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讲中已经说过，我们的研究工作会基于之前的结果继续进行下去，而不会从疑问的视角出发。我们从上一讲中的两个例子推导出了两个结论，虽然有趣，但尚未开始讨论。

首先，我们发现这两位患者都“执着”于过去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她们不知道如何从过去解脱出来，进而完全脱离了现在和未来。她们现在好像借病遁世似的，类似早些时候人们选择出家，在寺院里度过余生。第一位患者实际上早已结束了的婚姻决定了她的命运，症候导致她和丈夫继续纠缠不清。我们似乎还能听见她替前夫辩护的声音，她宽恕他、赞美他、为他惋惜。尽管她还年轻，还可以吸引其他男人，但却借种种真实或想象的（富有魔术色彩的）理由为前夫守贞。于是她不见陌生人，不在乎容貌，甚至坐下就不想站起来。最后在欲望的驱使下，她不愿意将自己的任何东西馈赠他人，从来都不送别人礼物。

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位年轻女子在青春期前对父亲产生了性的依恋，此时这种依恋开始作祟。她自认为有病，便不能和他人结婚。我们进而怀疑她为了不结婚才患上此病，这样就能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

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和以何种方式要对生活采取这种徒劳无益的特异态度呢？我们假设，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通性，而不是这两个患者所特有的。实际上它的确是每例神经症极为重要的特征。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是在照顾病父时表现出了同样的“执着”行为。她虽然已经康复，但从那时起，便不能应付生活的某些方面。尽管她健康能干，却不能承担一个女人的本分职责。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每位患者的症候和结果总是足以使他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患者都会退回到生命的早期，有时是童年阶段，有时甚至是还要喝奶的时期。这听起来有点好笑，是吧。

和神经症患者的状况最为类似的要数近来由战争所造成的频发病症——所谓的“创伤性神经症”。战争爆发前，这种病症也时有发生，比如在交通事故或其他一些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发生之后。从根本上说，创伤性神经症与我们常分析和治疗的偶发性神经症不同。此外，我们还没有成功将其纳入假说之中。我希望向你们说明研究的局限性。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强调，两种神经症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创伤性神经症显然基于对灾难时刻的固着，患者经常在梦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灾难发生时的场景。就那些可分析的歇斯底里症而言，发病似乎就是将创伤性情景召回。患者好像还不能应付创伤性情景，现在他们似乎还未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严肃地看待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由此明白精神过程中的经济学含义。“创伤”这种表达方式不过是一种经济学上的意义，它造成的紊乱持续地干扰着对可用能量的管理。一种经历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心灵受到高度刺激，通过正常方式已无法对其进行同化或加工，我们便称之为创伤性经历。

根据这个类比，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创伤性经历归类为执着的神经症。因此，我们有可能已经发现了神经症的一个简单的决定性因素。它可以与创伤性疾病类比，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某种情绪体验，便会患上神经症。在1893年至1895年间，布洛伊尔和我因为要把我们观察的新事物归结为理论，所以确立了第一个公式。我们的第一位患者，那位与丈夫分居的少妇，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概念。她无法放下有名无实的婚姻，一直无法从创伤中走出来。但我们的第二个患者，那位依恋父亲的少女，则表明了这一公式仍有欠缺。从一方面看，小女孩崇拜父亲是极为平常的，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崇拜会逐渐减弱，所以“创伤性”一词便失去了意义；从另一方面看，患者的个人经历表现出，最开始的爱欲固着在那时完全是无害的。这种爱欲的固着在她表现出强迫性神经症症候的多年前一直隐而不发，所以说神经症的成因非常复杂多变。但我认为关于创伤性成因的这一观点不应被视为错误而放弃，相反它在不同背景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病因。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途径。这种研究方法现在已经走不通了，我们必须先去研究许多其他问题，然后再来寻找出路。但在离开“创伤的固着”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注意该现象在神经症领域之外也随处可见。每种神经症都包含了这样的固着，但并不是每种固着都会导致神经症，或与神经症归为同类，或创造了神经症的发病条件。悲伤可被视为对过去的情绪固着，可以使人与现在和未来完全失去关联。但悲伤和神经症截然不同，虽然有些神经症则可以被定义为病态的悲伤。

