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人与前人的文章，用自己的眼光选编成一部集子，要它流传，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岳麓蔡镇楚先生一九九六年出访韩国，发现了明人汉文手抄本《文致》，翻印编校定稿后，由岳麓书社一九九八年七月出版，我们才有幸看到了它。

《文致》这本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说：“无卷数，内府藏本。明刘士鏻编。士鏻，杭州人。崇祯辛未进士。是集辑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通为一书，不分卷数，但别为十有七门，诠次颇伤芜杂，无所取裁。”大致情况基本清楚了。从目录看，它是历代散文小品的结集，所选作品的风格明显表现出明末的时风与文风，表现出了编选者的情操和审美意趣。我们应该注意到，其一，编者重视女性作品，在作品有限的数量中选辑了卓文君、王昭君、武后、步非烟四位女性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社会价值；其二，在历代作家中，苏轼作品选辑最多，为五篇，其次为白居易，大致也应当能看出整部集子的风貌；其三，重名家而不轻作品，集子中选辑了一位没有姓名的作者的作品《讨蠹鱼露布》，说明选者是重视作品的。

不过，这部集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按内容分为“十有七门” ，我们却并没有看到这“十有七门”的内容有哪些，不像《世说新语》那样明显。文章大致都按历史时期为序，个别篇目的排序混乱，给人以“诠次颇伤芜杂”的印象，以致按内容分为“十有七门”倒成了借口；因为是手抄本，因而“组、纽”之误，“迨、适”之差，以及错字、别字、增字、漏字等现象和《四库》集本反差颇多，从蔡先生的校记中就能看得出，甚至于把皮日休的《相解》也记在了王勃的名下。诸多错讹，虽可和《四库》集本相参校，但问题是太多了点。

我很赞成蔡镇楚先生在“前言”中的诸多观点，尤其赞同他所概括出来的刘氏的“编辑旨趣与选文标准”，即“重儿女之情，写美人之思；重山林之趣，祈复归自然之愿；重人生之思，抒愤世不平之气；重历史之鉴，发国家兴亡之叹。”读所选篇目，这些感觉都是很强烈的。

有明一代，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这项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他们编成的集子，流传下来，百不及一。《文致》的发现，是值得重视的。