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栖逸门”所录十七则故事，集中记载了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栖逸”就是隐居赋闲的意思，它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隐士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国隐士文化，发轫于先秦，承续于秦汉，至魏晋趋于定型，已是变得相当的成熟，以至于成为高峰而后世不见超越。在此期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社会的视觉主要聚焦在隐士个体的言行上，《世说新语》亦复如是，于是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则大致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中国隐士文化的基本情况。
有一则故事说，阮裕在东山过着冷落凄清无所事事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感到很满足。有人拿他的情况去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几乎不惊宠辱，即使是古代深藏不露的隐士，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这个故事虽然是在称赞阮裕，但从另外的层面也说明要做一个隐士，外在条件就是要能够适应冷落凄清的寡淡生活，内在精神上则要宠辱不惊，心理上恬然自足。至于个体的生活状态，游散名山也好，吟啸林下也罢，那不过只是一个隐士在满足前边两个条件之下的个体生活表现罢了。
不过阮裕起初并不就是隐士，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堂弟，先前是做过官的，朝廷曾授他以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光禄”。他在王敦手下干事的时候，“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觞，以酒废职”，于是得免王敦之难，侥幸地活了下来。大致是迫于政治的压力，总之是后来多次摆脱牵连，一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那样，“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于是辞官不就，彻底地做了隐士。这是隐士群中的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以隐为志，以隐为美的，他们步入社会就以归隐为志向，终生坚持操守，做着隐士，如“栖逸门”中所载的刘子骥、翟道渊，他们都是南阳人，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做着隐士，而其志不在于此，或者是经不起外界的**，就出山出仕去了，如鼎鼎大名的谢安，“栖逸门”中所载的孔愉、周卲等人，都是如此。
“栖逸门”中还有三则故事，是说三个不同门第的兄弟二人都是一人做官，一人归隐，却都是各有各的好，读来亦很有趣味。其一说，骠骑将军何充劝弟弟何准做官，弟弟却回答他说，我老五的名望，并不比你骠骑将军差！还是算了吧。其二说，武昌孟嘉在外做官，弟弟孟陋归隐，都很有名气。京城里一帮有名望的人想看看隐士的风采，就派信使对孟陋说哥哥病重。孟陋赶到京城，果然倾倒一时，见过他的贤达都很敬重他，于是相互传话说，孟陋的才德如此，孟嘉可以死而无憾了。倒像是一场恶作剧。其三说，戴逵在东山隐居，他的哥哥戴逯却想做官事功。谢安就问戴逯说，你们兄弟二人的志向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啊？戴逯回答说，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忧愁，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乐趣。真可谓是人各有志了。
由此还可以看出，隐士在社会中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一方面，政治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非常忌讳他们过度参与，所以在这种博弈中，尊重隐士是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玄论道几乎是隐士阶层的一种基本技能，他们和主流思想是合拍的，亦为社会民众所认可；另外，在统治阶层内部，有众多的官员也都是隐士出身，自然也会有一种情感的因素在里边。所以他们也会有比较好的社会待遇，“栖逸门”就有一则故事说，晋司空郗超每次听说有人想崇尚高远而隐居时，就为他们备办百万钱财，并建造住宅。戴逵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给人写信说就像住进了官衙里一样。
隐士文化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至少为一部分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方向，工作与生活不如意了，就可以归隐，清静无为去了。即使是不去归隐，但“栖逸”的精神理念亦尽可以调适社会的心态和士人的心理，特别是为知识分子描绘了一个思想的桃花源，精神的栖息地，而使社会谐和着发展。魏晋以后，隐士文化代有传承，繁花绽放，不尽一一，仍然发散着奇光异彩。
不过，正如鲁迅所说，“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中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倘要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归隐的志士，未尝不为默默的大众，因而，究其实际，我们确乎是应该从隐士个体的形象中跳将出来，而去体认隐士文化的内核，志在远山，却不无家国情怀，努力着做好自己的事情，成为默默大众中的一人。
原文
【栖逸18·6】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栖逸18·5】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栖逸18·10】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栖逸18·12】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栖逸18·15】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