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中，症候体现了疾病的本质，治愈疾病便是消除症候。然而，医生发现，将症候和疾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消除症候并不一定意味着疾病得到了治愈。当然，消除症候之后留下的唯一可见现象便是形成新症候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暂且接受一般人的观点，视理解症候等同于理解疾病。

当然，我们现在应对的是心理（或心因性）症候以及心理疾病，它们总体上对生活有害，或至少无用。个体一般十分厌恶这些症候和疾病，进而深感痛苦。它们的主要伤害在于其消耗的心理能量，以及克服症候和疾病所耗费的精力。症候广泛发展会令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其可用的心理能量会遭到极大地削弱和损害，以至于无法应对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结果取决于所耗费能量的多少，你们将很快明白“生病”本质上是一种现实概念。但如果你们从理论角度看，不考虑那些数量关系，会发现我们其实都有病，或者说都有神经症，因为正常人身上也表现出了症候发展的有利条件。

至于神经症症候，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满足力比多的新形式引起冲突的结果。相互竞争的两股力量在症候中再一次相遇，症候在发展中妥协，两者调和。这便是症候为何能够产生抗力的原因，至于抗力何以维持，则是由于两股力量不断碰撞。我们还知道冲突的一方是因现实原因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它一定会寻求其他的满足方式。如果现实不容改变，那么即便力比多准备好放弃被剥夺的对象而代之以另一新对象，结果也一定会导向退化，促使力比多在以前已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经抛弃的对象上寻求快感。力比多在退化的过程中被引诱到之前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固着点上。

倒错的发展与神经症再次分道扬镳。如果退化未唤醒自我的抗力，那么神经症便不会发生，力比多会得到一些实际的满足，即便满足形式是非正常的。然而，自我不仅控制了意识，还统治着运动的神经支配和心理冲动的实现。如果自我不赞成这种退化，冲突便会发生。力比多被锁住，不得不另寻发泄的出路，以顺从唯乐原则的要求。它必须避开自我。发展中形成的固着提供了逃避之所，自我曾以压抑作用来对抗这些执着点。力比多退回并占据了这些被压抑的位置，因此也摆脱了自我及自我法则的支配。与此同时，力比多也摆脱了之前在自我指导下受到的一切训练。假如力比多有机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现实是力比多在外部剥夺和内部剥夺的双重压力之下，变得难以驾驭，迷恋于从前更加快乐的时光。这便是力比多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难以改变的。现在力比多所依附的观点属于前意识系统，因此也有此系统的特有历程，尤其是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这里的情状和梦的形成完全具有可比性。正如隐性梦境意义，幻想的满足首先形成于前意识中，接着一定会经历意识历程，然后经过审查和同意，进入显性梦境，造成一种和解的方式。所以前意识中代表力比多的观点一定会与前意识的自我力量展开抗争。自我既然如此抗拒力比多，后者便不得不采用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好使两方面的力量都得到相当的发泄。因此，症候便会形成，作为潜意识里力比多欲望的多重化满足，也可以视作人为地将两种完全矛盾的意义有选择性地混合起来。我们单从最后一点就意识到了梦和症候发展之间的一大差异，因为形成梦的唯一前意识目的是维持睡眠，并消除意识中任何可能打扰睡眠的因素；可是它对于潜意识的欲望冲动绝不采取严厉的禁止态度。相反，因为人在睡眠时危险较小，梦的目的更具包容性。单是睡眠状态便足以保证欲望不能变成现实。

你们可以看出，力比多在遇到冲突时能够逃脱，就是因为固着点的存在。力比多退回到固着点之上，便逃脱了压抑作用，在保持着妥协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发泄或满足。力比多以这种迂回的方法，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执着点，最终成功地获得了某种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为有限，几乎难以辨别。现在请允许我就最后的结果多说两点。首先，我希望你们一方面能注意到力比多和潜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注意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不过，目前十分明显的关联并不意味着它们原本实为一体。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记得我所说的一切，接下来的内容将和歇斯底里症的症候发展有关。

