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书堆中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份《万象》杂志，翻目录，又在似曾相识的疑惑中认真读了两篇文章，很有些好书不厌百回读的感喟，有生命力的文字总是常读常新。

一篇是舒芜的文章《老吾老》。这篇文章是说文怀沙的，尽管文章的开头作者引用钟叔河的文字很有些春秋笔法，但通篇看下来还是能看明白的。舒芜与文怀沙建国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共同承担过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着的任务，文怀沙校注《屈原集》，舒芜校注《李白诗选》，顾学颉、汪敬之、张友鸾等也都各有其责。据舒芜说，文怀沙注《屈原集》出版后，臧克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文注格调低下，引起的后果是，“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舒芜写这篇文章，是“最近”看到一篇写文怀沙的访谈录中，文先生说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出版的《屈原集》的编注者，很是光荣，才说他对这件事还是略知一二的。

另外一篇文章，是范旭仑的《“知兵法而能治军事”》。作者读杨绛的《我们仨》，看到杨绛称钱子泉“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遂援引杨文所记一段故实，辑录钱子泉其时刊布的文章中文字凡五节，其间光怪陆离，多及时政，而予以驳证，得出钱子泉“识见不天真”的结论，以至于令人瞠目结舌。杨绛是学人钱锺书的夫人，钱子泉即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

文怀沙说自己，是自说，作为他的同事的舒芜，认为文说并不符合事实，于是就撰文写出当时的事实；杨绛写钱子泉，是他说，范旭仑认为并不符合事实，就辑录史料，用本人的文字来校正他说的不确。以前读书，听人说“古书多回护”，也听钱锺书说，记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有时不解，现在好像就没有太多的疑问了，因而就常想到那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话；岂至于“古书多回护”，就是现世的人，所说的话，不管是自说与他说，也是值得客观对待的。

舒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六岁了，文章的题目用《老吾老》，结尾只是感叹江河不返，世道变幻，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会发生的，比如，“萧红没有看到蒋遁倭降，冯雪峰没有看到粉碎四人帮，聂绀弩没有看到苏联解体。如果他们复生，把这些告诉他们，肯定他们会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但似乎仍对历史事实的辩证回归有着很足的信心，因而还引用了“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终于，第二年，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八月，他就去世了。杨绛老人还在世，仍然是可敬的老人。

一部二十四史，看来是非常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