创伤性经历的确可能使人走进死胡同，完全动摇其生活结构的基础，导致他完全丧失对现在和未来的兴趣，沉浸于对过去的追溯中。但这些不快乐的人并不一定是神经症患者。我们一定不要高估这一特点在诊断神经症上的作用，虽然这个特点是常见且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讨论由分析引出的第二个结论，其实完全没有限制这个结论的必要。我们已经探讨了第一位患者身上无意义的强迫行为，以及由此引出的相应的私密回忆。后来，我们还调研了经验和症候之间的关联，并从中发现了隐藏在强迫行为背后的目的。但我们完全忽视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只要患者还在重复强迫行为，她便不会意识到强迫行为与问题中的经验的关联。两者之间的关系隐藏在背后，她会真诚地回答她不知道何种冲动迫使她这样做。后来因受治疗的影响，她才能完全说出两者之间的关联，然后告诉我们。但她仍不知道强迫行为的目的在于修正过去的痛苦，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她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大的努力，才理解并承认这种动机正是强迫动作的动力。

不快的新婚之夜和患者对丈夫的柔情，两者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强迫行为的意义。但只要强迫行为仍在持续，她就不能理解“来源”和“原因”两个方面。她的内心一直在进行着某种精神活动，强迫动作则是一种表达。她在正常的思维框架下可以观察到结果，但对此结果之前的精神历程则一无所知。伯恩海姆曾做了一个催眠测试，命令被试者在醒来后的五分钟内打开一把雨伞，被试者醒后照做了，但无法给出行为的动机。这位患者的行为可与之类比。我们所说的潜意识心理过程，指的正是这种状态。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用更为确切的科学方法描述这一事实，我们将很乐意撤回全部假设。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应该继续采纳这一假设。如果有人想要对潜意识提出反对意见，说它在科学上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名无实，那么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驳斥他的话难以理解。这些非实在的东西居然能够产生像强迫动作那样实在且显而易见的行为呢！

我们在第二位患者身上看到了根本上相同的东西。她定下了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枕头不能触碰床头。但她不知道规定的缘由、意义和赋予其力量的动机。对于这个规定，无论她是泰然处之还是极力反抗，是决心克服还是大发雷霆，都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她都会遵守这个规定并执行，尽管她会问自己为什么，但也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承认强迫性神经症的症候提供了心理活动特定领域最清楚的证明，且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界限清晰。强迫性神经症的这些症候、观念和冲动，既无人知晓其来源，又对正常的心理生活产生了极大干扰。患者自己感到它们像来自异世界的超能客人，是一种混迹于平凡事物中的不朽存在。毫无疑问，神经症症候使我们相信潜意识心理的存在。临床精神病学只承认意识心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将潜意识描述为一种特定的逆行性病症。当然，强迫意象和冲动本身并不属于潜意识——除非强迫行为没有被意识观察到。它们如果没有入侵到意识中，便不会表现为症候。但由分析得出的先行性心理和通过解释而发觉的联想则属于潜意识，至少在我通过分析使患者知道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此外，现在请大家考虑以下几点：一、多种神经症的各个症候都足以证明这两个例子的所有事实；二、无论何时何地，患者都不知道症候的意义；三、分析无一例外地表明这些症候源自潜意识经验，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变为意识。你们会明白，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无法离开潜意识部分，还习惯于将潜意识当作实体的东西加以处理。也许你还会理解为何那些从未了解过潜意识观念，从未分析和解读过梦，并且从未探究过神经症症候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简直没有表示反对的资格。让我再强调一次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借助分析得出神经症症候的意义，潜意识心理过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如果你愿意换一种说法的话，至少证明我们有做此假设的必要。

但还有另一层。多亏了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在我看来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潜意识和神经症症候之间的关系。原来不仅症候的意义总隐藏在潜意识中，症候本身的存在也受其与潜意识关系的约束。你们很快就会理解我的话。我和布洛伊尔有相同的主张：我们每遇到一个症候，便可断定患者心中存在某种潜意识活动，其中包含症候的意义。反过来说，为了使症候发生，这个意义必须先于潜意识存在。症候不会产生于意识的过程，只要问题中的潜意识过程一成为意识，症候就会消失。你们会立即知道这就是治疗神经症和消除症候的方法。布洛伊尔实际上已经使用这个方法治好了患者的症候，他发明了一项技术，将带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经历引入意识，症候便消失了。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不是推测出来的结果，而是与患者通力合作，由恰当的观察得出的。因此，你们不要勉强将此事和你们知道的事情相互比较，而应当承认这基本上是一种新的事实，且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为此我还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仔细检查此事。