力比多必须在哪里找到固着点才能冲破压力的作用呢？可以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放弃的部分冲动里，也可以在儿童期被抛弃的对象上。力比多再一次退回到这些地方。儿童期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儿童的先天性本能倾向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出现；其次，与此同时，环境影响和偶然的经历首次唤醒了儿童的其他本能。在我看来，这种双重意义很有道理。我们很难去批判内心倾向显露于外的论断，但实际上根据分析的结果，我们不得不假设儿童期的单纯偶然经历能够使力比多产生固着。这里不存在任何理论困难。毫无疑问，天赋倾向是前代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一定是习得的，如果没有学习能力，我们也无法获得所谓的遗传。习得的特性本可遗传给后代，我们可以想象它一到后代就消失了吗？然而，比起祖辈经验或成人时期的经验，婴儿期经验的重要性不应该如此频繁地被忽视。相反，我们应该对其格外重视。婴儿期的个体因为发育尚不完全，容易受到创伤，所以易产生重要后果。鲁（Roux）等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告诉我们，一针刺入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可引起极大的混乱；而幼虫或发育完全的动物受到相同的伤害时，则可能完全无恙。

我们之前已经指出，成人的力比多固着是神经症体质的构成因素，现在可再分为两种因素，即天赋和童年早期习得的倾向。

遗传的性组织由于对部分功能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混合为多种，所以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倾向。在婴儿期经验因素的作用下，性的组织中形成了一个“互补系”，与之前所述的成人的倾向和偶然经验的形成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同样的极端例子和类似关系。在此，问题变成了力比多最为显著的退化，即那些退回性组织最早阶段的力比多，是否一定受遗传组织因素的制约。不过，在我们更广泛地研究不同形式的神经症之前，最好先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神经症的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依附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之上。我们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由此看来，这些经验对人类生活和健康都很重要。它们在治疗上的重要性也毫不逊色。但即使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不难知道这一层难免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从神经症的情境中观察生活。力比多被迫离开后来的位置后，才退回到婴儿期的经验里，而婴儿期经验的重要性最终也减弱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并不重要，而在习得退化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讲述俄狄浦斯情结时，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困难。退化作用大大增强了婴儿期经验中的力比多，进而涉及致病因素。这一论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决定因素，其他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首先，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婴儿期的经验对儿童期造成了特殊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在儿童神经症中，移置因素必然大大减少乃至完全消失，因为儿童神经症是紧随创伤性经验之后形成的。正如儿童的梦提供了理解成人梦境的钥匙一样，对婴儿期神经症的研究可以令我们避免许多对成人神经症的危险误解。实际上，儿童患神经症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但疾病的症候常被忽视，或被看作调皮捣蛋，保姆等权威人士常压抑儿童的病征。不过，回顾过去，我们却能轻易分辨出儿童神经症的症候。最常见的形态是焦虑型歇斯底里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中得出其含义。当神经症在后来的生活中发作时，通过分析我们通常可以发现它是婴儿期疾病的延续，只不过发展得模糊了而已。但是，正如此前病例所述，儿童期的神经症未被打断，变成了一生的痛苦。就少数例子而言，我们固然可在神经症的状况之下分析一个儿童，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以成年得病的人来推想儿童可能患上的神经症，只是我们在推想时必须特别谨慎，才能避免出错。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童年期没有吸引力比多的东西，力比多普遍退回到童年期便无法解释了。只有当我们假定某一特殊发展阶段附着了一定分量的力比多时，这些阶段的固着点才有意义。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婴儿期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原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与前面研究的互补系类似。在一些例子中，全部病因都在于儿童期的性经验，这些印象无疑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需一般的性组织及不成熟的发展作为基础，便足以致病。还有一些例子，致病原因完全在于后来的冲突，分析之所以侧重儿童期的印象完全是因为“退化”的结果，而两者之间又有不同程度的混合。

