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欢迎诸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上次的讲座中，我谈到了过失和梦的精神分析疗法。今天我将向你们介绍神经症现象，你们将很快发现它和过失及梦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必须提前告诉你们，不要带着之前对我的那种态度来听讲。此前，我每前进一步，总要征求你们的同意。我经常和你们讨论，听取你们的反对意见，简单地说，我非常尊重你们和你们的“普通的常识”。现在我不可能继续这样做了，原因很简单，过失和梦这两种现象对你们来说并不陌生，你们的经验可能和我一样丰富，你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许多资料。但你们对神经症是很陌生的，你们并非医生，所以只能由我来带领你们了解神经症领域。如果对于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即便你们多么善于判断，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不要以为有此声明，我就可以作为权威来讲课，强迫你们无条件地接受我的观点，这是严重的误解。我并不希望说服你们，只是想激起你们的兴趣，使你们摆脱偏见。由于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不能进行判断，那当然也无法选择相信或谴责。请你们仔细听讲，不要抗拒我的影响。人是无法被轻易说服的，如果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便相信了某种说法，那这些说法一定不能自证，并会很快被证明毫无价值。我对神经症研究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新奇的发现。而你们不像我，所以没有权力表示相信。在做学问上，我们不能轻信，也不能妄加批判。你们难道不知道所谓的“一见钟情”起源于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即感情领域吗？我也不需要患者相信精神分析并加以维护，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坚信精神分析，反而看起来很可疑。我们希望他们带着善意的怀疑态度。你们不是也会试图在脑中建立精神分析的概念，让它和普通的或精神病学的概念共存吗？它们会彼此影响、相互较量，逐渐在你们的脑中建立起坚定不移的观念。

从另一方面看，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给你们讲的精神分析是一套完全依靠推测的理论。实际上，精神分析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要么是经验的总结，要么直接从观察中获得。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检验所得结论是否恰当，所用的方法是否合理。经过了二十五年的研究，我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我可以说这些观察都十分困难、紧张且费时费力。我常常觉得，反对者不愿意考虑我们陈述的客观起源，好似他们觉得精神分析研究完全是一时兴起的主观想法，大家可以任意指摘，恕我无法理解这种敌对态度。也许医生已经习惯于不注意神经症人的叙述，不认真倾听他们说的话。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无法从与神经症患者的交流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也不愿意去观察他们的言行。我乘机告诉你们，在演讲中我不会针对任何个人提出批评。我一直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父”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源自希腊的诡辩术学派，该学派的错误之处在于过分强调了辩证法的价值。相反，对我来说，科学批判除了带有个人彩色之外，几乎一直毫无建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几年前我甚至可以夸耀和一位学者（慕尼黑的洛温菲尔德，Lowenfeld）展开了一场常规的科学辩论。辩论的最后结果是我们成了朋友，友谊延续至今。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再与人辩论了，因为我不确定结果总会如此。

你们一定觉得我拒绝讨论显然是太固执和不虚心的缘故，或者是像科学界的俗语所言“完全出于一种个人偏见”。对此我想回答说，在经过了艰苦的研究之后，你们也会认为自己有权坚持自己的主张。进一步说，我想要强调，在研究过程中，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做出了修改，以新的观点代替了老旧的观点，并且每次我们都会公开发表陈述。但坦诚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些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自我修正，直到今天还在批评那些含义早已过时的假设。另外的一些人一直指责我在研究中的偏差，据此断定我的研究不可靠。屡次改变观点的人固然不可信，因为他最后的主张也可能存在谬误。与此同时，有人却把坚持己见、不愿放弃自己观点的人说成是固执和有偏见。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批评，除了坚持自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外，我还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我做出决定的原因，我会随着实验的进步，不断调整和修正我的理论。但我现在还不觉得有改变基本观点的必要，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精神分析中关于神经症症候的理论。为了方便进行类比和比较，我自然要将它们和之前介绍过的现象联系起来。我将选取诊室里一种常见的神经症作为例子。当然，精神分析师无法在15分钟的时间里给予诉说多年病痛的患者太多帮助。他较为深入的知识使他无法像其他医生一样仓促给出诊断——“你没什么毛病”——并提出建议，“去水边疗养一段时间即可” 。有人问我的一位同事如何处理那些看病的患者，他耸了耸肩说，要“罚他们不少钱来赔偿时间的损失” 。因此，你们听说即便最忙的精神分析师也很少有病人来访时，便不会感到奇怪了。我在候诊室和诊室之间设有一门，在诊室内又有一门，还铺上了地毯。这种布置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患者从候诊室进来后都会忘记关门。实际上，他们几乎都忘了关这两扇门。一旦我注意到，便会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回去把门关上，不管对方是高雅的绅士，还是时髦的女子。这当然会给患者留下傲慢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要求也常常令我名誉受损，因为连门把都不愿意碰的人常常习惯于等着仆人来关门。我恳请你们在没有听完我的话之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因为只有当患者独自一人在候诊室的时候，他才会忘记关门。假如还有人在候诊室等待，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防止谈话被别人听到，从来都会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