症候的形成实为仍处于压抑状态的他物的替代。有些精神经验在正常状况下本可以发展到使患者在意识中清楚地知道，但这个过程由于被干扰打断而没有完成，这些心理经验便被桎梏在潜意识当中，症候便由此产生了。也就是说，症候就是一种替代物。假使我们能用精神疗法成功地还原这一替代过程，那么便可以解决神经症症候的问题。

因此，布洛伊尔的发现仍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所有后续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设，潜意识关联变为意识之后，症候就会消失。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更为复杂的奇特状况。通过将潜意识内容变为意识内容，我们的疗法开始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个变化发生之后，我们的工作才可奏效。

现在，我要再说几句题外话，免得你们误以为治疗效果完成得太容易了。据我们目前所知，神经症是一种无知的结果，即患者没有认识到我们应该了解的心理过程，这很接近苏格拉底所说的“罪恶源于无知”。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够较轻易地探明患者潜意识中的冲动。相应地，医生告诉患者这个知识，免除他的无知，疾病便被治愈了。这个方法至少适用于症候潜意识意义的一方面，虽然另一方面——患者的生活经验与症候的关系——不容易由此推测出来。当然，面对这些经验，精神分析师一定不能完全了解，肯定会有遗漏，所以只能等着患者自己说出来。但在许多例子中，这一困难可以被轻易地克服。我们可以就这些经历询问患者的亲戚，他们一般能够指出患者的创伤性经历。他们甚至可以告诉分析师患者自己都不知道的经历，比如在患者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分析师将这些细节连接起来，便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患者无知的根源。

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我们却碰到了没有料到的问题。知与知是不同的，心理学的各种“知道”之间不能相互比较。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有不同” ，医生的知道和患者的知道是不同的，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医生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患者，也不一定能取得效果。这样说也许不对，因为尽管单纯的告诉不能消除症候，却可以启动分析，第一个结果往往是坚决的否认。患者虽然已经知道了前所未知的知识，即症候的意义，但他所知仍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发现无知不止一种，还需要深化心理学知识，厘清多种无知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仍坚持之前的假设——了解症候的意义便可使症候消失。唯一的限制条件在于，这个知识必须以患者内心的改变为基础，只有通过精神治疗才能达成这种改变。我们再次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快将引导我们仔细分析症候动力学的形成。

我必须停下来问一问诸位，我刚才所讲的内容是不是太复杂、太模糊了？我如此经常性地回顾说过的话并加以限制，先引出一连串思想，然后又驳回，是不是让你们感到无比困惑？假如果真如此，那我应该感到非常抱歉了。不过，我不愿意为求简单而牺牲真理，我宁愿让你们觉得这个学科是如此多面和复杂。我认为，即使你们一时不能领会我的话也无妨。我知道每位听众和读者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听到的话，并加以缩短、简化和浓缩，只留下希望接受的部分。的确，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我们听得越多，收获便越多。我希望除了一些题外话之外，你们已经清楚地掌握了关于潜意识和症候的意义，以及两者关系等各个要点了。你们也许还懂得了我们此后的努力将朝着两个方向进行：第一是临床问题——发现患者如何患病，以及为何对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症的态度；第二是精神动力学问题——从神经症出发得出神经症症候的演化。这两个问题之间必定有一个相互交叉的点。

