂躁症和抑郁症的交替发作，在抑郁症的短暂停息期间到我这里寻求治疗。三周之后，这名患者发现自己又遭遇了新一轮病痛的折磨。患者的全部家属以及所请来咨询的所有医学权威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狂躁症必定是分析治疗的结果。我们无力反驳这种偏见。在大战中，相互交战的势力集团之间也会有种种偏见。我们应该做得最明智的事情便是暂时忍耐，等到偏见随时间消逝的那天到来。也许有一天，这些人会用十分不同的态度看待同一事物。至于他们之前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也就变成了一个秘密。

也许对精神分析的偏见现在已经有所缓和了。精神分析学说继续传播，许多国家中采用分析疗法的医生也日益增多，这些都可以引以为证。在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候，使用催眠法行医、借助暗示治疗还会引起众怒，其强烈程度和现在所谓的“头脑清醒”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态度不相上下。然而，催眠法作为一种治疗媒介，未能尽如我们所愿。我们精神分析学家或许可以自称为它的合法继承人，也不会忘记它对我们的鼓励和理论上的启发。对精神分析的责难基本上限于分析不当或分析突然停止时患者矛盾的暂时加剧。你们已经听完了我们关于治疗的论述，可以自己判断精神分析法是否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精神分析法的误用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在无良医生的手中，移情作用成了一种危险的工具。但专业的治疗方法也总有被误用的时候。刀不锋利，医生还能用它来治病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讲座到此结束。我要说自己演讲的漏洞太多了，这并不是礼节上的客套。首先，我很抱歉常常未能回到之前涉及并承诺稍后再讲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上下文不适合我继续前面的话题了。其次，我有责任提醒诸位，研究目前尚未终结，而是正在发展，所以我的简要叙述也不全面。我常常提出证据但又不给出结论。但我的目的不是要努力使你们成为专家，我只想让你们有所了解和启发而已。

(1)极值：相反的观念。

(2)参见E. 陶拉斯（E. Toulouse）的《医学心理学研究》，巴黎，1896年。

(3)《唐怀瑟》，全名为《唐怀瑟与瓦特堡歌唱大赛》（Tannhuser und der Sngerkrieg auf Wartburg），是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的一部歌剧。

(4)荷鲁斯神：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鹰头人身。

(5)参见《歇斯底里症与精神分裂症的精神性欲区别》（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aecox）。

(6)“巧妙”应译为一个与“笨拙”不矛盾的词，因为前后并非转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