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五、六年前，闲暇时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归拢了一下，看着能够出一个集子，就动了出书的念头，于是编目，写序，还烦劳青女士一字一句地输录，做电子版，联系出版社，似乎要有明晰的结果了，不知不觉地却停了下来，电子版也因为青女士的工作调整不知落在哪台机子里，一时兴趣索然，就放下忙别的事情了。

这几年常去书店，也常写文章，对于出书这件事，心情却是复杂的。书店里有很多的书，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看不过来，有自己的一本放在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自信心往往大打折扣，但写了那么多文章，作为一种人生阅历的记录，整编一下，于个人亦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出书的念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浮泛出来，加上师友们的鼓励，就慢慢地做了一些准备，等待出版的机会。

原来整理的集子，主要以随笔、散文为主，书话也占了一部分内容，随着个人的成长，总觉得那时的笔调，是稚嫩的，有些许悔其少作的念头袭来，就不想再翻动了。重新整理，便把内容集中在书话方面，显得干净些，正好这时，也就二〇一〇年前后，成都的朱晓剑兄来约稿，说是台湾的秀威书局有这样的出版意图，我把书稿发过去，过了一段时间，传来的消息是，出版方觉得内容太散，就又放下了。

这样到了去年底今年初，晓剑兄又发来消息，说他在筹划着做一套书话集，读书风景文丛，问愿不愿意加盟，我问他大致有多少人，都有谁，他回答说二十人左右，并发来作者名单，我看了看，欣然同意了。我把重新整理的那个集子，又细细地缕织了一回，尽量使内容集中，且不偏离书话，还要显得活泛些，调整完成后，仔细打量，是比较满意的。发过去，出版方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动作很快，出版合同在三月初就签订了，合同上说书号是国家正规书号，一书一号，五月前出版，并不向作者摊派任何费用，有稿酬。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传说，目下中国出版市场的行情，地球人都知道，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写着小众阅读内容，也没有太大影响的人来说。

说说书名，《与书为徒》，这是我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在编目时我有意识地把它放在了书末，表明我对于书的一种态度，也有书后跋语的意思。这篇文章，是一位文友肖遥的约稿，她当时说，西安财院的严琳在校报上主持一个读书类的栏目《讲书堂》，已有六年的时光了，栏目的第一篇文章是肖云儒写的《第一次人生决策》，而后霍松林、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学人有关自己与书之间的故事的文章就陆续与读者见面，略有规模，主编严琳就想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因为作者中老年人太多，想再增加些年轻作者的文字，希望能写一篇。严琳是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时的同学，多年没有联系过，很快写了文章发过去，她很满意。这书很快出版，就叫《我的读书故事》，二〇一一年六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讲书堂》走出了大学校园，来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我的这篇文章，后来也在几家报刊发表，文川书坊还以它为背景，给我制作了几枚藏书票。

与书为徒，在用它作书名时，我心里不踏实，就给费秉勋教授发纸条说，“费老，请教您问题，词语‘与天为徒、与古为徒’最早出现在《庄子》，我活用嫁接一词为‘与书为徒’，从汉语的使用角度讲，能说通不？”先生回答说，“从语法角度、含义角度，我想都说得通，都没有问题。当然不如《人间世》‘与天’、‘与古’哲理之深厚。”我的心放了下来。我想，《庄子》是博大而深厚的，它所体现的精神，也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取一瓢饮，就很是幸福了。

关于书前的序文，本来想着请师友代劳，绍介抑或推介，后来还是放下了，时间太紧是主要因素，另外，说心里话，我是怕出名，尤其是怕浪得虚名，打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虽然一本小众阅读的书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声名。最终我选了篇先前写的文字，是读知堂后的感想，《自己的园地》，大致亦比较合适，也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用起来方便极了。

三国时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鲁迅先生解读认为曹子建说的是违心的话，一来是因为他的文章做得好，所以他敢说；二来是他的志向在政治而不在文学，所以他说文章无用。我不敢把自己的文章看得多么重要，正如《与书为徒》的封底中介绍我自己的话，写作时断时续，也没有远大志向，偶有文章娱小我就很满足，倘能娱人，则是造化了。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