这些关系对教育有所启发。有人认为，如果较早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便能防止神经症。只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婴儿的性经验上，必然会认为只要儿童的性发展被延缓，让儿童不要有性经验，便算是采取了一些尽可能的措施来预防疾病的发生。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引起神经症的条件更加复杂，总体来说单一因素无法单独产生影响。儿童期的严格防范毫无价值，因为它无力阻止先天的结构因素。此外，这种疾病防治起来比教育家设想得要困难得多。防治会产生两项新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可低估。也许控制得太严了，儿童到了青春期时反而无力抵抗强烈的性需求。因此，我们对儿童期内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毫无把握。改变对事实的态度，然后研究问题，似乎才是预防神经症的一个更好的方法。

让我们回到对症候的讨论上。症候可以作为患者现实中缺乏的替代性满足，力比多退化到早期，也就是退回到对象选择和性组织的较早阶段。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常执着于过去的某段时间，我们现在知道过去那段时期正是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他在生活中不断寻找同样的时期，直到发现，甚至会凭借记忆或后来的暗示重新构建，以求回到吸奶的时光。症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婴儿期的满足方式，虽然这种方式由于矛盾而带来的审查作用，不得不有所伪装。结果症候转变成一种痛苦的感受，并融合了其他致病因素。随症候而来的满足，患者不但不觉得快乐，反而深以为苦，唯恐避之不及。这种转化起源于心理冲突，症候起源于这种冲突的压力之下。从前视为满足的，现在却只能引起个人的反感和厌恶。关于这种感受的转变，我们都知道一个简单而具有指导意义的例子：孩子本来很喜欢吮吸母亲的**，但几年之后，却常对乳汁表示厌恶，这种厌恶感常常难以克服。假如乳汁或其他替代性**的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竟可变为恐惧了。我们很难不认为这层薄膜可能让孩子想起了曾经酷爱的母亲的**；与此同时，断奶的创伤经验可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无法理解为何症候会作为满足力比多的方式。我们日常可视为满足的事情，没有一件见于症候。它们常不需要对象，因此放弃了与外界现实的接触。我们知道这是放弃唯实原则，返回唯乐原则的结果。但这也返回到了一种扩大化了的自**，进而产生了最早期的满足性冲动的方法。我们不改变外部世界，而是寻求自身的改变，换句话说用内部反应取代外部反应，内心进行调整而不采取行动。从种系发展的角度看，这表达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退化。通过对症候发展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元素。假如我们将退化和这个新因素合并讨论，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此外，我们记得症候形成过程中潜意识的历程和梦的形成同理，其中也涉及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与梦类似，症候代表了一种满足——一种幼稚的满足。因为极端的压缩，这种满足可以化为一个单独的感觉或神经兴奋；抑或通过极端置换作用，满足被限制在整个力比多情结的一个很小的元素上。因此，我们不容易在症候中看出力比多的满足，这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我们常常可以推想并证明其存在。

之前已经说过，我们必须熟悉一个新的因素，即便这个因素确实令人惊奇和困惑。通过对症候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些关于婴儿期经验的知识，力比多执着于婴儿期的经验，症候也由此产生。可是，怪就怪在婴儿期的经验未必都是真实的。在大多数例子中，婴儿期的经验都不是真实的，有些恰恰与过去的事实相反。你们会认为，这一发现要么使得上述结果的整个分析都变得不可信了，要么说明患者的陈述有假，或者说明整个神经症分析都不可靠。此外，还有一点令人极为困惑。如果分析透露的婴儿期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应该感到研究有了稳固的基础；假如它们都是患者伪造或幻想出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抛弃这种不真实的基础，另寻确定的道路。然而事实是两者都不是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发现，患者所回忆或重构的儿童期经验有的是假的，而有的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就大多数的案例而言，分析所得的结果往往是真假参半的。所以症候所代表的经验有时千真万确，我们相信它对于力比多的执着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时其所代表的只是患者的幻想，这对病原学的研究来说当然无关紧要。这里要求得一个解决方法也不容易。类似的发现也许可以得出第一个线索，即个人普遍怀有散落的童年记忆。这些记忆同样也可以伪造，或者至少是真伪相混的。看出其中的错误之处并不困难，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个意外失望的责任多少应归结为分析之过，多少应归结为患者之过。

