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了，你们也许还怀着某些期望，我也不应该让你们的期望落空。我想你们也许觉得我讨论了精神分析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绝不至于在结束时竟没有一句话讲到治疗，毕竟治疗才是精神分析的归宿。我不可能省略这个部分，因为它与治疗中观察到的现象相联系。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事实，假如没有关于这个新事实的知识，我们便一定不能从之前研究过的问题中得出更深刻的理解。

我知道你们并不期待我告诉你们治疗的实用分析技术。你们只想了解精神分析疗法及其成就的大致情况。诚然，你们有这项权利。不过，实际上我不应该直接告诉你们，而应该坚持让你们自己去发现。

请你们想一想吧！你们已经掌握了一切必备的知识，从引起疾病的条件到患者内心起作用的条件，哪里还有时间再去关心治疗的影响呢？首先，我们要考虑遗传倾向。我们不常提到遗传，因为其他学科已经对这点做了足够的强调，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但别误以为我们低估了遗传的作用。正因为我们是治疗师，才十分了解它的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遗传倾向，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它可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障碍。其次是童年早期经验的影响，我们在分析中一贯强调这点。童年经历属于过去，我们对它无可奈何。再次是人生所经历的一切不幸，即现实幸福的被剥夺，由此引起的生活中一切爱的成分的缺失，比如穷困、家庭不睦、婚姻选择的不幸、不良的社会关系、过度的道德谴责等。这些方面当然为有效治疗提供了立足点，但我们必须效仿维也纳传奇中约瑟王（Emperor Joseph）的做法。当权者只有进行仁慈干预，才能使所有人臣服，从而克服一切困难。但我们是何等普通的人，也能在治疗中采用这种仁慈的方法吗？我们如此可怜，在社会中无权无势，只能被迫行医为生，当然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为贫苦无告的人治病，甚至无法免除付不起钱的患者的医疗费，因为我们的治疗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劳力。但也许有人仍坚持认为之前提到的诸多因素之一仍有见效的可能。假如社会施加的道德约束起到了剥夺患者快乐的作用，那么治疗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勇气，甚至可能成为药方本身，鼓励患者越过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去换取满足和健康。这种理想虽为众人所推崇，但也经常被某些人弃之不顾。让性获得自由，可以使人恢复健康。不过，此种分析疗法将会使人沾染上道德污点，不符合我们公认的道德规范。个体的收益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

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让你们留下了这种错误的印象？如果仅从描述的条件来看，我们无法想象赋予性以自由能够在分析疗法中起到一定作用。患者内心的力比多冲动和性压抑之间，以及感官倾向和禁欲倾向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即便其中一种倾向胜过另一种倾向也不能消除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经症中，禁欲倾向占据了上风。结果导致被压抑的性欲发展出了症候，借此获得一席喘息之地。另一方面，如果性欲获得了胜利，症候将会替代被置于一旁的性压抑。两种决策都无法结束内心冲突，因为一方总得不到满足。至于矛盾不是很激烈，医生的干预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例子很少，这些例子实际上也不需要分析治疗。如果医生的治疗能对患者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该患者不需要医生也能直接找到解决方案。你们知道，当一位一贯克制的年轻人决定进行不合法的**时，或者当一位得不到性满足的女性从其他男人身上获得补偿时，他们都不会等到获得医生的允许才开始行动，更不用说分析师的了。

在上述情形的分析中，我们普遍会忽略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我们千万不要混淆神经症的致病冲突与心理冲动的常态斗争，因为常态斗争的两种冲动存在于同一心理领域之中。神经症的矛盾是一系列力量的冲突，其中一方进入了前意识和意识范畴，另一方则停留在潜意识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矛盾可能产生不了任何结果。冲突双方见面之难有如一方在南极，一方在北极。只有双方处于同一基础之上，矛盾才能得到解决。我认为这便是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

除此之外，如果你们认为分析法的影响也在于提供人生道路的指导和建议，那便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地拒绝担任人生导师。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患者独立做出决定。带着这种意图，我们要求患者等到治疗结束之后再对职业选择、结婚或离婚等重要选择做出决定。这也许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吧。我们只对非常年轻或完全无助的人才不坚持这种限制。对他们来说，我们必须同时肩负起医生和教育家的两种职责。我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得不慎重行事。