今天我不想再继续讨论了，但还剩下一些时间，我希望你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上述两个病例的另一个特点上，即记忆缺失，或者说健忘症。我们稍后才能完全明白其重要性。你们已经知道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可以表达为如下公式：所有病态的潜意识经历一定都可以被转化为意识。这个公式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公式代替：患者的所有记忆缺失都必须被加以补充，健忘症必须被消灭。你们听到这些话时，难免会感到奇怪。实际上它们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我们必须承认症候的发展和健忘症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不过，第一个例子的分析很难说明健忘症的价值。患者并没有忘记强迫性神经症产生的情境，反而清楚地记得。那些症候形成的过程中也没有其他被遗忘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第二位患者的情境相比较而言可能不那么清晰，但记忆也是相同的。那位有着强迫意识行为的少女并没有真的忘记小时候的事情——她坚决要求父母卧室和自己卧室之间的门虚掩着，还不让母亲睡在父亲的**。她能够清楚地回忆起这些事，尽管态度犹豫且不情愿。在第一个例子中，只有一个因素引人注目。患者虽然无数次实践强迫动作，但从未有一次意识到它和新婚之夜的情景有相似之处；在被直接要求探究其行为动机时，她也难以想起这些记忆。同样，第二个例子中的少女也是如此，她不仅每夜照例重复睡前仪式，而且让引发仪式的情景不断上演。两个例子实际上都不包含健忘症，或记忆缺失，只不过是理应存在且可用于引起记忆的线索都断裂了。

这种紊乱足以引发强迫性神经症。不过，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却不大相同，因为它通常包含更大程度上的健忘症。一般来说，对歇斯底里症的每一个单独症候的分析，都可以引起整个印象的线索。这些印象在被修复之前，可以说被真正地遗忘了。从一方面来说，这条线索可以追溯到幼年的生活，因此歇斯底里症中的健忘可被视为婴儿期健忘的直接延续。我们之所以不明白精神生活的最早印象，就是由于婴儿期的遗忘。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惊奇地发现患者最近的经历也因为记忆丧失而变得模糊起来——尤其是致病或使病情加重的诱因，若不是完全被遗忘，也至少是部分变模糊了。重要的细节无一例外地从最近的记忆图景中缺失，或者被假象替换。一般来说，那些新近经验的回忆总设法躲开分析者的注意，而使患者的整个经验留下显著的缺口，直到分析要结束之前，新近经验的回忆才突然浮现出来。

我们已经指出，回忆能力的缺陷是歇斯底里症的一大特点。歇斯底里症的症候（即歇斯底里症的侵袭）虽已发生，却不一定在记忆中留有痕迹。如果这些现象不发生于强迫性神经症中，你们便有理由断定健忘症体现了歇斯底里症患者心理特点的变化，并不是神经症的普遍特质。这种不同的重要性可以被更加严格地限制在下列观察中。我们将“来源”和“趋势”或“原因”合并成为症候的意义，这样做是为了说明症候产生的印象和经历，以及症候的目的。症候的“来源”可追溯至种种印象，这些印象都来自外界，当初一定是意识的，后来因为遗忘而变成了潜意识。症候的“原因”或“趋势”则常为内心的经历，它们从一开始便停留在潜意识状态内，既可以属于意识，也可以永远不属于意识。所以症候的来源或它基于的经验是否已被遗忘并不那么重要，就像歇斯底里症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症候的“趋势”会基于潜意识而存在。实际上，强迫性神经症中的此类例子不比歇斯底里症少。在两种症候中，“来源”都可以从一开始就是潜意识的。

我们既然如此看重精神生活中的潜意识，便不免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最恶意的批判。请不要大惊失色，也别以为反对意见只把矛头指向潜意识概念的困难或表达潜意识相对而言不易触及的经历。我认为批判源自另一层面。人类的自尊心曾先后受到了两次科学带来的重创：第一次是人类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斑点。这个发现归功于哥白尼，虽然亚历山大学派曾传播过相同的观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研究剥夺了人类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使人类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时代的查尔斯·达尔文、华莱士及其前人的重新评估也无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意见。现在，人类的自尊心将受到现代心理学的第三次重创。现代心理学证明“我”即便在自己的屋内也不能成为主宰，而只能依赖于心理学生活中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我们精神分析学家既不是首先也不是唯一告诫人类要观察内心的一批人。但是，似乎注定我们将最为坚定地表达这一观点，并且通过对每个个体都极为重要的实证经验来加以证实。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会遭遇如此广泛的抨击，甚至不顾学术界以严谨态度和带有偏见的逻辑来进行制约。此外，我们在另一方面又被迫扰乱了世界的宁静，这一点你们不久便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