稍作反思，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此事如此令人困惑。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考虑现实，忽略了将事实与幻想区分开来。我们很容易觉得，听患者讲幻想出来的故事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在我们的思维中，现实与幻想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我们分别赋予了它们不同的价值。患者思维正常时，也采取相同的态度。当患者给出一些材料引导我们回到儿童期经验塑造的欲望情境时，我们一开始当然会怀疑这些材料是事实的还是幻想的。之后，某些特质决定了材料的真假。而且我们还要设法使患者也知道这一层，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完成。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他所述的是用来掩盖儿童期经验的幻想，正如每一民族都把神话夹杂在远古时期的历史中一样，那么他对进一步探究问题的兴趣便会锐减。他也会轻视“幻想”，希望发现现实。但如果直到分析完成后，我们才告诉患者他所说的可能不是童年实际发生的事情，又存在发生错误的危险，那么患者就会讥笑我们受骗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和自己的想法达成一致，无法相信幻想和现实都可受到同等对待，而且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忽略关于儿童期经验的回忆究竟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过，这是对心理产物唯一正确的态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真实的。事实是患者可以自己创造出这些幻想，至于它们究竟是神经症的症候还是真实的经历，并不太重要。这些幻想代表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理解了在神经症领域里，心理现实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

神经症在儿童期常发生的经验事实从不缺乏几点特殊的意义，因此我认为值得特别注意。我想举下面几个例子：（1）观察父母**；（2）为成人所引诱；（3）对于被阉割的恐惧。你们如果以为这些事绝对不会出现在现实中，就大错特错了。成人亲属可以证实这点。例如，小男孩常玩弄自己的**，不知道应该隐藏这种动作。父母或保姆看到之后，便会威胁要割掉他的**或罪恶的手。父母在被询问时一般都会觉得恐吓做法是很正确的；许多人还清晰地记得这些威胁，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童年晚期的话，记忆便更加清楚了。假如提出恐吓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人，她便往往将执行惩罚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法兰克福有一位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出版了著名的《蓬蓬头彼得》（Struwwelpeter）。这本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对儿童时期的性和其他情结都有很好的理解。在书中，你们会发现阉割被另一种较为柔和的惩罚替代，大人会威胁孩子，如果不改掉吮吸手指的毛病，就把他的大拇指割掉。从对神经症的分析来看，阉割的恐吓很常见，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儿童因受成人的暗示，知道用自**来满足欲望是为社会所不许的，他从阉割的印象中了解了女性**的样子。此外，一个小孩子虽然不理解或者没有记忆，但他很可能目睹过父母或其他成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后来能懂得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会产生反应。但如果他从未观察过**，而能详述**的动作，或者将**描述为背入式而非面对面，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幻想来自于对动物（狗）的观察，而且其动机在于儿童在青春期内未曾被满足的性好奇。他还会幻想自己在娘胎中父母**的情景，可谓极尽想象。我们对被引诱的幻想有着特殊的兴趣，因为它们常不是幻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过，幸运的是，它成为事实远没有分析结果想象的那么常见，且受年长的孩子或同龄儿童引诱的机会远多于受成人引诱。对于小女孩而言，引诱者常常是她的父亲，这种罪名的奇妙本质和动机便都不再存疑了。如果没有实际上的引诱，儿童便用幻想出来的引诱来掩饰**行为。儿童在童年早期想象出一个欲望对象，以此为**的羞愧感开脱。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儿童受近亲引诱的事情纯属虚构。大多数分析师在治疗中都发现确有此事，不必存疑，只不过这些事件实际上本属于童年较晚时期，现在被转移到了较早的儿童期罢了。