我如此执着地告诉你们，精神分析疗法绝不是劝说神经症患者在性上完全自由。但你们也不要因为这一点而认为我们提倡维护传统道德，这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改革者，只是观察者，但我们无法不以批判的眼光去观察。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或赞许社会实际上对**问题的处置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向社会证明，道德规范所要求的牺牲常常超过它本身的价值。所谓的道德行为既不免于虚伪，又难免于呆板。我们对患者也不避讳这些批判，并帮助他们变得习惯于不带偏见地考虑性问题。在完成治疗之后，患者变得独立，能在性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方案。那么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了。我们告诉自己：无论何人，只要他能够面对真实的自我，便可以永久地免于不道德的危险，即便他的道德规范与社会道德规范有所不同。此外，请不要高估禁欲问题对神经症的影响。只有少数因剥夺作用及力比多积蓄而致的疾病才可通过不难达成的**来获得治疗的效果。

因此，你们也不能说精神分析法的治疗效果完全是因为它推荐患者过一种放纵的**。你们必须做其他的解释。我认为在我驳斥你们假设的同时，另一种评价将带你们走上正轨。我们之所以有收效，或许是由于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将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了意识的思想。你们说得非常正确，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将潜意识投射到意识中，以此摆脱压抑；我们去除了症候形成的条件，将致病因素转化为了正常的冲突，后者迟早要得到解决。这便是我们能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唯一改变，改变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可以带来何种利益。假如存在压抑或类似于压抑的心理历程等待解除，那么我们的治疗便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公式来表达努力的目的——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消除压抑，填补遗忘的空缺等——它们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这句话也许无法令你们满意。在你们的想象中，一个神经症患者在接受了艰苦的精神分析治疗之后，可以因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而被治愈，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整个结果完全是因为患者的潜意识内容稍微减少，意识内容稍微增多。好吧，你们也许低估了内心改变的意义。被治愈的神经症患者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当然，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以前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成了最好状态下的自己。这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了。当你们了解了我们的一切成就，就能知道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引起这种心理中貌似微小的改变，那便更可以相信心理领域这种差异的重要性了。

现在，我想稍稍离开主题，大家想知道所谓的“原因治疗”的意义吗？一种治疗方法若不以疾病的表现作为出发点，而寻求根除疾病的原因，便成了“原因治疗”。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属于原因治疗吗？答案并不简单，然而我们由此却可深信这类问题不切实际。到目前为止，由于分析疗法的直接目的不是消除症候，所以它与“原因治疗”大致类似。不过在其他方面，两者则大不相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作用而把原因追溯到了本能的倾向，及其结构中的相当强度和它们发展过程中的失常。现在假设我们可以用某种化学方法来改造心理机制，增强或减少当前力比多恰有的数量，抑制一种冲动，以增强另一种冲动，这本质上便是一种原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侦查原因时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准备工作了。你们知道现在还没有这种影响可以作用于力比多的历程，我们的心理疗法则对另一方面进行了干预——不仅仅针对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现象，而且超越了症候，我们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可以接触到这一方面。

要怎样做才能用意识替代患者的潜意识呢？我们曾一度以为这十分简单，只需要重构潜意识，然后告诉患者即可。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会犯下目光短浅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潜意识与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潜意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将所知道的内容告诉患者，并不能替代患者内心的潜意识，只是与潜意识共同存在，实际上改变极少。因此，我们不如将潜意识视为本地化的，应在记忆中最初产生压抑的那一点上寻找它。我们必须先消除这种压抑，然后以意识思想代替潜意识思想的工作才可立即完成。但这种压抑如何才能被消除呢？我们的任务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寻找压抑，接着消除压抑得以维持的抗力。

