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期，八王之乱，诸侯蜂起，天下就真的是乱得不成样子了。东海王司马越这时是朝廷中的权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就说的是司马越与王衍二人。在晋怀帝永嘉四年，即公元三一〇年，他带兵讨伐茍晞，让王衍以太尉的身份作他的军师，次年三月，司马越死了，大家于是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此时没有担当，巨辞不任，就护送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次月，晋军又被后赵石勒击败，王衍自然也就成为俘虏了。

王衍这个人，是西晋时期有名的清谈家，喜好老庄学说，而且位及三公，在被俘期间，他的本来面目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先是应石勒之邀陈说西晋旧事，分析败亡原因，并推卸责任，说罪不在己，乞免一死，而后又劝说石勒称帝云云，总之是应了他创造的那个成语，“信口雌黄”，连石勒也觉得他面目可憎，就问党羽孙苌说：“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于是半夜里派士兵推倒墙，把他压死了。政治上的不可靠，成为石勒杀死他的根本原因。据《晋阳秋》所载，王衍在死之前，曾经对人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说：“吾等若不祖尚虚浮，不至于此。”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效法崇尚虚而不实的风气，也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王衍所谓的“祖尚虚浮”，是指他的玄理清谈而说的，是承认自己因为清谈而身死国灭了。这即为“清谈误国”一词的滥觞，后来清代顾炎武又把它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其实在当时，王衍的自白，就已成为了一部分清谈亡国论者的口实。《世说新语》“轻诋门”中的一则故事说，桓温北伐进兵洛阳，经过淮河、泗水，和众僚属登上大船的船楼，眺望中原，感慨地说道：“终于使中原沦陷，长久变成荒丘废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

王羲之似乎亦有这样的观点。在《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一则故事说他和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然遐想，大有超脱世俗之志。王就对谢说：“夏禹勤勉国事，到处奔忙手足都长满了老茧；周文王早晚勤政，无暇吃饭，总是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处在危难之中，每个人都应为国效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会废弛政务，华而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恐怕这在当前是不适宜的。”

但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相互对立的回答。“轻诋门”中待桓温说完，站在一旁的大司马记室参军袁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国运本来就有废立兴衰，哪里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桓温满脸不高兴，借用荆州牧刘景升宰杀一头牛的故事来比况袁虎，意在要杀了他，在座的人都感到惊骇，袁虎也吓得变了脸色。而“言语门”中谢安对王羲之的回答就艺术性强一些，他说：“秦国任用商鞅，仅仅两代国家就灭亡了，难道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玄理清谈，在魏晋是一种风尚，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亦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鲜明的社会特征。它承继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尤其是深受东汉末期征辟察举人才制度的巷闾清议的影响，才成熟起来。不过清议重在人物道德的品评，而清谈则有了学术交流和思想争鸣的性质。清谈的内容则老庄、儒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无所不包，像而今文艺沙龙一样，名士风流，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几乎成为时尚，风行而成为一种士人的生活方式。

显然，就清谈本身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理论贡献，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虽然当时反对清谈误国论的人，如袁虎和谢安，在认识层面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但后来的实践还是证明，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清谈误国，以至于后来由它衍生而出的空谈误国，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在批判一种坐而论道，不务实事，不以国计为重的浮夸作风，正如王羲之所担心的那样，“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其中包含了一个度的把握和界的分野问题，从而提倡一种真干实干加苦干的精神，即所谓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了。

原文

【轻诋26·11】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言语2·70】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