我们无法不产生这样的印象——要引发神经症，必须在儿童期有这样的经验，这似乎是一条铁律。假如它们存在于现实中，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实际上不曾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且经由想象补充。结果反正是一样的，在儿童期经验中占重要地位的无论是幻想还是现实，我们都无法在结果中找到任何不同之处。现在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之前讨论过的互补系的一种，而且是最奇怪的一种。这些幻想的必要性和材料究竟来自哪里呢？毫无疑问，它们来源于冲动，但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幻想总是由相同的内容创造出来。现在，我想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由你们看来似乎太牵强附会了。我希望用原始幻想（primal phantasies）来称呼这一幻想及其他的一些幻想。我认为原始幻想乃是种系所有的。在原始幻想中，个人超越了自己的生活，进入了古人的体验之中，个体的经验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我看来，分析中获得的一切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见父母**而引起的性兴奋、被阉割的恐惧，或者阉割本身，在人类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只是通过想象填补了史前事实和个人事实之间的间隙。我一再怀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与哪一种学科相比，都更能提供人类发展的最初模型。

刚才讨论的事情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想象这种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我们从未清楚地了解想象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但人们普遍知道它很重要。你们知道，人类自我在外界必要性影响的教育下逐渐学会尊重现实，追求唯实原则，于是便不得不暂时或永久性地放弃种种唯乐原则的对象和目标，不仅是关于性的。但对人类来说，摒弃快乐总是非常困难，他不得不寻求补偿。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心理活动，所有被放弃的快感来源和快感满足方式都允许在其中继续存在，它们脱离了现实的要求或所谓的“现实考验”的活动，每种冲动都很快转变为自身满足的形式。这种想象出来的满足当然可以部分达到目的，虽然明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人能够享受早就宣布摒弃的自由而不受外界束缚。于是，他忽为求乐动物，忽为理性的人类。他现在从现实中勉强获取的微少满足并不够。丰唐（Fontane）曾说：“有所作为就会有连带而来的产物。”创造幻想的精神领域与建立“物种保护计划”和“栖息地保育计划”完全类似。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的威胁很快将地球弄得面目全非，自然保护区维持了自然的原始环境。如若不然，一切都会为必要性牺牲，这将令人十分遗憾。在保护区内，一切都可以按照原本的方式生长蔓延，即便是无用和有害的东西。幻想的心理现实便是唯实原则下的一片保护区。

我们已经知道，幻想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欲望的满足。实际越需要谦虚，幻想便越发骄傲夸大。不可否认，其本质是想象出的快乐，也就是一种不受现实约束的满足。我们知道白日梦是夜间梦境的核心和模型。夜间梦境本质上是一场白日梦，被心理活动的夜间形式扭曲，夜晚赋予了本能冲动和自由，使得夜梦成为可能。白日梦不一定属于意识，也存在无意识的白日梦，对于这点我们早已熟知。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兼为夜梦和神经症的根源。

下面的解释将会让你们明白幻想对症候发展的意义：我们已经说过，在克己的情况下，力比多发生退行，占据了原本被抛弃的位置，并以某种方式固着在那里。我们既不应该撤回该陈述，也不应该纠正它。我们应该做的是插入一个丢失的链接。力比多是如何找到固着点的呢？好吧，其实力比多所丢弃的对象和倾向并不曾被完全抛弃。力比多或它们的副产物都仍旧停留在幻想中，并具有一定的强度。力比多只需要退回到想象中，便可以找到通往所有被压抑的固着点的道路。这些幻想原为自我所宽容，它们与自我之间没有冲突，无论对比多么鲜明，自我也因此得到发展，这本来依靠某种条件保持不变——这是一种量化的条件，因力比多返回幻想而受到干扰。通过这点补充，幻想的能量达到顶点，以致变得奋勇直前，力求变成现实。但幻想和自我不可避免地由此发生冲突。无论幻想之前属于意识还是潜意识，现在都被置于本我的压抑之下，成为潜意识吸引力的受害者。力比多由潜意识的幻想而深入到潜意识内幻想的根源后，又退回到了力比多原来的固着点上。