我们如何消除抗力呢？以同样的方式——重构之后再告诉患者。抗力起源于压抑，或起于更早的压抑，它们都是为了抵抗不适意的冲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开头的工作：加以解读、进行重构、与患者交流——但此时做这些工作是正确的。抵抗或抗力不属于潜意识，而属于自我，自我必须和我们合作。如果抗力不属于意识，这点便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困难源自“潜意识”一词的模糊性，“潜意识”既可指一种现象，也可指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模糊难解，但这终究只是重复前面的话，难道不是吗？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期望通过解释让自我认识到潜意识，从而消灭抗力，摧毁反攻的堡垒。但我们有哪些冲动能使这些工作成功呢？首先，患者希望康复，进而会调解自我，配合我们的治疗。其次是患者智力的帮助，我们通过提供解释来支持他的智力。毫无疑问，在我们说清楚对患者的期待之后，他凭借自身的智力可以识别出抗力，在潜意识中获得与这个抗力相当的观念。假如我告诉你们：“仰头看天，你会看见一个气球。”你们会觉得这比我只让你们仰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更具指导性。就像学生第一次使用显微镜时，老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观察什么，否则显微镜下虽然有物可见，他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现在我们来讲讲事实吧！在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神经症中，比如歇斯底里症、焦虑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假说都是正确的。我们通过发现压抑，揭示抗力，解释被压抑的观念，真正地解决了问题，即成功地克服了抗拒，消除了压抑，并且将潜意识转变为了意识。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明白了每一次战胜抗力的时候，患者的心里都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一种常态的心理斗争，发生于希望维持“反攻堡垒”和打消抗力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来建立起压抑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最近引起的新动机。它有望被用来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我们已经成功地引发了之前被抑制的旧冲突，让当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重新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首先，我们向患者说明，解决冲突的前一种方法会引起疾病而新的方法会帮助康复；其次，告诉患者自冲突第一次被排斥之后，环境已经发生的巨大改变。那时的自我脆弱幼稚，深惧力比多的危险。现在的自我已经变得强大而经验丰富，同时还有医生的帮助。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将再度引发的矛盾导向一个比压抑更完满的结果。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在歇斯底里症、恐惧和强迫性神经症上的成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治疗过程对另外一些其他类型的疾病永远不能奏效，即便这些疾病的病因是相似的。就这些疾病而言，其自我和力比多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从而造成了压抑。我们在这样的例子中也会遇到患者生活中出现的压抑情况。我们采用相同的治疗过程，准备好兑现同样的诺言并提供同一种帮助。我们再一次向患者展现了我们期待发现的联系，而且现在和压抑形成之间的间隔也有利于促成矛盾实现较好的结局。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仍旧无法克服抗力，或者消除压抑。这些不幸患上妄想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原因何在呢？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智力低下。当然，我们要求患者的智力达到一定水平。但譬如能演绎一系列复杂事实的妄想症患者，难道智力不及他人吗？我们也不能说患者缺乏其他推动力。与妄想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抑郁症患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病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因此而较易受影响。我们遇到了一个难解的事实，所以不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懂得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方法了。

进一步讨论了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后，我们很快遇到了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注意到患者对我们的态度变得非常古怪。我们原以为已经将一切可能起作用的推动力都考虑了进去，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变得十分合理而清晰，就像数学运算一样可靠，但仍有一些力量让我们意识到某些因素好像还是被忽略了。这点意料之外的因素具有很强的可变性。我应该首先描述一些频繁发生且容易理解的表现。

患者本来只应当注意解决自己的冲突，现在却突然对医生本人特别感兴趣。所有与医生有关的事情变得异常重要，甚至超过他自己的事情和疾病的治疗。他和医生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和善，开始特别顺从医生的意思，找一切机会表示感激，性格上还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改善和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怀有好感，庆幸能给这样和善的人治病。如果医生有机会和患者家属交谈，也会因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也一刻不停地夸奖医生，不断赞扬医生的美德。“他钦佩你，不加思考地信任你，你说的一切竟好似真理。”患者家属会这样说。这时也许有明眼人会评价道：“除了你之外，他不说任何其他的事情，你是谈话的唯一中心。”

我们当然希望医生足够谦虚，认为患者之所以这样赞赏他的性格，是因为他给患者提供了闻所未闻的知识，拓展了患者的眼界，帮助他恢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进展得往往非常顺利。患者能够理解医生的每个建议，专注于治疗要求他解决的问题，努力回想曾在脑海中浮现的想法。医生对解释的准确性和深度倍感惊讶，满意地注意到患者多么愿意接受本来深为健康人所排斥的心理学知识。一般我们承认，这种状况是一种客观上的进步，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也会同时变得更加和谐。