患者忘记关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的，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正表露了患者对医生的态度。他像是去面见权威人士，小心翼翼，有些怯场。也许他会事先在电话里约好时间，同时又渴望造访者云集，最好像集奶所分点前的人群一样多。现在他走进诊室，发现里面的布置非常朴素，所以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如此失敬，所以要用不关门作为报复。他这样做是想对医生说：“好吧，这里没有别人，恐怕除了我，别人不会来吧。”如果我没有立即尖锐地提醒他，恐怕他在谈话时也会流露出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你们在这个小小的症候性动作的分析中，找不到之前没有提到的内容。也就是说，我假设这个动作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是有动机、意义和目的的；这种动作所属的心理背景是可知的；这种小动作透露了更为重要的心理历程。最重要的一点是，做这个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历程，因为没有患者会承认他们不关门是为了表达对我的蔑视。一些人可能会回想起进门时微微失望的情绪，但他当然意识不到这个印象和症候性动作之间的关联。

现在，我们将这个小小的症候性动作的分析和对某位患者的观察一项一项地加以比较。我想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它相对简短。然而在叙述中，许多细节还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请短假回家的年轻军官要我去治疗他的岳母。这位老太太的家庭非常幸福，但总有一种无聊的想法，让她和家人很是烦恼。我见到了她，她53岁了，保养得很好，待人简单舒适。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她婚姻幸福，和丈夫一起住在乡下，丈夫是一家大工厂的厂长。她说丈夫和她恩爱备至，不能尽述。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已经30年了，从来没有芥蒂、嫉妒或争吵。现在她的两个孩子都成家了，但丈夫出于责任还没有退休。一年前，忽然发生了一件她自己也不能理解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她的丈夫和一个年轻女子有染。她立即信以为真，从此幸福的感觉不再。更详细的情况如下：她有一个女仆，并经常把隐私之事告诉女仆。另有一个年轻女子，出身与这个女仆不相上下，但生活较为顺遂，因此女仆对这个女子怀有强烈的恶意。这个女子没有从事家政服务，而是接受了商业训练，进了这家工厂工作。后来，因为男人都去服兵役了，这个女子升到了较高的职位。她住在工厂里，所有男职员都认识她并尊称她为“女士”。这位失意的女仆当然竭尽全力地讲昔日同学的坏话。一天，那位老太太和女仆正在评论一位来访的老先生。据说他没有和妻子同住，而是养了一个情妇。那老太太不明白他的妻子怎么会不知道，接着突然说道：“如果要是我听说自己的丈夫也养了一个情妇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笔记是伪造的，信里的内容正是她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她断定——或许有道理——这信出自不怀好意的女仆之手，因为信内说的自己丈夫的情妇就是女仆痛恨的那个女人。我们的这位患者虽然立即看穿了其中的阴谋，而且知道在她所住的小镇里，这种匿名检举行为是不可信的，却仍因这封信而得病。她非常激动，把丈夫叫来大骂了一顿。她的丈夫觉得这事儿很可笑，予以否认后，妥善地处理了。他找来了家庭医生和工厂里的医生，尽力地安慰他的妻子。他们的第二个举动也很合理。被辞退的是那个女仆，而不是女仆记恨的那个工厂里的女子。此后，那位老太太尽管一再安慰自己匿名信不可信，但却一直不能释怀。只要听到那个女子的名字，或者在路上遇见她，都会引起这位老太太的怀疑、忧虑和指责。