力比多返回幻想是症候发展道路上的过渡阶段，我们应该给它起一个特殊的名字。荣格（C. G. Jung）创造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但他却不恰当地用其指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力比多偏离了实际的满足，转而过分聚集于此前被视为无害的幻想上，这种历程便被称为内向。内向的人还不能算作神经症，他只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无法为蓄积的力比多找到其他的发泄口，并受到下一种移置作用的影响，便一定会发展出症候。神经症满足的虚幻性以及他对于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疏忽，已经由力比多停留在内向阶段上决定了。

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述讨论中将一个新的元素引入了病因的线索之中，即能量的数量。我们必须始终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对致病条件进行单纯的定量分析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以动态概念定义这个心理历程并不充分。我们需要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我们要知道，两种相反的力纵然早已具备实质性的条件，也不一定会产生冲突，除非两者都达到了相当的强度。类似地，构成因素的致病原因取决于某部分本能较其他部分占据优势。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人的倾向从质上来说都是相同的，仅在量上有所不同。数量成分对抵抗神经症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能否患病，取决于这个人能够自由保留多少用不掉的力比多，以及力比多有多大部分能从性的方面升华而转移到非性方面。从质上来说，心理活动的最终目标可以被描述为追求快感，避免痛苦；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克服心理器官中所现存的刺激量，以避免那些引起痛苦的阻力。

这便是我希望告诉你们的有关神经症症候发展的知识。但请不要忽略我对如下这点的强调：我所说的每一点都与歇斯底里症症候的发展有关。即便在存在诸多不同的强迫性神经症中，其本质也是相同的。在歇斯底里症中，自我对本能满足的要求表示反抗，这种反抗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更为显著，并且通过所谓的“反向形成”控制了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在其他神经症中发现意义更为深远的同类变种，关于其症候发展的研究绝没有完成。

在今天的讲座结束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大家对想象和现实都感兴趣的一个方面上。想象也有可能返回现实，那便是艺术。艺术家也显示出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他和神经症患者相去不远，也为太强的本能需要所迫。他想要获得荣誉、权力、富裕、名利和女人的爱，但他缺少实现这些满足的方式。因此，他像其他未获得满足的人一样，从现实中抽离，将他的所有兴趣、力比多转移到了其幻想生活的愿望建构之上，这所有的一切都能轻易地指向神经症。许多因素联合起来可以终止神经症的发展；其实，艺术家也常因神经症而令才能部分受阻。显然，艺术家的禀赋具有强大的升华能力，可以转变决定冲突的压抑。艺术家以这种方式找到了回到现实的道路，他不是唯一拥有想象生活的人。幻想的世界是人类共同允许的，无论哪一个有愿未遂的人都可以借助幻想求得安慰。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从想象中获得的满足十分有限。压抑作用是残酷无情的，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成为意识的白日梦求得满足。真正的艺术家则不然。首先，他知道如何加工白日梦，以使其失去个人色彩，能够帮助其他人获得满足。其次，他也知道应该如何伪装白日梦，以便不轻易透露其可耻的源头。艺术家还拥有将特定材料塑造成想象中真实人物形象的奇妙能力，这样他便能将强烈的快感附加在无意识幻想之上，至少可以暂时控制压抑作用。如果这一切能够完成，他就可以和他人共同享受潜意识的快乐，从而得到慰藉。通过想象，他自己也赢得了感激和钦佩，获得了从前只能从幻想中得到的东西，比如荣誉、权力和女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