但天有不测风云，暴风雨总有来临的一天，治疗中一定会出现困难。患者说自己再也想不出更多东西了。我们的印象是，他不再对治疗感兴趣，这时你如果命令他不要对想到的事做任何批判，他也置之不理了。他表现得好像不是在治病，将之前与医生达成的一致全部抛诸脑后。他显然深陷于某种感情，但自己却不愿透露。这种情况不利于治疗的效果，使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强大的抗力。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假如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澄清事实，便会承认这种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强烈感情。当然，医生的行为以及治疗关系都不能成为这种感情产生的理由。这种感情的表现及目标随两人之前的情形而有所不同。当一方是年轻女子，另一方是年轻男子时，这种感情给人的印象是正常的。一名女子经常单独与男子见面，讨论私密之事，而这个男子又占据领导者的位置，那么她对他的爱慕，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忽视一点——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女子，她的爱难免有变态之处。医生与患者的私人关系越与假设的情况不同，我们便越难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婚姻不幸的年轻女**上单身男医生，她已经准备好和丈夫离婚，然后嫁给医生；如果传统观念的阻力太大，她甚至愿意当医生的秘密情人。在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少女和妇人常做出这种惊人的自供，可见她们对治疗的问题持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治好她们的疾病。她们从一开始就期望医患关系可以帮助她们获得实际生活中缺乏的安慰。只是因为有这种希望，她们才克服了困难，说出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所以才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难以置信的事情。”但这种自供确实让我们感到惊奇不已，它让我们的计划全部落空。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假设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呢？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的经验越多，便越无法否认这一新元素，这个元素改变了整个知识体系，也让科学蒙羞。开始几次，我们还能认为分析疗法只不过遇到了意外的干扰。但这种感情关系在新病例中反复出现，而且往往出现在最不适宜或最可笑的情境之下，如年老的女人和白胡子医生之间，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引诱可言。我们必须抛弃意外干扰的想法，正视这一现象，因为它和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新事实名叫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它指的是患者把感情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因为我们不认为治疗情况能够解释这种感情的起源。我们更怀疑这种感情起源于另一方面，即先形成于患者的内心，然后借助分析治疗的机会转移到了医生身上。移情可表示为一种强烈的求爱，也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年轻女子本来渴望成为长者的情人，但作为替代，她可能转而希望成为他的养女。力比多的欲望稍加改变而变成另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感情。有些妇女知道如何升华自己的感情，使其有存在的理由；另一些则展现出原本粗陋且几乎不可能的形式。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感情都是一样的，不能否定它们拥有同一个起源。

在问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新事实之前，我必须先完整地叙述相关情况。事情发生在男性患者身上时，又有怎样的经过呢？男患者和男医生之间至少没有异性相吸的麻烦，但他们身上的经历和女患者没什么不同。男患者也同样倾慕男医生，夸大他的个人品质，顺从他的旨意，嫉妒一切与他亲近的人。移情的升华形式更容易出现在男性患者身上，直接的**则为少数，就好像患者的同性恋倾向都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医生在男性患者身上更常观察到移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第一眼看上去好似与我们之前的描述相悖。这被称为一种反抗或消极的移情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移情在治疗一开始便发生在患者身上，一时是推动治疗进展最强大的动力。只要其有利于治疗，我们便感觉不到，也无法注意。反之，一旦移情成为阻力，我们便不得不注意它了。接着，我们会发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情况改变了治疗关系。首先是爱慕倾向的发展，以显露出性欲的意味，所以不得不引起内心对自身的反抗；其次是柔情转化成了敌意。敌意往往比柔情来得晚，或接踵而来。假如两者同时发生，那便可作为情感矛盾的绝佳例子，这种情感矛盾支配着人与人之间所有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敌意也和爱意一样，都表达了一种依恋，正如反抗和服从虽然相反，但其实都依赖于他人的存在。患者对于分析师的敌意，当然也可以称为移情，因为治疗创造的情境不足以引起这种感情。我们有必要解释清楚这种消极的移情作用，以免我们将其与积极的移情作用混淆。

我们必须要借助精神分析技术来探究移情的起源、引起的困难、克服方式及我们最终可从中得到的便利，且仅在这里讨论上述问题。毫无疑问，患者因受移情作用的影响而有求于我们，无礼拒绝甚至加以怒斥当然不妥。我们向患者证明，他的感情并非来自于当下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的某种经历而已，以此帮助他克服移情。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患者将重演转化为回忆。那时，无论是积极的移情，还是消极的移情，都由治疗的最大威胁变为了最有效的工具，帮助我们打开患者上锁的心理生活。