那位老太太的病症就是这样。我不必掌握许多神经症学知识便可以知道她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太平心静气了，与其他精神病患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我们说她的情况有所不同。实际上，她一直没有让自己不再相信那份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一个精神病学家要对这种病症持什么态度呢？从他对不关候诊室门的患者的态度，我们不难推测，他认为这件事是偶然的，不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所以大可不必研究。但对这位心存嫉妒的老太太，我们不能采取同样的态度。这种症候性动作似乎无甚大碍，但症候却要予以注意。它主观上引起了痛苦，客观上可能破坏家庭，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不闻不问。精神病学家做的第一个努力是通过一些显著特点来概括该病症的主要属性。折磨那位老太太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无意义的，因为年老的已婚男人确实可能和年轻女子发生暧昧，但这个观念仍有些无意义和不可解的地方。除了那封匿名信，那位老太太没有别的证据证明她温柔忠诚的丈夫也属于那种人，养情妇不能算作普遍情况。她知道这封信没有依据，也能完满地解释它的来源，因此理应可以说服自己没有理由嫉妒。她确实也想要这样，但尽管如此，她仍像真有其事一样深感痛苦。这种不合逻辑和现实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妄想”。这位老太太患上的是“嫉妒的妄想症”，这显然是此病症的主要特点。

如果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对精神病的研究兴趣必将增加。一种妄想如果不能因现实而消灭，那么这种妄想必定不是源自现实。但是妄想的起源是什么呢？妄想的内容可谓千变万化。为什么上面例子中的妄想是嫉妒的妄想呢？哪种类型的人更容易患上嫉妒的妄想症？我们求教于精神病学家，但他们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我们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只关心其中的一个。精神病学家会调查这位老太太的家族史，也许会这样回答：“妄想症患者的家族里也常发生类似或其他的精神错乱。”换句话说，如果这位老太太得了妄想症，那是因为她有引起这一妄想症的遗传倾向。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只想知道这些吗？能够有效地引起精神崩溃的原因仅止于此吗？我们难道可以假定患者得妄想症是因为这些不成熟、意外且费解的理由，而不是其他原因吗？所谓遗传倾向的负面因素真的可以支配一切吗？无论她一生经历了什么，都注定会患上妄想症吗？你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科学的精神病学不能给我们进一步的解释。我会这样回答：“所给的比所拥有的多，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骗子。”对于这个例子，精神病学家完全不知道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其他方法。尽管精神病学家有丰富的经验，但他却只满足于诊断和预测患者的病症。

精神分析能做到更多吗？当然可以！我希望告诉你们，即便再隐晦的病症，精神分析也能发现若干事实，促进进一步理解。我可以请诸位先注意一些表面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事实吗？患者实际上把匿名信当成了支持妄想的证据。就在前一天，她在与女仆谈话时就说，如果自己的丈夫也与年轻女子私通，那该有多么不幸。这么说才让女仆有了写匿名信的恶念。所以那位老太太的妄想并不是因为有匿名信才存在的，妄想先于匿名信存在于心，引起了一种恐惧。除此之外，由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种种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思考。患者在叙述病情时非常乐意，但之后我要求她继续说一说自己的思维、想法和回忆，她便不愿意了。她说什么也想不起来，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两个小时之后，只得停止分析，因为她自称妄想已好，不会再发生了。这次分析对她回想起自己嫉妒妄想的病因有所启发，原来她对一个年轻男子，也就是催促她来进行专业咨询的女婿有一种迷恋。她本身没有意识到这种迷恋，或者所知有限。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迷恋很容易被伪装成无害的慈爱。我们根据进一步的经验，不难理解她想当好太太和好母亲的心理。这种迷恋，这种可怕的畸恋，自然不被允许入侵她的意识。但这种感情一直存在，造成了巨大压力。压力既然存在，就不得不寻求机会释放。最即时的缓解方法便是依靠嫉妒妄想的移置作用。假如不仅是她对年轻男子产生了迷恋，老先生也与年轻女子存在暧昧，那么她便不需要因不忠而受良心谴责了。幻想丈夫不忠便成了对自己伤痕的安慰剂。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但妄想和有意识反应却因这种感情而起。对妄想的一切反驳自然无效，因为它们只针对反应，而未触及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强有力的原始力量。