但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免得你们对这种意料不到的现象过于惊讶。你们要记得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算是终结或者说凝固，而是像生物体那样继续发展。治疗的开始并不会使发展停止。不过，患者一旦接受治疗之后，整个疾病的进程似乎立即集中于一个方面：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因此，移情可以被比作一棵树的木质和树皮之间的新生层，新组织由此生成，树干同时增粗壮大。移情作用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患者的回忆便会退居其次。那时，我们可以说不再关注患者之前的病情，一种新产生的移情神经症代替了前者。对于旧症的新版，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开始、发展和变化。我们非常了解新的病症，因为医生本人便是它的中心、它的对象。患者的所有症候丧失了开始的意义，转而有了新的意义，而这是由它与移情的关系决定的。不然，也只有那些可以适应的症候才能继续存在。假如我们能够治愈这种新得的神经症，便等于消除了我们开始处理的疾病，也就是说找到了治疗问题的解决方法。患者借助于医生的关系摆脱了被压抑的本能倾向的影响。随后，在医生的影响被去除之后，他也能保持健康。

在歇斯底里症、焦虑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移情具有重要意义，居于治疗的中心位置。因此，这些神经症都可以归类为“移情神经症”。无论何人，如果在分析治疗中遇到过移情现象，便不会再怀疑那些在症候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其带有力比多的特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研究了移情现象之后，我们才更确信症候的意义乃是力比多替代的满足。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修正之前对治疗过程下的动态概念，使其与我们的新发现一致。如果患者通过我们分析发现的抗力来与常态冲突斗争，他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对他产生我们期望的影响，从而恢复健康。如若不然，他可能会决定重复之前的问题，被允许进入意识的因素会再次滑落到压抑状态。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患者的智力，因为他的智力既不高，也不自由，而在于他与医生的关系。因此，患者的移情带有一种积极的信号。患者承认医生的权威，深信他的研究和观点。没有这种移情，或者如果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他便不会听从医生的指导。信仰也重复这种历史，信仰起源于爱，最开始并不需要证据。假如信仰是被爱的人提出的，那么证据稍后才会被承认，并加以批判性反思。没有爱的支持，证据毫无意义，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毫无作用。只有当一个人的力比多投射在客体上时，他的理智才能产生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有自恋倾向的人来说，即便有最优良的分析技术，患者受到的影响也极为有限。

正常人也有能力将投身于客体的力比多转移到人的身上。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关于神经症的移情倾向，现在其共同特点不过变本加厉了而已。如果我们从未利用一个人如此重要而普遍的特质，那不是太奇怪了吗？但其实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这种特质。伯恩海姆以其敏锐的思维，基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会受暗示影响这一点开创了催眠法。易受暗示性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移情倾向，但他过于缩小了其所指的范围，将消极的移情作用排除在外。但伯恩海姆从未对暗示及其起源下过定义，在他看来，易受暗示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事实，至于它的起源，他并未做任何透露。他并没有认识到易受暗示性依赖于性和力比多的活动。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将催眠法排除在神经症治疗技术之外，只是想在移情作用中发现暗示的性质。

但现在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思考的空间。我知道你们此时已想提出抗议，如果我不允许你们发言，你们势必不愿意再听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到了最后，你终于也承认自己像催眠师那样利用暗示的帮助了。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你为什么选择迂回曲折地去探讨过去的经验，揭示潜意识，解读和重释伪装，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结果却还不是说暗示才能奏效吗？为什么不像那些诚实的催眠师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症候呢？此外，如果你说利用自己的方法可以得出许多心理学发现，而直接采用暗示则不能，又如何来证明这些发现是可信的呢？它们不也是暗示或无意暗示的产物吗？你难道不能使患者接受你的愿望和建议吗？”

你们的抗议非常有意思，我不得不予以答复。但现在由于时间的原因，等到下次我们再做讨论。你们要知道，我会对你们的问题负责。今天，我们必须结束最初的话题。我曾承诺会借助移情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治疗方法对自恋型神经症不起作用。

我可以用几句话来解释，你们会看到这个谜题是多么容易被解开。观察表明，患自恋型神经症的人没有移情能力，或者不足以维持移情作用。他们不以敌意拒绝医生，而是报之以无所谓的态度。这就是医生难以对自恋型神经症患者产生影响的原因了。他们只是冷淡地对待医生的话，没有任何印象。因此，对其他患者起作用的治疗机制在这类患者身上不起作用，比如致病冲突的恢复和对压抑抗力的克服等。他们总是故步自封，经常企图自己治疗疾病，但却引起了病态的结果。我们对此爱莫能助。

基于对患者的临床治疗，我们认为力比多在客体上的投资必须被抛弃，客体的力比多必须转化为自我的力比多。我们根据这个特点将其与第一类神经症（歇斯底里症、焦虑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分开，他们受治疗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假设。他们并未表现出神经症的症候，因此，我们的努力无效，无法治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