让我们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看看简短的精神分析能对解释这个例子做出什么贡献。我们自然假设收集到的材料是真实的，这一点你们不必反驳。首先，妄想不再是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的。妄想充满意义，有目的和动机，而且是患者感情经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妄想是对另一种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必要反应，至于到底是哪种潜意识心理活动，可以由其他表示推测得知。妄想的本质是抗拒基于逻辑或事实的观点，抗拒包含了一种希望——渴望获得慰藉的希望。最后，上面这个例子的经历决定，这种妄想是嫉妒妄想而非其他妄想。你们也会发现我们所分析的症候性动作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症候的意义和目的、和潜意识因素的关系。

我们当然还未回答基于上述例子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里面涉及的其他问题是我们当前无法用任何方法解答的，因为条件的局限性，我也无法回答一些其他问题。例如，为什么这位生活幸福的老太太会迷恋上女婿？而且爱情产生后，托词很多，为什么不采用其他方法，非要往自己心爱的丈夫身上推呢？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不怀好意。这位老太太到了一个关键年龄段，她的性欲经历了一个突然且不受欢迎的亢进，这一点便足够说明问题了。此外，她忠诚善良的伴侣多年以来一直性能力不足，无法满足这位保养得当的老太太。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只有这种丈夫才会对妻子特别忠诚，才会特别温柔地对待妻子，忍受她焦虑的抱怨。这种变态的迷恋竟以女儿的丈夫为目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最后分析显示，这个男子对女儿的性欲转移到了她的母亲身上。这种性欲常在伪装下继续存在。我想要提醒你们的是，岳母与女婿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原始人给这种关系设定了强有力的禁忌。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讲，这种关系都超越了我们文化的限制。我当然无法告诉你们在这个例子中是上述三点中的哪一点在发挥作用，是其中两点发挥作用，还是三点共同发挥作用。因为我之前说了，在两个小时的分析之外，我无法进一步得知其他信息。

女士们、先生们，说到这点，我意识到你们可能没有准备好完全结束上面的论述。我这样做是为了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一起比较。现在我可以向你们提一个问题吗？你们是否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之处？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法，同时忽视妄想内容的意义。首先，精神病学探究的不是具体的病因，而是最直接的病因，是将原因归结到遥远而普遍的因素——遗传上。这是否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呢？它们是不是相互补充的呢？遗传因素有没有否认经验的重要性？是不是两者相互作用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你们必须承认，精神病学的本质中并不存在必须否定精神分析研究的部分。因此，反对精神分析的是精神分析学家本身，而非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与细胞组织学和解剖学的关系类似。解剖学研究器官的外部形态，细胞组织学研究组织和细胞的精细结构。这两种研究互为始终，很难看出两者之间有何矛盾。你们都知道解剖学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但解剖人体研究其内部结构曾经像研究人类灵魂的内部构造的精神分析一样为社会所谴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意识到不真正重视精神生活更深层次的潜意识，就不能算有科学的基础。

精神分析屡受攻击，但我现在也许在诸位当中找到了一些朋友。你们也许想看看精神分析如何在治疗方面自圆其说。你们知道精神病疗法对妄想无效，但知道精神分析可以借助对症候机制的洞见来治疗妄想吗？女士们、先生们，不能。至少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疗法和其他治疗方法一样对妄想无能为力。我们可以了解患者身上发生了什么，却无法使患者自己明白。实际上，我曾告诉过诸位，对妄想的分析无法拓展到其他方面。你们可以因为精神分析还没有得出结果就断定其中存在异议吗？我认为不能。在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实际作用时坚持科学研究，是我的权利，实际上更是我的义务。也许有一天，我们取得的所有零碎知识都将转化为治疗技术。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即便精神分析无法治愈诸如妄想等神经症和精神病，也不失为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我们尚未应用这项技术，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人类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他们要协助研究工作，就必须有一个动机，然而他们自己并没有这个动机。因此，请允许我以下面的话作为本讲的结尾：就大多数神经症来说，我们的知识的确已经转化为了治疗能力，而且这些病症在过去是不易被治疗的。现在，在某种情形之下，我们取得的成果在神经治疗领域可以算首屈一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